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中的社會想像《个人主义、现代性、世俗时代》

我们所处的或正在进入的所谓现代社会到底是怎样一个社会？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性问题。虽然我们身处庐山的云雾之中，仍然希望能够想象自己站在庐山之外，观察我们所处的庐山。这种观察虽然终究只是一种自我想象和自我理解，它无法真正做到外在于自身，因此也无法真正地做到客观，但是它仍然是有价值的。查尔斯·泰勒所做的就是这样一个工作，当然，他关注的焦点是现代人如何理解自己与他人、社群之间的关系。

在泰勒看来，现代社会的人伦关系建立在个人主义的根基之上。现代欧美人在看待自己与社群之间的关系时，个人在时间序列和价值序列上都优先于社群，社群是一个个自足的个人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而建构起来的，社群存在的目的正在于帮助实现个人的这些目的，其中包括安全、利益、权利等等。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常识，仿佛它是与生俱来，具有天然的不容置疑性。然而，泰勒在该书中却以卓越的想象力和历史的眼光解构了这个所谓天经地义的个人主义预设。他以欧洲历史为例，指出个人主义的预设是现代社会才形成的，它形成于格劳秀斯和洛克等卓越的思想家之手，并逐渐普及成为大多数现代人的基本共识。这种预设成为人们理解现代社会的最底层的一块理论基石。

在这块基石上，现代人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想象，在本书中，泰勒着重描画了三点：经济、公共领域和人民主权。

经济背后有一种不言自明的潜台词：经济是人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一个个的先在的、自足的个人通过生产、交换与消费形成一个外在于政治权力的体系，它具有自身的独特规则，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利益交换关系。这意味着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是纯粹利益交换的，完全世俗化却完全正当的。在这样一种公共活动中，神圣力量事实上隐退了，或者也可以说，神圣力量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它赞成我们一心一意地在此岸世界的凡俗生活，我们的凡俗生活既非为了在彼岸世界获得救赎，也不用是为了神圣的指令，此岸世界中美好的凡俗生活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价值。我们毋需追求所谓的“更高时间”，这让我们现代世界的生活面临着神圣性的堕陷。

而公共领域则是现代社会想象的另一个要点。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指的是我们可以通过传媒，与素未谋面的人发生讨论，并且达成“理性的共识”，这种共识不仅是外在于政治权力的，而且是政治正当性的来源，它对于政治权力具有唯一的规范意义。泰勒指出，这种所谓的素未谋面的公共领域其实是现代人的一种虚假的想象（所谓“后设论题”）而已。而且，这种公共领域仍然与现代社会的根本世俗化有关，这种所谓的“理性的共识”，既非根源于上帝的指令（“上帝从公共领域中出走”），也不来自于其他神圣权威的规定，它来自于人类自身所蕴涵的理性，以及理性人之间的共同行动。而所谓理性人，只是个人主义的基本假设。

人民主权则主要追溯到卢梭以来的公意理论。“人民”是一个整体概念（“集体能动性”），它并非个人的简单相加。“人民”代表着所有的个人而行动，但是它并不代表具体每一个人而行动。而在幅员辽阔的现代社会中，人民要行使对于国家的主权，必须采取代议制的方式。可是人民真能涵括所有个人吗？少数代表又真的能代表人民吗？在这种政治想象中，神圣力量也在事实上被驱逐了。

经济、公共领域、人民主权共同拼凑出现代社会的图景，这是一个祛魅的现代社会，它割断了世俗生活与神圣事物之间的关联，将现代人牢牢地固定在此在的世界，不再渴望彼岸世界，不再渴望“更高时间”，公共生活不再依赖于宗教（这并不排除个人生活仍可能继续与宗教信仰相关联）。人人平等替代了前现代社会的人际阶序，垂直的中介世界为平列的直接社会所代替，各种中介的重要性逐渐被消解，个体的自我意识越发增强。

通过这个简单的勾勒，我们可以看到泰勒所忧虑的，现代性的理论根基——个人主义对于神圣价值的消解。但是，该书主要是在欧洲近代历史的脉络中来展开论述的，主要的论题是个人主义如何崛起，个人主义如何形塑现代欧洲人的社会想象。对于现代性的后果，泰勒似乎并未浓墨重彩地加以描绘。也许，我们正可以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泰勒为我们描述的庐山面目是真实的话，那么它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