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步穿过中关村《跑步穿过中关村》

科贸数字物流港还在建设的那年，我和同伴穿着稀松八懈的西服，肩挎煞有介事的电脑包，站在它的围墙外，五块钱一碗的蛋炒饭吃得像工地一样，热火朝天。旁边支着煤气罐，露天摆着各种小菜，炒饭的师傅驴脸淌汗，一边抡大勺一边问，放几个鸡蛋。旁边围着登三轮的、卖毛片的、办假证的、跑业务的各色人等。那时巴沟、兰靛厂还没摇身变为高尚社区，是大批怀揣梦想的年轻人的理想落脚点。它离中关村近，不象香山、厢红旗和树村那么远。这群人始终聚集在中关村的西北西南一带的城乡结合部，也间接给它们带来畸形的繁荣。比如当地土著支柱产业，房地产（就是出租房）的勃起，我们这号人就充当了伟哥的角色。

那时候治安很乱。衣服挂屋外不能过夜，否则就跟别人一夜情走掉了，第二天只剩下衣服架，孤零零的悬着。一哥们的最高纪录是一周丢五台自行车，关于丢东西的段子四处流传。所以怪不得警察叔叔当面撕了你的暂住证，安排你去昌平挖砂子的公差。可我们仍赖着不滚蛋，因为发财的传说和丢东西的段子一样多，一样此起彼伏，我们就是他妈的观众，只有看别人发财的份儿。

啥叫小概率事件？买彩票中特等奖是，在中关村发财更是，把杂牌机箱鼓捣成爱国者的冯军是，但我们不是。王一丁开的书店离风入松很近，但如果卖风入松里的那类书，用不了半月就得喝西北风。酷爱诗歌的边红旗成不了海子，办假证也不是有前途的职业。卖盗版光碟的敦煌，非常敬业，也许有希望开一家正经的音像店，问题是他跑不过警察，也没罗拉那两下子。

早起，倒马桶，随便吃点早饭，然后在村里奔波。找工作，换工作，找房，搬家，拿了提成或挣了钱，就去大吃二喝，目标却不知道在哪儿。回家种地？绝不！何况我们不会种地。工作不稳定，业余生活也枯燥，看不起电影话剧，买不起书，进不起游泳馆体育馆。从颐和园如意南门流出的昆玉河每年都要收留几个异乡游魂。甚至洗不起澡。我在中坞住时，夏夜，哥几个穿着三角裤，鼓鼓囊囊的，就在屋外的水龙头旁冲澡，一边还嘻嘻哈哈的和骂我们的房东大嫂臭贫。

早有有识之士呼吁重视进城打工的阶层，尤其是他们的下一代。城市没有认同，回到乡下无用武之地，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经济上心理上都处于缺失状态，是亟待解决社会问题。在中关村，他们是最底层的一群，散落在高级写字楼的阴影里，从事灰色职业。他们也有机会出入高级写字楼——去送水。这些年轻人，被社会忽略，却是缺少不了的一部分，他们“歪歪扭扭的在一边独自生长。”徐则臣说，他们“有自己的文化，是区别于主流青年的亚文化。”

徐则臣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做了大牌杂志社的编辑后也是。他以等同的高度注视着那些在中关村打拼的同龄人，他用朋友的身份讲述他们的故事，讲述他们朝露一样的理想与爱情，借着阳光发出暂短的绚丽色彩，虽然阳光是他们的致命敌人。

这当然是小说的好题材。作为读者，一个同样在中关村混饭的我，关心的是小说的开掘深度，而不是北漂最底层一族的遭遇。换言之，赤手空拳到北京和到上海广州打拼，机遇、困难基本一样，成功和不成功的经历也大同小异。然而在北京和在别的大城市打工的感觉不同，首都啊，哪个在北京打工仔没去过天安门呢。自豪与自卑、勇气与懦弱、感觉良好与无所适从。。。等等，让北漂族对北京既爱且恨，一个打工仔要是能在上海坚持半年，他就能在北京坚持一年，能在北京坚持五年，他就永远不想离开北京了。

从小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影响真大。首都北京，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小学一年级就这么讲。书籍、学位证、外国文艺片的需求量大，王一丁、边红旗和敦煌才有糊口机会。毛片理所当然也是必需品，七宝在夜总会的工作也当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北京妞沈丹最终离开边红旗当然，敦煌最终束手就擒当然。。。我读这本书有兔死狐悲的感觉当然。《跑步穿过中关村》若要乐观，应该学习郭小四；若要沉痛，应该学习余含泪。徐则臣当然没这么干，他笔下的小人物都有点文化，但没有文化人的矫情，也没把文化当回事，爱情嘛，在吃水煮鱼的时候开始；事业嘛，起步于有能力吃水煮鱼之后。

