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病 天知否《被侮辱和被损害的》

朱健国在某文章骂了巴金和《收获》，巴金何许人？文学界的庞然大物啊，《收获》何种刊物？纯文学刊物中的代表刊物呵！朱健国胆子好大，脾气好大！

在此我先揭露一下朱的老底，俺从草原部落黑马文丛发现此名字，书中介绍他生于伯牙子期相会的汉阳琴台之郊，他的《不与水合作》书中访谈深圳经济学者何清涟，揭露***冤案内幕；质疑余秋雨；在此书中就已经向巴金进言了，他建议巴老退出文坛，理由为：巴老的思想已不在今日文化界最先进之立场，身体已无法领导中国文坛，您应当主动坚辞“作协主席”一职，让贤与实际办事者，将精力用在检讨文章及呼吁建文革纪念馆。 巴老是真老了，比不了欢蹦乱跳的王朔，王能浑不吝地四处出击，巴老只能是生闷气了。在我眼里朱先生成为一个趁火打劫者，思想者的思想很不健康。在他眼里仿佛只有一条思想者主线：李贽、鲁迅、顾准、王元化、遇罗克、***估计还有李锐。.他批驳总扯入的话题是文革。腐败，下岗。知识分子自由等，这不能说不对，诚然他是个知识丰富的杂文家，可他有个缺点就是把真把自己当成思想家，他不知道肯定否定什么，利用了许多知识资料来钻牛角尖，最后也没阐述出什么。他在反击巴老的文章中提出：为什么‘真诚的’郭老（沫若）在文革中不向巴老做一些提醒暗示？简直太滑稽了！那个时代谁说的清，谁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呢？

其实文革在1942延安整风就开始了，悲剧的理论家王实味在《谷雨》发表杂文《政治家。艺术家》他的文章叙述了当时歌舞升平“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真实现象，他还主张艺术家责任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这与欣欣向荣的主潮发生强烈冲突。1947年2月陕西兴县，王被削掉头颅，鲜血迸溅。解放后胡风等写了一批鲁迅式杂文，被钦定为反党集团。。。新的时期需要新的御用工具，哪里容你半点真言？老舍先生写的《茶馆》、《春华秋实》、《龙须沟》等作品被一次次删改，一次次被停演，需要路线原则啊，有些人认为《茶馆》中流露了“今不如昔”、“怀旧”、“影射公私合营”、“反社会主义”后来在剧本中加了大量口号，招牌，就是为了突出什么。1966年夏，那些红卫兵用皮带、皮靴、唾沫、木刀来残害一位有人情味的老人，他的头被打破，眼镜被打飞。后来在派出所又将人民的艺术家轮番毒打。8月24日晨，老人和自己的孙女告别后，绝望地投入太平湖。

我曾看过一本书《人有病，天知否》内文的事件令我糊涂，书里全是整人的篇什，尤其文人整文人，里面充斥着这些名字：周扬、冯雪峰、刘白羽、秦兆阳、浩然、艾青、胡乔木、郭小川、邵荃麟。没有深处那个时代甚至是亲历者是不会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说不清谁整谁？

其中印象很深的有一段：“作家整作家非常厉害，上线上纲，一些作家还到处鼓动，草明、阮章竞、雷加、黄纲等到《人民日报》请愿，一定要公开批判我，我跟他们有一些恩怨，跟草明原来关系不错，但文革造反造错了，我不理她，她记了我的事（浩然语）。”

在那个时代果戈理到中国也会苦闷，在我记忆里显现了这些作家，在解放后除了老舍、郭小川等这些作家创作外，还有那些地下文学------“红色纵队”、“食指”、“白洋淀诗派”、“知青地下文学”，其中有被斥为黄书的《曼娜回忆录》、传奇《梅花党》、毕汝协的《九级浪》、北岛的《波动》，其他的那些作家呢？50年初卞之琳烧掉自己长篇手稿，以后很少拿起笔；由于郭沫若在香港发了《斥反动文艺》批了沈从文，使沈压力很大，1949年沈从文学创作转向了文物研究；钱钟书解放后仿佛变了，不说话，不写小说，不见客人，就是调去翻译***选集英文版也听之任之，无一丝怨言。30年代被鲁迅讽刺为“洋场恶少”的施蛰存，1956年发杂文《德与才》讽刺了上海文艺领导大都是不识字的人。于是被发配劳改，接着“三年自然灾害”、“四清”、“文革”成为牛鬼蛇神的活标本，但他还是翻译一些不能署名的书，如《蓬皮杜传》《尼日利亚史》等。前一段在报纸上看到施先生的文章，他的观点与我不谋而合，他认为中国最好的文学在20、30年代，他看到目前语文水平忧心忡忡，汉语被糟蹋如此地步，有个安徽教授为了职称抄袭施老的《唐诗白话》。看起来施老才是活到老，批到老啊！而茅盾先生却是个聪明识时务的人，解放后不写小说，也不写鲁迅式杂文，写的《夜读偶记》与时政远远的，一系列运动中他没受大苦难，落个平安。可1980年他却在庆羊城晚报副刊题词竟写下：双百方针须贯彻，未来鲁迅属何人？

回到本文中巴金在文革也同样受到冲击，他的杂文《随想录》写的不乏深刻，却有点像牢骚，《家》、《春》、《秋》成就了他，散文《阿尔克的灯光》发人深省。解放后他在文学成就不大（巨型随笔《随想录》），只剩下一个令人激动的倡议了（建立文革纪念馆）。可他的这个想法太幼稚，他是个经过多少风雨的老人，（其实他根本不需要郭老的暗示啊），一个连《在桥梁工地上》、《组织部里来的年轻人》、高尔泰肤浅美学都封杀的国家还指望揭自己伤疤吗？再就是朱健国，他太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妄想自己能改变什么？他指出众多问题，引用了大量材料，到底说出了什么，找到灵魂的出口吗？中国历史上是个“人治”社会，朱健国把《收获》斥为封建体制，巴金是主编，李小林为副主编。这的确有问题。昨晚我翻旧报纸看到朝鲜领袖金正日现在就开始培养自己的28岁儿子金正男接班，这怎么解释，你反复考虑问题在哪？诚实地说《收获》发过好的作品（余华、苏童等人的小说），但作为国刊传统的弊病是“人际关系”，诸多刊物选本充满了人际关系，天津《小说月报》是张自忠路出版大楼那几位先生订的；《中篇小说选刊》是福州东水路76号那几个人订的；中国诗歌最高标准以及被承认标志就是《诗刊》所在地展览馆文联那些老头他们订的。你对国家刊物还期望什么呢？目前掌握权势话语的作家们互相吹捧，访谈搞行为艺术，真是喧哗与躁动啊！中国最紧要的不是没有好作家，只是这个时代太缺少有眼力深刻的批评家啊！那些权威、名家、他们被政治、文化、经济变着花样的利用，被侮辱、被损害。（如鲁迅，海子，食指，王小波等）。

作为本文另一主人公朱健国，他是有一定思想的，行文有一定见解，可你面对的是一位行将就暮的耄耋老人，你如此率性而为似乎太不公道了。我再重复一句中国太需要深刻有远见的批评家了，需要真知灼见呀，那些虚伪做作的麻木的腐朽的功利的拥有大量知识而不会合理运用的批评家们，你们存在是文化的悲剧，你们所做的一切都等于没做，你们的一生就等于堆砌大量没有意义的文字而已。2001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