贝多芬传《道德的灵活性》

在《贝多芬百年祭》里，萧伯纳着重提到了这位音乐家“激动人的品质”。他把贝多芬和莫扎特作了对比：一个是穿散腿裤的激进共和主义者，“有像一架不听话的蒸汽轧路机的风度”；另一个则是穿紧腿裤的宫廷侍从——莫扎特小时候曾为了彭巴杜夫人（法皇路易十五的情妇）发脾气说：“这个女人是谁，也不来亲亲我，连皇后都亲我呢。”在他们之间隔着一场法国大革命，划分开了18世纪和19世纪。如同每一个真正激进共和主义者都具有的，贝多芬身上的清教徒性格使他反对莫扎特。萧伯纳认为，贝多芬对莫扎特有“一种出于道德原因的恐怖”。“莫扎特在他音乐中给贵族中的浪子唐璜加上一圈迷人的圣光，然后像一个天生的戏剧家那样运用道德的灵活性又回过头来给莎拉斯特罗（《魔笛》中一个代表真理与光明的人物）加上了神人的光辉……贝多芬不是戏剧家；赋予道德以灵活性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可厌的玩世不恭。”

为什么提到以上这些呢？因为贝多芬和莫扎特之间的对立，使人联想到傅雷和张爱玲之间的一次“笔战”。1933年，傅雷写了一篇论张爱玲小说的批评文章，作为“答客问”，张爱玲以《自己的文章》回应，针锋相对。俩人间的论争，撇开理论家与创作者之间的距离以及文学技巧之类文学本身的问题外，我认为，“道德的灵活性”问题是辩论的核心之一。

傅雷曾译过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是张爱玲所说的那种“有点超人气质”的人物，正是这种要命的气质，使他在“触及每个人的灵魂”的文革中“宁可玉碎，不求瓦全”毫无疑问，傅雷身上有不少乐圣的影子：清教徒性格，严肃近乎枯燥，洁身自好，对真善美有激进而热烈的信仰，崇尚“力的美”——总之，一句话，道德严明，且终生不二。

傅雷从本质上反感“道德的灵活性”，而这种“灵活性”恰恰是张爱玲所竭力维护的。首先一条，张爱玲对于善恶、雅俗、美丑之间的对立有一种世俗的宽容。傅雷避免不了有那种书斋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主义，而对深谙人情世故，以世俗为趣的张爱玲来说，对道德显然没有太多的使命感。其次，张爱玲认定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人性根本不可能是彻底的。其三，张爱玲认为在表现“人生的底子”这个底线上，文学写作是没有什么禁忌的。总之，傅雷认为文学“有所为”，而张爱玲认为文学可以“无所为”，因为现实人生的本相就是如此。套用术语来说，这也算是“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分野吧。

话也说回来了，傅雷之反对“道德的灵活性”，自有其心病。曾经某些聪明人暗示傅雷自戕，以谢时代的作为不够“策略性”，说白了就是死得“不值”。如果这就“不值”，那老舍自沉，王国维自沉，乃至屈原的自沉值不值呢？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逻辑值不值呢？一个大谈“鲍梯却梨底妩媚”、热烈称赞《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丽的收获之一”的傅雷，和一个激烈抨击北洋军阀、在“文革”中愤然辞世的傅雷，两者从来都是统一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美学者一定是一个道德者、政治者。美学和政治、伦理，并不如我们通常所想的那样是对立的。或者说，政治上的骑墙、伦理上的冷漠往往就是因为美学上的贫困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