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诗笺释（上下）《义宁心史教外传？》

自陆键东大作一纸风行，文化界几乎无人不知陈寅恪。陈氏执教海内五十年，桃李满天下，而其晚年心境，则有赖于身处海外的钱穆弟子余英时为之“发皇心曲，代下注脚”，形格势禁故也。冯依北草雄文以攻余氏，反令余说在大陆“谬种流传”。受余氏启发，羊城胡文辉君广搜史料，焚膏继晷，成《陈寅恪诗笺释》二巨册，乃本年度粤版书之特出者也。

余氏解陈氏诗文，时有妙解，精彩纷呈。如率先发现《柳如是别传》所附诗“平生所学惟馀骨，晚岁为诗笑乱头”乃后人改窜，原诗应为“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青鸟》一诗咏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并指出“无酱台城应有恨”之“无酱”，典出《魏书.岛夷萧衍传》，耻笑国民党没有得力将领；1951年《辛卯广州元夕用东坡韵》之“新蒲细柳又争妍”，典出杜诗《哀江头》，而进一步引出明清易代之际怀念前朝的诗文集《新蒲绿》，皆是余氏首创。

余氏文史修养深厚而又绝顶聪明，在《“后世相知或有缘”》一文，指出陈氏1957年致刘恕明书信中“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也”一语真义，堪称石破天惊。“试想太史公和冲虚真人都是老古董，怎么忽然变成了‘新说’呢？其实陈先生这里用的正是我一再指出的暗码系统。太史公是司‘马’迁，冲虚真人是‘列’御寇，他其实是说，他研究历史绝不用‘马列主义’啊！”如此一来，《经史》一诗首句“虚经腐史意何如”即可迎刃而解，正如胡君所言：《列子》又名《冲虚真经》，而司马迁曾受腐刑。

循余氏之途辙，引证古人诗文及近现代史料，全面疏解陈诗中复杂多层的“古典”与“今典”，胡君“加其邃密，得总其成”（罗韬为本书所作《序》），其用力之勤，搜罗之富，实属难得。最重要的贡献，在以“同情之理解”，揣摩陈氏诗意，指明与各诗篇相对应的国际国内史事，以及岭南史地人物掌故，令读者有豁然开朗之感，从这一方面来说要胜出余英时许多。如《卜式》，余氏谓“藉汉代史事为‘民族资本家’辩护”，本书考定为“抗美援朝”爱国募捐运动及推行人民币，若合符节；《吕步舒》，余氏注出古典，而“今典”则只能作一般性猜测，本书明确推定为胡思杜、顾颉刚批胡适。《贫女》“白叠虽廉限敢违”，胡君以为咏棉布统购统销，甚确。他又如疏解“岂知杨獠舞多姿”指“等贵贱，均贫富”的钟相、杨幺辈，进而借陈与义诗喻当世主张“打土豪，分田地”的新势力，广征博引，令人信服。《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简编桀犬恣雌黄”之“简编”，胡君疑所指为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一书，引陈寅恪1944年致傅斯年函为证，颇有新意。

然而余氏诠释学的流弊，在于泛政治化和刻意求深，有时难免多此一举。至可笑者，将陈氏诗、联中“共欢腾”“共唱”“共断肠”的“共”字皆解为“共产党”，可谓画蛇添足。1961年《赠吴宓》第二首“钜公谩诩飞腾笔，不出卑田院里游”，余氏认定“钜公”指***，陈文华谓当是讽刺“文化头子”，余氏尚不服气。胡君此处肯定陈文华之说，然而在本书其它地方偶尔也染上余英时的毛病。

本书有关陈氏咏海棠几首诗的疏解，似乎有粗疏之处。

1936年写赠吴宓的《吴氏园海棠二首》之一：

此生遗恨塞乾坤，照眼西园更断魂；

蜀道移根销绛颊，吴妆流眄伴黄昏。

寻春只博来迟悔，望海难温往梦痕；

欲折繁枝倍惆怅，天涯心赏几人存。

本书以为“海棠色红，故比喻以红色为标志的共产党”，甚为牵强。华东师大胡晓明教授《陈三立陈寅恪海棠诗笺证》云：“海棠花既代表‘往梦痕’，…是他们义宁陈氏三代所护持的民族文化的旧理想，同时，也代表了陈寅恪自己从西方多年留学所学来的西方学术文化的新传统”（此文得自互联网），极为贴切。1948年《清华园寓庐手植海棠 戊子阳历三月廿五日作》“海国妆新效浅颦”一句，本书谓“暗喻中国共产主义只是仿效”。胡晓明则敏锐地注意到陈寅恪此处在诗题后特地注出阳历日期，必有深意，经查阅《中华民国大事记》，该日记载有“国民***副主席孙科发表谈话称：此次国民大会选举，只有***一人有资格当选大总统”。“效浅颦”乃讽刺总统选举闹剧。胡教授的论证原文较长，有兴趣者可搜索之。

1950年《庚寅仲夏，友人绘清华园故居图见寄，不见旧时手植海棠。感赋一是，即用戊子春日原韵》“吃菜共归新教主，种花真负旧时人”一联，前句余英时已有定论，后句胡君谓“似指随波逐流的多数民众有负独立不迁的谔谔之士”，也不算错，但愚意若解作指称陈独秀则更为贴切。盖种花之人，始作俑者也；与“新教主”相对之旧时人需地位相当，以教内而言，非怀宁莫属；“负”也者，仲甫虽发其端，而后来事态发展非其所愿，晚年更对斯大林主义有深刻检讨。若不过分坐实，则旧时种花人指称新文化运动时期着力引进外来思想文化的领袖群体，亦胜于泛泛的“谔谔之士”。

愚于诗学从未入门，不免强作解人。鲁莽灭裂，识者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