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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杨绛谈往事《文人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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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3-26 06:0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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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可追。这年头,时兴与时俱进,又要活在当下,故而人们的忘性是日渐见长了。也因如此,变相促成了挂名“往事”的各色读物的兴盛。什么是“往事”?“往事”无他,仅止一堆可供猎奇、窥探、辩驳、影射、史鉴以及凭吊的历史废墟罢了。有人为“往事”的苍凉唏嘘,就有人为“往事”的温情掬泪;有人拿“往事”翻案,就有人用“往事”煽情。这本《听杨绛谈往事》也不例外。

那些读了《我们仨》而意犹未尽进而捧起《听杨绛谈往事》的读者,或许不免有所失望。如果说《我们仨》还算浓汤的话,那么这本《听杨绛谈往事》就止是潲水了。这部以口述笔录方式写就的传记,就史料而言,并无太多新意,其材料大多散见于杨绛此前所写的种种回忆录中,比如《将饮茶》、《干校六记》、《杂忆与杂写》、《我们仨》等等,《听杨绛谈往事》只不过将其拼凑在一起而已。当然,书中也不全是“炒剩饭”,还是有些“鲜料”可抖的。比如钱锺书与杨绛如何情定清华园,又比如杨绛与费孝通的交往等等,其中一些细节,甚至不无文人的妙趣。

钱杨定婚后,假期中两人分割两地,鸿雁传书。钱锺书尤其写的勤,每天一封信。信封上发信人的落款也千变万化,一般称“奏章”。杨绛放假回家后,门房每天进来送信,每每叫道“四小姐,奏章来了。”有一次,信封上署着“门内角落”,门房颠来倒去念这四个字,想不通,去问杨绛,杨绛也不清楚。得回信后才知道,“门内”即money(钱),“角落”乃clock(钟),讲解之后,阖家大笑。

费孝通曾经恋上杨绛。杨绛与钱锺书交好后,给他去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一天,费孝通来清华找杨绛“吵架”,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中学时就同学了。他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as an end not as a means);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无奈只得接受现实,但直到晚年他仍称自己的第一个女朋友是杨绛。钱锺书去世后,费孝通曾去拜访杨绛。杨绛送他下楼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一句语带双关,算了彻底断其念想。

这些文人逸事,自然是小报不容放过的爆炒对象。但是杨绛当年在苏州的振华女中(她在上海启明中学的上学经历已写进《我在启明上学》一文)、东吴大学以及北京的清华大学的上学经历,从教育史角度来看,无疑更具史料价值。而书中零星涉及到的对文学作品的评论,对文学史也不无裨补。比如,钱杨二人的爱女钱瑗曾经评道:“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whisky),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这自然是妙譬。又比如,对杨绛的文章很欣赏的胡乔木,读了《洗澡》后,对杨绛说:“你写的几对夫妻身份都很合适。你是简•奥斯丁派,不是哈代派。”而《干校六记》写就后,最初只能在香港出版,在胡乔木的授意下,才得以在内地面世。胡乔木对《干校六记》下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虽然如此,书出来后,却只能在柜台底下卖。丁玲甚至说《班主任》是小学级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学级;《干校六记》是大学级。

有这些文人轶事、文坛掌故作佐料,《听杨绛谈往事》倒也并不难读,但作为人物传记,它显然是不够格的。这本书名义上是为杨绛作传,但是后半部分涉笔芜杂,夹缠不清。或评介作品,或辩驳翻案,或歌功颂德,或“政治正确”,忙得不亦乐乎,可惜与“谈往事”关系不大。至于“叙述清晰生动,与杨先生的语言风格非常近似”的书商宣传语,纯粹是笑话。诚如有论者指出的,“这本书最大的问题是大量材料都取自我们已经读过的文本,读一遍也只是温习而已,作者的唯一优势是和杨绛亲近,可她见识、思考有限,没有能力从杨那里挖掘更有价值的东西。文采,叙事、剪裁能力等也很平庸。”有一点,可以为之作证,作者身为学者、教育家吴宓先生之女,不忘假公济私,在别人的传记中“夹带私货”,不时标榜自己是吴宓之女的身份,显见得不够高明。书中对传主更是颇多溢美之辞,语近阿谀,不免让人作“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之想。作者其人,坊间早已有公论,对照书中序言中杨绛所言“作者吴学昭是我的好友。她笃实忠厚,聪明正直,又待人真挚,常为了过于老实吃亏”云云,就显得有些意味深长了。实际上,杨绛为《听杨绛谈往事》所写的整篇序言,除了第一句“我不值得传记作者为我立传,但我也不能阻止别人写我的传记”外,全都是皮里阳秋,不妨正话反解。所谓“不能阻止别人写我的传记”,恐怕不仅仅指那些强为他人作传的“胡说乱道之辈”,也包括攀上辈交情牟取私利之人吧。

言为心声。动机不纯,即便再如何“钦定”、“征得同意”,其文字的公信力也是枉谈。一九三三年,胡适在《四十自述》的序言中,曾谈到自己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胡适盼望自己的传记一出,“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我们***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今天看来,实现适之先生的良愿,恐怕还是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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