三个中篇，《西夏》诡异，凭空送来个哑巴美女，让王一丁手忙脚乱，哑巴美女一股非王一丁不嫁的劲头，作者交待不清。徐则臣说“最初只是想看看一个人被改变到底需要多久，写完后才发觉情感力量之大。”虽然是个现代版的田螺姑娘，一旦放到在中关村打工族里，便突出了“漂”的特质，人际关系的不确定性、突然性和由陌生到相爱的巨大转变。现代社会要求一个人有明晰的来龙去脉，身份证暂住证户口工作单位家庭电话就业简历等等，等等。它限制着你两只手干着什么活，两只脚一辈子能走多大块地儿，办出入证银行卡办结婚证离婚证。。。王一丁面对医院来电（治疗哑巴田螺的电话）犹豫了，情感力量大不过社会纽带，个人的“政治面貌”。真实的人被各种身份认定消解，我觉得这是小说最终用意。

《西夏》写得匆忙了，气没喘匀，不如后两篇收放得自然。《啊，北京》，纠缠在老婆和北京妞之间的边红旗，是领不到工资的老师，是没***衣服却真在诗歌交流会上当众朗读过诗歌的诗人，是敢于办理盖着外交部钢印的证件的造假者。边红旗辞了镇上的老师工作，刚来北京，蹬三轮，去北大蹭课，“三轮车上满脑袋都是诗。”后来三轮被没收了，干起了办假证的勾当。接着女人和麻烦就一起出现了，我们高大英俊的骆驼祥子，在台上激情澎湃的反战诗人，急转直下，仅有一次，在醉酒呕吐之前吐出了三句诗：

啊，北京

我刚爬到你的腰上

就变成了蚂蚁

选择旧爱或新欢，不是蚂蚁失败的原因。人口流动越来越大，却没有弥补经济反差带来的城乡的巨大差异。来自乡村的漂亮姑娘流向城市的各个区域，但乡村帅哥并没有依靠婚姻的力量扎下根。上门女婿不好当，帅，不是硬道理，你当北京是高老庄啊？

三篇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最好，“标出了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可能达到的灵魂眼界。”徐则臣写北漂底层的友情、爱情和事业（卖盗版光盘也是事业，竞争激烈程度不必比IT差），写敦煌的老大保定，卖光盘的夏小容，做妓女的七宝，写地下室同住的考博的大学生，去租房遇到的前党委书记以及敦煌的各类主顾。同样在中关村打工，在大公司就和在小公司不一样，卖电脑和卖毛片假发票不一样，敦煌这类，比蹬三轮收废品强点不多，是同样属于被人瞧不起的那伙。徐则臣克制住了笔端的情感，整篇小说就是一付默默承受的男人的肩膀。别人看来的苦难，敦煌认为理所应该；书本上的法律和道德，对他没有约束。卖盗版，还研究专业影评；敦煌完全靠着打小受到的民间教育和自己的经验行事，你瞧不起我就狠狠宰你，丢了车子和你没关，给五百也不要；分了手去做鸡也得扇你耳光；为了旧情人舍出自己去救她的男友。。。徐则臣曾经与这些小善小恶的普通人为伍，最了不起的是作者的态度，明知他们的命运不可避免受到打击，也没轻易的去同情，更没去进行***呵呵的励志。敦煌的任务是快乐的活下去，徐则臣去写就是了。正是这种端正的态度，读者看到了一个丰满的敦煌，依靠感觉行事不计后果的敦煌。现实不是那个教育我们的声音，只要你坚忍不拔（这个成语是我小时候写作文必用的），付出就一定有回报，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去***！你要是敦煌，没有学历没有关系没有富亲戚，除了一身肌肉啥都没有，你见彩虹？鬼都见不着！徐则臣的宽容，形成一种隐性的质问，小说因此而拓宽了中关村的地理纬度，他把敦煌安置在中国所有大城市的角落里。要是抽去这些人，城市就象抽去空气的气球。没了他们，就没人给你看孩子看电梯，早上吃不到煮玉米，垃圾烂在小区的桶里，你也没了去夜总会洗浴中心的兴趣。（参阅和胖子的谁来写民工三十年）

这些人，永远是挤公交的命。跑步穿过中关村是作者安排的一个诗意的镜头，或者它暗示着紧张焦虑，没着没拉的状态；或者是一种释放？我说不好。正琢磨着，响起了敲门声，一个敦煌模样的小伙子探进半个身子，“先生，有没有电脑旧坏件？”

（感冒中。昏头涨脑的写下上面的文字，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