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作为中国问题《t听说是中国问题》

没有看这本书之前，听到过一个个自杀的个例，听候唏嘘感叹，但很少会去从此从此去追问其背后所隐含着的人活着的意义，也不会想到这与我们的传统、政治环境以及文化发展有什么关系，更不会去思考中国人的人生道理和苦恼，以及我们怎么获得中国式的美好生活。看了本书，回头再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自杀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而非一个个个案。

“客居中国近二十年的加拿大医生费力鹏和他的中国同事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中国自杀率：1995-1999》一文，正式向世界公布，中国的自杀率已达十万分之二十三；中国一夜之间变成了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有指出在中国自杀者多为妇女、农村人口、年轻人和老人，而非西方的男性、城市、中年人。西方的这种自杀现实已得到看涂尔干的理论的解释，即现代性带来的异化，孤独和疏理，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抑郁。显然中西不同，自然不能用西方的理论来套用。这些中国人为什么自杀？为什么是这些类的人自杀？作为中国性的问题其不同在哪里？想要解决这些问题，西方作为参照仍具有必要的探究价值。

绝望是自杀者的最大特点。在西方基督教赎罪传统里，绝望是大罪恶，是不被允许的，虽然生命艰难，但是赎罪的过程不能伤及身体。就是说基督教一方面认为人是有罪，即不要对此世的生活抱有过多的美好希望，但是不能失去自身的希望。那些自杀者本来是忏悔彻底的人，但却因为伤及身体而进了地狱。自然身体是神圣的，另一方面，自由意志是人的有一神圣性的体现。但正是自由意志有可能使人作恶和堕落。人犯罪反而是人神圣性的体现，正是这个罪性与神性的纠缠，牵引出西方的自杀问题。现代社会西方的自杀，正是自由意志突破了神性的限制，因为自文艺复兴以来，神被打到了，即上帝死了。

中国没有基督教传统，不存在原罪的问题，但是自杀很少作为独立的问题出现。中国自古的自杀都和气节德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劝人不要想不开的时候，经常要提到“你要想想你的父母，你要考虑你的子女”之类。因此在中国自杀本身没有好坏，关键在于自杀的理由，这个理由是否符合道德或者气节。那些逞一时之气而自杀的，是不好的、不对的，是要下地狱的。但是到了现代，五四以来的家庭革命和社会革命，中国人去除了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对自由意志的束缚，获得了独立追求幸福和人格尊严的权利。 但是伦理束缚减少并不等于就有了幸福生活，没有独立人格和面子，日子过不好，过分追求又会丢掉性命。“依靠人们的情感和自觉的伦理生活，反而更加艰难。”中国的自杀者多是游离于社会之外或者过分认真者说明了这一点。哪么问题到底处在哪里了？

著者从中国人的生活常态中提出了两个词——“过日子”和“做人”，从中国文化中的生命观念，善与恶的纠缠入手，藉此寻找一个合理的答案。中国人讲命，而过日子和做人正是命运的展开，中国人的命运观，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善与恶都在其中展开。过日子是在家庭之中应对变幻无常的命运，而做人则要在此过程中完成自己的气节和生活境界。过日子难以把握，而做人的高度却可以彰显。自杀在过去还是现在追问的都是过日子和做人的道理，不管是尽节完贞还是逞其戾气。过日子和做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在人与人之间互动，而人与人间的关系无非“爱”与“恨”。正是这人与人之间的“爱”与“恨”的摩擦，有时就会生出“怨”“委屈”“赌气”。正是这些小的摩擦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自杀者。那么怎么在现代处境下既维护人的尊严，又让人过上幸福日子，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这个现代社会里的人心的政治的问题，是很难把握的。但是著者还是给出了他的调解之途。要解决此问题，我们要从西方和古代吸取营养，但我国没有一个上帝来照看人心。也不可能造出一个普世的宗教来安慰人的心灵。那么中国的政治就不能把人心的幸福抛出政治之外。中国的自杀者只能是在医院和公安局里得到一些制度的回应，而制度是冷冰冰的。那么政治该怎样进入人心领域，有不妨碍人的尊严与自由呢？自古中国就有礼乐传统，然而礼乐只是起教化作用，只是过日子的一种诱导，帮助人们理解过日子，做人才是个体生命的自由维度的升华。怎样在拥有独立人格和尊严的情况的同时，拥有幸福的生活，是现代的中国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最后请记住作者一句警醒的话：

“如果不能为人们找到一条不但自由，而且淳厚；不但高贵，而且快乐的过日子的道路，我们哪怕不会堕落成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也会变成一个冷酷的国度。关心人心的政治，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无论如何要完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