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秋天《开端 OR 末尾》

1412年，巴黎泥泞的大街上游行队伍庞大庄严，贵族与乞丐无异，大人和孩子同行。所有人都光着脚，饿着肚子，人们呼天抢地，挥泪如雨，洋溢着无尽虔诚。这样的游行持续了三个月，这期间，大雨下个不停……

类似这样来自民间的文献记述在《中世纪的秋天》中被广泛引证。因为，赫伊津哈明确地说：“日常生活给火热激情和幼稚幻想提供的行动范围是无穷无尽的。依靠官方文献的中世纪历史学家有时成为受害者。”（《秋天》，P8）他的生花妙笔以文学化的细腻叙事，重现了那个美德与罪恶、激情与冷酷、禁欲与色情、丰富与贫乏紧密交织的复杂时代，令这部文化史著作温婉感人，给人以极强的现场感。

对于西方文化史学名家，例如泰纳、布克哈特、汤因比、斯宾格勒等人来说，赫伊津哈在中国无疑是被忽视的一位。至今他的书译入中国也不过只有三本。其实他的这本《中世纪的秋天》早在1997年已经有了一个中译本，名曰《中世纪的衰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依据的是从荷兰文转译的英文节译本，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中世纪的秋天》译自英文足本。译者何道宽先生还翻译出版了同一位作者的《游戏的人》与《伊拉斯谟传》，他在译者序言中对版本有清晰的梳理、对主题也有点睛式的概括，是一篇相当尽职尽责的“导读”，特别是对这位急需在国内推介的文化史名家来说更是如此。

赫伊津哈是荷兰著名的语言学家和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尤其在文化史方面不仅有理论建树、更有操练的实绩。早在1905年的文章《历史思维的美学因素》中他就指出历史研究与科学方法的矛盾，他认为历史其实与艺术创造更一致，因此他用美学的方法思考与研究历史。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1919年，赫伊津哈写作了这部专门考察14、15世纪法国与荷兰的生活、思想与艺术的文化史著作《中世纪的秋天》。书中用十四章的篇幅从爱情、死亡、宗教、美术与文学等多方面展现了这两个世纪欧洲北部的生活与艺术画卷。本书的重要性在于，赫伊津哈没有持时人的流行之论将这一时期视做文艺复兴的开端，而是看作中世纪的末期，因为他以为：“死死生生的步伐在历史上和自然界都是类似的。追踪瓜熟蒂落的文化形式的消亡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其意义并不亚于追踪新形势浮出水面的过程。”（德文版序言）

本书的重要性可以在一个坐标轴上确立。纵向是文化史的撰写，横向是对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界定与评价。西方文化史的书写早自希罗多德的《历史》，他把文化史与描述性社会史结合在了一起。至伏尔泰的《风俗论》和《路易十四时代》，文化史侧重于对各国风俗略显杂乱的展现与民族精神风尚的分析。不过盛行于19世纪的兰克学派主张历史如科学，主要采用法律文书、***文件，侧重政治与外交角度来书写历史，以此来实现他们所谓的“尊重事实”。这其实也是启蒙主义科学理性在史学研究领域的回响。

1860年代，受过兰克史学训练的布克哈特并不完全赞同兰克学派的观点，他一再强调“历史就是解释”，他的名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力图通过宽广的文化史视野来观察“国家和宗教”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及作用。当然，他虽然突破了传统史学专注政治史和军事史的框框，但是他仍然把政治看作为整个社会的基础，认为政治对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1929年赫伊津哈在他所写的《文化史的任务》中指出：“文化史名副其实，区别于政治史、经济史的地方，正在于它专注于更深、更全面地认识历史。”他的《中世纪的秋天》就批评了过去的历史过于强调政治与经济因素的作用而忽略了精神因素的倾向。在这部主题明确的文化史专著中，作者在非官方文献和文学艺术作品中寻找更真实的历史痕迹，从社会的心态、观念、精神与思想等方面探求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因此，赫伊津哈也被认为是心态史学的先驱之一。

此外，中世纪作为一个断代的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与黑暗愚昧联系在一起的。“黑暗时代”的判断据说来自十四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彼得拉克，不过后人也常常引述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的一段话当作经典，认定中世纪“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重新“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再加上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只是把中世纪作为文艺复兴“人的发现”的一个过渡，从古典文化到近代的中转，无足轻重。在布克哈特那里，赫伊津哈所关注的14与15世纪也不过是因其作为文艺复兴的早期而具有意义。特别是布克哈特本准备把文艺复兴运动中最精彩和最重要的美术与建筑部分另作专册成书，因而书中就没有包括这方面的内容。赫伊津哈的《中世纪的秋天》在中世纪文化史特别是艺术史上的研究令本书成为这个领域开先河的扛鼎之作。赫伊津哈让我们看到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的连续性，他把文艺复兴处理为中世纪的一个衰落期的特别形态。英文版书名中的Autume一词，既抓住了赫伊津哈这一著作丰沛的情感化与文学化手法的精神，也借由“秋天”这一意象准确表达了中世纪晚期各种文化面貌的饱满、丰硕、充分发展、甚至是过度成熟，同时也预示了一个必然到来的衰亡结局。在这里“包裹着活生生思想的旧形式引人入胜、枝繁叶茂，而思想宝藏逐渐干涸、走向僵化。”（荷兰文版序言）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枯萎与形态的丰富间，读者体味出这两百年间文化上的张力。

个人以为，本书特别推荐的章节有第五章对死亡幻象的论述，选题独特、立论严谨、举证丰满，令人读来耳目一新。而最末一章“新形式的来临”极力为中世纪一辩，鲜明的论辩色彩更是本书的精华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