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陨《星陨》：一本关于衰老和反思女权主义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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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陨(La touche etoile)

作者:(法国)(Benoite Grouit)贝诺尔特•克鲁尔 译者:黄钏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小说《星陨》是法国女权主义作家贝诺尔特•克鲁尔(Benoite Croult)的近作。这首先是一本关于衰老的书。就像船远远驶出后再回望不曾看过的全景般，年逾八旬的作者用自身的经历和犀利清晰却不乏幽默的语言，将衰老和死亡的沉重化为对生命的热忱，用乐观的语调为读者讲述一节“黑暗的教程”。

同时，这也是一本回顾与反思女权主义的书。面对男女平等早已毋庸置疑的时代，这位老女权主义者戏称自己永远是个“恶人”，将那些为我们所遗忘甚至不曾知晓的历史重昭于世，并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不公与偏见从未消除却粉饰太平的时代谎言。

“时常有人问我：‘您还是女权主义者吗？’”，贝诺尔特•克鲁尔女士在访谈中不无嘲讽地说道，“就像我患了某种痼疾，永远都无法治愈。”女权主义(feminisme)，在偏见的眼光下，并非一个伟大理论的代名词，也非女性解放与人类进步的同义词，却是个激起厌恶与误解的字眼。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femina”，最初的含义为“具有女性品质”，十九世纪末开始用作指称性别平等理论和女性争取权利的运动，中文惯译为“女权主义”。然而，近年来大量学科和理论中更普遍地使用“女性主义”的译法。其区别笼统而言，便是前者偏重于政治性，强调女性解放运动中对“女权”(权利及权力)的争取与捍卫；而后者偏重于文化性与文学性，更为多元化——其本身就包含了“政治女性主义”(即狭义上的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发展至今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诉求与目标，因而其命名不可能一元定论，中文的两种译法恰恰是这种立场改变与发展进程的一个侧面反映。

虽然“女性主义”更为全面，更具包容性，而“女权主义”一词因其本身固有的片面性，缺乏一种连贯的历史透视，常常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却更符合人们至今仍对女性主义的偏见与误解。人们只记得女性主义历史中的暴力、冲突、过激言论与行为，因而“女权主义”这个词汇负载了片面狭隘的解读和扭曲变形的记忆色彩，“女权主义者”则成为一个让入避讳不及的标签。《第二性》的作者波伏娃否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几十年来被尊为女权偶像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多丽思。莱辛也非常谨慎地否认她曾视己为女权主义者，更不必说普通女性了。到处都能听到“我并非女权主义者，但是……”这个无奈而懦弱的句型，几乎变成了一种症候。就算有人意识到性别歧视的存在，或是有了某种朦胧的女性主义的意识，却不想让自己标上这个可怕的称号。因为“女权主义者彻底地被定义为丑陋、令人厌恶、欲求不满、幸福的敌人、真正女人的敌对者，如果可能的话，不生育和看似同性恋，那真是锦上添花”。

与“女权主义”相应的是“misogynie”——厌恶、敌视女性，常被译为“厌女症”。虽然有孔夫子曾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但对于推崇阴阳调和的中国传统文化，“厌女症”这个外来概念仍是应用并不广泛的专业术语(在《星陨》书中转译为“歧视女性”。而男权社会仇视女性的现象在西方文化中强调的是男女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其根源常被追溯到《圣经》中将人类原罪归咎于夏娃——女人，无论基督教、犹太教或是伊斯兰教，教义中都存在对女性的负面评价。此外，女人既然是上帝为男人而造——用亚当的肋骨造就的，于是在传统意义上，女人从来只是男人的附庸而非独立完整的人。且不说宗教，就说代表人类理性理想的西方哲学，从亚里士多德把奴隶与女人视为理性不健全者，一直到扬言“你到妇人那边去吗？别忘了拿上你的鞭子”的尼采，无不是以男性为中心，无不乏“厌女症”患者。又何必再一一罗列其他领域的例子呢？小说《星陨》中玛丽侬所撰写的《歧视女性的历史》，若真有其书，该是一本多么精彩的著作！

这部小说通过几代女人的故事，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我们并不熟悉的法国女性主义的历史。主人公爱丽丝，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年轻时便投身于女性解放运动，一生见证了整个世纪法国女性主义的兴衰。在这个人物身上，作者无意或是有意地投射了自己的经历。贝诺尔特•克鲁尔，1920年出生在巴黎一个优越而充满艺术气息的家庭里。其父AndreGroult是个装潢艺术家，母亲Nicole Grouh是著名时装设计师Paul Poiret的妹妹，拥有一家属于她自己的品牌时装店，是一位优雅美丽衣着超俗的_女士。贝诺尔特•克鲁尔的双亲与战前巴黎的艺术家作家们交往密切，毕加索(Piasso)、皮卡蒂亚(Picatia)、保罗•莫朗(Paul Morand)等名人都是家中常客。在这种文艺氛围的熏陶下，贝诺尔特•克鲁尔从小对古典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在大学里攻读文学、拉丁语、古希腊语和语史学，毕业后曾教授三年的拉丁语和文学，随后开始了她的记者生涯。这都与爱丽丝的身份和背景十分相似。作者经历了三次婚姻。第二任丈夫Georges de Caunes是一位著名的电台记者，同时也是个大男子主义者。小说中关于爱丽丝的妹夫维克多这个人物，贝诺尔特•克鲁尔所用的批判笔调幽默甚至有些刻薄，是否交织着爱之切责之重的个人感情呢？她也曾是个所谓真正的女人，完美的伴侣，对丈夫绝对的顺从，为家庭牺牲一切。这是那个年代妇女的典型生活模式，但个人发展的愿望终而促使她与世俗抗争。虽然离婚在当年仍被当成丑闻，但她做到了。多年后才与作家Paul Guimard相遇，两人相知相惜相伴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