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床《死亡，和爱情一样突然》

老婆告诉我，有个女孩打电话给她同事，端着话筒直哭。她的一个朋友最近被丈夫杀了，丈夫事后也自杀。好端端一个家就这样没了。从爱上一个人，到杀掉这个人，这其间的距离，你知道有多远吗？

1979年，在上海到北京的列车上，谢烨邂逅了顾城。在后来寄给谢烨的信中，顾城写道：

晚上，所有的人都睡了，你在我旁边没有睡，我们是怎么开始谈话的，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你用清楚的北京话回答，眼睛又大又美，深深的像是梦幻的鱼群，鼻线和嘴角有一种金属的光辉，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给你念起诗来，又说起电影又说起遥远的小时候的事。你看着我，回答我，每走一步都有回声。我完全忘记了刚刚几个小时之前我们还很陌生，甚至连一个礼貌的招呼都不能打。现在却能听着你的声音，穿过薄薄的世界走进你的声音，你的目光，走着却又不断回到此刻，我还在看你颈后的最淡的头发。

火车走着，进入早晨，太阳在海河上明晃晃升起来，我好象惊醒了，我站着，我知道此刻正在失去，再过一会儿你将成为永生的幻觉。你还在笑，我对你愤怒起来，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个你活着，生长着比我更真实。

谢烨回信道：

你是个怪人，照我爸爸的说法也许是个骗子，你把地址塞在我手里，样子礼貌又满含怒气。为了能去找你，我想了好多理由，我沿着长长的长着白杨树的道路走，轻轻敲了你的门，开门的是你母亲，她好象已经知道了我，就那么注意地看我。你走出来，好象还没睡醒，黑纲笔直接放在口袋里。你不该同我谈哲学，因为衣服上的墨迹惹人发笑，我想提醒你，又发现别的口袋同样有许多墨水的颜色，才知道这是你的习惯。我给你留下地址，还挺傻地告诉你我走的日子，离开那天你去送我，我们什么都没说，我们知道这是开始而不是告别。

谢烨的母亲并没有看中这未来的女婿，当顾城专门从北京赶到上海向谢烨展开攻势时，他的痴心和率真，并未被未来的岳母接受。顾城为了追谢烨，做了个木箱，天天躺在她家门前。谢家认为他是神经病，据说后来还曾带他到精神病院求医。1979年到1983年，四年中顾城跑了六次上海。1983年8月5日，他们终于结婚了。

可就是在十年之后，新西兰荒凉的激流岛上，顾城留下了四封遗书。一封是给家人的：

爸妈姐：

人间的事总是多变的，关键是心地坦然。这岛极美，粉花碧木，想想你们要身体好，来一次多好呵。我一直在忙各种事，现在真想能在一起，忘了那些事。

人哪，多情多苦，无心无愁。天老不让我过日子，我只好写东西。现在创作达高峰，出口成章，也只是做事罢了。

我现在无奈了，英走了也罢，烨也私下与别人好，在岛上和一个小ＸＸ，在德国和一个叫陈ＸＸ的人。现在正在分家、离婚。她说要和陈生个娃娃。烨许多事一直瞒我。她好心、合理，亦有计划的（地）毁灭我的生活。我在木耳的事上伤了她心，后来我爱木耳要好好过，她也不许了。她的隐情被发现，我才大悟，为什么他们一直用英文写信通电话，当面骗我。英出事后，他们就一直等我自杀，或去杀英。他们安排得好呢，等我死他们好过日子，直到被发现后亦如此，奈何。

烨也好心救过我几次，但到她隐情处，她和陈就盼我死。

陈在德在饭店从小青那邦（帮）我买过电击器和刀，让我去杀英儿。他们安排的（得）好呢。

如此，我只有走了。

老顾乡知道很多烨的隐情。

我的手稿照片，由老顾乡清理、保存；房子遗产归木耳；稿费、《英》书稿拍卖的钱寄北京的给老妈妈养老；书中现金老顾乡用于办后事。不要太伤心，人生如此。

老妈妈万万要保重。老顾乡多尽心了。

顾城 Gu Cheng

有一封是给儿子的：

木耳：

你将来会读这些话，是你爸爸最后写给你的。我本来想写一本书，告诉你我为什么怕你、离开你、爱你。你妈妈要和别人走，她拆了这个家，在你爸爸悔过回头的时候，她跟了别人。

木耳，我今天最后去看你，当马给你骑，我们都开心。可是我哭了，因为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你，别怪你爸爸，他爱你、你妈妈，他不能没有这个家再活下去。

木耳，好孩，你的日子长呢，留给你的屋子里有你爸爸画的画，１２４号。你爸爸想和你妈妈和你住在那，但你妈妈拒绝。三木，我只有死了。愿你别太像我。

爸爸顾城

这几封遗书是1993年10月8日下午在出事现场被警察拾取，字迹缭乱，说明遗书是当时仓促写的。结合他遗书中所言，他是被逼上绝路的，他写遗书时还想着等会儿最后去看儿子木耳，并为之流泪。从遗书中还可看出，谢烨是将继续在世上的。否则顾城不会要求把照片手稿等由姐姐保管，更不用点明房子等归木耳。因为如果没有了谢烨，房子等必然是木耳的，手稿等当然由姐保管。看来事发突然，不知谢烨最后又带给他什么打击。顾城自尽前向姐姐顾乡说：“我把谢烨打了”，是有叫姐姐去救谢烨之意的。顾城离世后，谢烨被顾乡叫来的救护车又转直升飞机，越过海峡送入医院后，抢救数小时失败。

杀人是一朵荷花

杀了 就拿在手上

手是不能换的

杀和被杀都是一种禅

人生就是如此吗？

当我们身边，一个人为至亲至爱人所杀后，对凶手的道德谴责还有力吗？我们涌起的是深切的同悲之感。黑暗中深深的悲哀。那些取彼者也残酷地夺去了我们身上的珍贵的一部分。它动摇了我们生活的信念。恶变得更恶，只不过是让我们更加坚信善；而善变成了恶，却让我们心寒恐惧。不为别的，就因为，爱上了一个人，又杀害了那个人，这件事无情地剥夺了我们人生的真义。阿尔贝特•施佩尔，这位希特勒的生产部长，纳粹战犯，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写道：

有一份我永远不会遗忘的证明材料，展示了一个向死亡走去的犹太人家庭：丈夫及其妻子儿女正走在通向死亡的路上。这张照片直到今天还历历在目。

在纽伦堡，我被判处二十年监禁。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尽管不足以把历史事实概述无遗，但它毕竟力图构成一种罪责。这种处罚，尽管不足以低偿历史的罪责，但也曾结束过我的公民生活。与此相反，上述那种照片却剥夺了我的人生的真义。法庭的判决有期，这张照片的作用久长。

如今，我们也要背负这种罪责了。我们不能简单说杀人者不正常就了事，把杀人推到彼岸就了事。杀人就在我们心里。只要它还没化为一种自省的意识，一种悲悯，就不算对死人默哀了。只要我们朴素的道德还没牢固，在人性的泥塘里就还会再次出现杀人的荷花。爱情是突然的，死亡也是突然的，死亡正在和爱情比速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