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与言论暴力》

文/杰夫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标志性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犹如这个国家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任一历史事件一样，被不同群体、不同利益集团的人，用各类语言和视角进行解剖和阐释过了。

可是，大概在普通民众的意识里，五四运动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仍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同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于其后的资产阶级革命相比，百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最通常地被认为是中国的启蒙运动（特别是在这场运动中受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贯穿于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则常常被比作“文艺复兴”。即使在最近的有关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30周年的文章中，官方的评论员们依旧将五四新文化运动评论为，这篇文章直言不讳地将中西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做了以下的比附：“如果说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三大思想解放，曾经使西方文明引领世界***，那么，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创造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伟大成就，也使当今世界各国刮目相看。”

但在亲历五四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心里，却完全不认同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的说法。在后世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核心人物的胡适，在一开始就反对这种混同。他在1960年的《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讲话中指出，“五四本身绝不是文艺复兴运动，而五四本身是爱国运动。”他只认为，新文化运动才是“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而作为“大幅政治化”的五四运动，在他心里却成为了妨碍完成中国文诸君，均先后对五四运动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或者进行了反思（例如，蔡元培先生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为反对学生罢课游行和其它激进的行为，而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而陈独秀则对苏维埃革命和民主间的关系重新进行了思考和阐释）。

五四运动在学生的引领下，用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代替了之前由知识分子领导的理性批判的新文化运动，这恐怕是陈独秀等发起和组织者并未能意识到的。而这场所谓的爱国学生运动尽管最后在唤醒民众良知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在维系和坚持新文化运动之“民主与科学”的宗旨上，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而此后，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秉承理性批判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逐渐被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义运动而掩盖，最终未能完成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本该完成的任务。由此，民族主义情绪在政治力量别有用心的煽动下，和着帝制传统遗留在民众思想内的窠臼，发酵成为了各类暴力意识滋生的土壤。

一些长期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学者，如费孝通者，也认为，由于近代小农经济基础遭到破坏，传统的社会体制也被打乱，但是新的信仰体系和秩序体系尚未在社会内部得到建立和生长，因此在政治团体的推动下，某些激进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很容易被民众认可和接受。因此，不在民族国家民众价值观中树立起理性批判的思维习惯，就无法根治民众暴力问题。

为此，舒衡哲先生在《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的序言中意味深长地指出，“只要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政治领导人和民众的脑袋中，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无论路途是多么的曲折，代价是多么的高昂。”

在邻近的韩国，同样具有一样的民族思维问题。同样因为历史上尚未进行过一场彻底的启蒙运动，民众缺乏理性思维的习惯，自然在遇到社会问题和矛盾时，民众容易采取极端激进的方法来应对，而网络暴力的泛滥自然就是这种现象在网际间泛滥的结果。而不解决民众的“教育”问题，那就会出现下一个“崔真实”，国家制定再多的“崔真实法案”都没有用，因为在思想领域，制度恰恰是最无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