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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精神《希腊精神与“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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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3-26 06: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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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古典学专家,汉密尔顿的《希腊精神》(The Greek way,直译就是《希腊方式》)应该是一本古希腊的简明读本,而《罗马精神》与《希腊精神及其回声》则可看作是希腊精神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传播与流变,以及虽然覆灭却被无数人怀念和称道的城邦。

中国人了解希腊,应该是在***战争以后。当时中国处在西方列强环伺之下,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俄罗斯、美利坚均是“船坚炮利”,所以,需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救亡图存。然而,一大批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却是“言必称希腊”,引人深思。作为与中国相同的文明古国,希腊当时早已不是什么世界强国,且不具备“船坚炮利”的军事优势,但却成为“欧风美雨”的核心,足见希腊精神是整个欧美文化的源头。

然而,为何“言必称希腊”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如此重要,为何***在“整风运动”中将中共留苏派“言必称希腊”的行为斥之为“教条”“比屎还没有用”?希腊精神是否不合中国国情?这恐怕要从儒家思想和希腊精神中不同的“立人”观说起。

与希腊主张理智与精神并重不同的是,儒家的“立人”观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学,讲究的是 “每日三省吾身”“克己复礼”,虽然“人之初,性本善”,但“性相近,习相远”,如若不加以教化,便难以成人。所以,孔子经常敲打子路,并以“为之不厌、诲人不倦”作为自己最大的成就。然而,在希腊,苏格拉底与众人之间并无师生之礼,无论是散步、偶遇还是宴会,苏格拉底都是在对话中不断发问,将对方带到思想与智慧的深处。相对于孔子的“述而不作”,苏格拉底更多的是问而不答,在他这里,作为儒家精神的核心的“礼”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价值观的交换和对真理的探求,即便是这一切成为“多数人的暴政”,使苏格拉底死于非命,但希腊精神最宝贵之处也因此得以保存——尼采曾言,“有的人死后方生”,就是这个意思。

由此,教育就成了“立人”的关键。在中国,教育的重要性与教师的权威性几乎是毋庸置疑,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虽然他老人家说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但还是被弟子尊为“至圣”。相对于苏格拉底的悲惨结局而言,孔子似乎是成功者,但在思想层面上,孔子及其弟子生前身后自始至终未能实现“仁”,而苏格拉底却在死后到达了真理的彼岸——2000年后,孔子也未能逃脱苏格拉底的命运,被五四时期的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的衣钵传人,给予了最严厉的批判,其激烈之程度,比雅典人处死苏格拉底有过之而无不及。教育者最终却被受教者打倒,令人叹惋。“立人”的根本,或者说老师该如何做到“教是为了不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如果才能不限制弟子的思想自由,才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与孔子同样都是失败者。

对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帝制已经被彻底推导,但中国又已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时代,民众麻木、愚昧、自私,社会乱像丛生,长此以往,必然有人鼓吹专制以维护社会稳定——中国又将陷入一乱一治的怪圈。而要实现富国强兵,则首先需要一代新人——立人的重要,可见一斑。所以,梁启超做“少年中国说”“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鲁迅“改造国民性”,胡适主张“***”,都是希望中国人能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一点,便是知识分子“言必称希腊”的原因所在。但是,能在短时间内接受“立人”思想的还是知识分子,广大的革命主力军——农民,仍然停留在“等贵贱、均贫富”以及论功行赏的阶段,面对巨大的外敌入侵和生存困境,***便意识到,采用儒家的宗法制更能在短期内组成强有力的军队(这一点,曾国藩是最好的先例),所以,他便带领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次自我批判,“立人”被暂时抛到了一边。而在革命成功后,无论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所谓的“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往往成为党派之争、话语权之争、意气之争甚至是利益之争。2000年一治一乱的怪圈,不仅在于政治,同样也存在于思想和文化之中。而***去世之后,也没能逃脱孔子式的命运。

当然,希腊是一个相对平静的半岛,而不是这样一个战乱不断、灾荒频仍的大陆。不同于希伯来、基督教所代表的信仰、狂热和激情,理性、思辨、民主的精神使希腊人摆脱宗教和神学的束缚,使人性在理智的引导下,得以自由和解放。在雅典,希腊人不会像基督徒那样激烈决绝——“我要以我死,为世人赎罪”,也不像佛教徒那样虚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而是以自由的思考、理性的辩论去探求真理——“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也只有在真理的探求中而非名利的诱惑下,个人的德性才得以不断升华,潜能才得以充分张扬——这一点,正是“立人”的终极目标。而且,希腊人人都喜爱戏剧以体验不同的人生方式,热衷体育以追求体魄健美,热爱思考与辩论以获得智慧。在他们眼中,哲学是爱智慧的学问,而非今日我们所认为的求智慧之学——逻辑和智慧只是心中有爱的工具。所以,在希波战争中,希腊人以弱胜强,依靠的正是这种以爱为先导的智慧、忠诚、勇敢,保卫的是对真善美、爱和正义的信念。

希腊似乎没有宗教。与希腊的诗歌、戏剧、哲学、科技、建筑、体育各方面相比,希腊并没有一种公认的供人终生信奉的信仰。然而,希腊却拥有“立人”所需要的“将人向上提升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除却理智的行动、不断追求真理的思考之外,还有来自于理智之外的精神——那就是诗歌与戏剧所蕴含的美的力量。圆型大剧场诞生了世界上最早、最伟大的戏剧家,而以美育代替宗教的成功范例,应该是源自希腊。这种理智与精神的相得益彰,诗性与理性的相辅相成,使得人性中的坚强与懦弱、崇高与卑劣、勇敢与残酷在此消彼长中,始终向着善的方向。

不可回避的是,苏格拉底之死是希腊精神最大的问号。柏拉图以次断定,在现实的表象世界中,一定还有一个真理的世界。而这一点,在我看来,便是真善美彼此不能相容的事实——假恶丑的存在也有其合理性。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很多时候,美丽只是一种幻象,并不真实,但我们却不必以真理或正义之名将其消灭。很多时候,凶恶或许是破坏阴谋、吓退敌人的一种手段,我们必须保留这样的权利,不必有恶念一生、身陷地狱的恐惧。也正是真善美并非只是完全的和谐统一,当其发生分裂、甚至完全敌对之时,“立人”的理想便遇到了最大的挑战。这其中,苏格拉底选择了真理,坦然就死;佛祖选择了善,教化众生“回头是岸”;而“立人”的信念,如同美一样,则留存在大众不断变化的梦想之中,随时代的变迁而更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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