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啊，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意识形态权威下的人性打捞》

从十七年到“文革”，“宁左勿右”的意识已经融入全民的血液中，几乎成为一种可怕的民族性了。意识形态的桎梏和政治禁区的讳忌令民众在行动上蹑手蹑脚，在言语上失声哑言，他们情愿用“惰性”来掩饰自己在政治风暴面前的胆怯，而不愿过分去涉足这个不知深浅的泥潭。这种下意识的畏惧在“四人帮”倒台后仍延续了若干年。当然，作为一种长期统领的政治权威，更多的人已经对其产生天然的认同感而不再为之质疑或者反思。

令人欣慰的是，少数知识分子在劫难之后仍然保持着他们的清醒和坚定，尽管他们依旧饱受意识形态的干预与伪道义的批判。作为“反思文学”的力作之一，戴厚英的《人啊，人！》在舔舐“文革”创伤的同时，也深刻地表现了这一主题。

三个主要人物：孙悦是C城大学中文系总支书记，善良、美丽而正直，却在“文革”中因莫须有的罪名而惨遭批斗，人生经历坎坷；赵振环是孙的前夫，两人曾因青梅竹马而喜结良缘，却在“文革”时赵抛妻弃女，另结新欢；何荆夫是孙的同学，两人互相爱慕，但“右派”的身份让他浪迹天涯，“文革”后返校，成为一名深受年轻人爱戴的学者。

“文革”之后，孙悦长时陷于一种两难的自我纠结之中：“什么时候我能不为失去你（何荆夫）而痛苦？什么时候我才能原谅赵振环？”

在作品中，孙悦无疑是这场阶级斗争中的受害者，而何与赵亦另有其指归：何对这段历史有着相对客观的理解和反思，他是孙悦所不懈追寻的人生信仰与精神支柱，他的存在，将使孙悦们所试图进行的人性打捞和灵魂救赎成为可能；他的行为，正在努力实践着正如萨义德所说的“知识分子的目标”——创造新灵魂。而赵是这场斗争中的道德溃败者，他对孙悦的遗弃、对自尊的剥夺和践踏、对灵魂的扭曲和玷污，即便是亡羊补牢式的宽恕和忏悔，依旧只能换来孙悦们的蔑视。在孙悦（同时也是作者）眼中，何荆夫是一个纯粹的独立的个体，十年浩劫令他们背负上沉重的十字架，某种近乎精神洁癖的强迫力让孙迟迟不愿与何结合。孙悦说：“在他们（青年人）身上，我既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唯独看不到自己的现在。”“过去”让她受苦、受伤、受骗；“未来”让她继续怀着对乌托邦的光明前景的憧憬和期盼；而“现在”，她正承受着一种源于胜利的痛苦，无助而迷茫。

何荆夫在写一本书，这本书承担着作者厚重的思想主题。书名叫做《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他希望在铺天盖地的阶级斗争之后，重拾已经沦丧的正义、良心、道德和人性。孙悦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她始终还是一个乐观的现实主义者，尽管生活让她遍体鳞伤，尽管现实让她踌躇不前，但她却常对生活怀抱希望而总是自己宽慰自己。激荡的政治气候已经开始消融，但禁忌与避讳仍在，他们努力成为觉醒的、独立的个体，呼唤在阶级斗争中丢失了的自觉、自尊和自信，进而做一个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体。

在一个缺乏独立运用知识的评价体系中，知识分子只是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依附于政治文化体系中获得身份认同。孙悦、赵振环、许恒忠、游若水、奚流等人无不如此。很明显，戴厚英希望何荆夫这个形象是个例外，于是，她别有用意地让他拥有一个“流浪汉”的身份，试图让他游离于受意识形态权威钳制的思维怪圈之外，并竭力发出一声觉醒的嚎叫。

尽管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在清算“黑五类”、批判“封资修”的暴力革命思想仍未消失殆尽的时代里，“人道主义”观点仍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残余和资产阶级意识；同时，经过长期专制统治所树立起来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时刻警惕着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可能动摇其权威地位的权力话语。因此，何荆夫便无可避免地被剥夺了表达的权利，尽管他仍然对党和国家忠诚，仍然坚守着他的马列主义立场。他的这声觉醒的嚎叫只有借助这层“马列”外衣才能换取一丝发声的机会。

然而何荆夫的觉醒/反叛依旧是不彻底的。他所呼唤的“人道主义”不同于“五四”时期所提倡的“人道主义”——那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周作人语），是一条为了解决个人困惑而寻求意义与评估价值的途径；而何荆夫所信奉的依旧是富有时代特色的“大写的人”，他的“人道主义”是基于阶级划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基于社会制度性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以及更为根深蒂固的儒家救世关怀思想。它们共通的地方，也许只在于对自由、博爱、民主、和平的宏观政治环境的追寻。由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体性”只被寄托了试图逃脱成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期望，但它依旧无法免于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

这点局限与学术界对于反思文学思潮的普遍评价如出一辙：反思的焦点仍集中于意识形态角度，文学/人的本体性仍未得以恢复和解放。

此外，这本书的叙事模式也值得一提，它使书变得生动而易看。作者采取了一种对话叙事体，各章节轮流转换叙事主体的视角，在不同人物的叙事过程中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近似于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小说（不知将此书视为复调是否妥当，因复调的目的不在于展开故事，而在于展现叙事主体的独立意识）。只不过，该书众人物在独立发言、独立展现各自的行事原则与人生信条时，依旧难以避免地受控于作者潜在的内心意志，但至少，在80年代初，戴厚英开始作了一次好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