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言商《在商言商——政治變局中的江浙商人》

一般來講，學術著作對人的吸引力要遠遠小于那些故事情節曲折離奇且引人入勝的小說，但是馮筱才的這本書卻著實讓我愛不釋手。

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一個被廣泛使用的概念，然而這個詞語的含義究竟是什么，大多數人仍然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最終導致在學術交流時，批評者和被批評者之間操著不同的學術語言爭執了許久，才發現原來各自筆下的資產階級有著很大的差異。美國衛斯理學院歷史學教授柯文(Paul A. Cohen)的著作《在中國發現歷史》出版后，國內外史學界對其倡導的“中國中心觀”展開了長期的爭論和探討。柯文不斷地提醒人們在研究中要摒棄一些先驗的假設，回到歷史的本身來考察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講，馮筱才的《在商言商》一書和柯文有著英雄所見略同之處。

馮筱才不斷地提醒人們，要摒棄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資本家階級，資產階級上層、中層、下層等等這些政治化的概念來討論以從事經濟活動為主業，并且恪守在商言商古訓的商人們。用資產階級這樣的政治標簽來研究近代以來的商人往往會在革命史觀的影像當中迷失方向。從晚清以至民國，中國向來缺乏對私人產權的保護法律，缺乏對商人追求利益的肯定聲音。洋務運動以來，發展商業，振興工業都是在強國、商戰等旗幟下進行的，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明晰的產卻邊界遲遲沒有建立起來。不僅如此，在軍閥政治的大背景下，想要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經濟秩序也是有困難的。從自身的利益出發，江浙地區的商人們組織了各種團體——主要是商會，當戰爭的威脅加大的時候，他們會組織商團來保護地方治安，以謀求建立一個良好的秩序。在波瀾壯闊的民族運動以及革命斗爭中，商人都比較低調，基本上都是沖突的調和者，而非革命的發起者。只有秩序穩定了，商業活動才有利可圖，所以商人的活動一切以利益為旨歸。以此來解釋商人（資產階級）在民族運動、革命中和革命黨人、學生們的分分合合，更加的貼近實際，也更符合常識。不僅是對商人，對所有的人都一樣，如果要他以犧牲自己的利益為代價來從事一項事業，即使是偉大的事業，并且在事后其損失的利益得不到補償的話，他就會失去參加此項運動的動力，最終和該運動分道揚鑣。馮筱才對1911-1927這一時段江浙地區商人行為的分析，正是基于上面的認識。

最后說一點題外話，28頁“翟同祖亦發現，一些家族甚至禁止其成員或者后代經商。”這里應該是瞿同祖。2008年10月3日，瞿同祖先生在北京協和醫院去世。老爺子不姓翟。69頁在論述清末江浙商人的“政治參與”時，馮筱才提到了當時的收回權利運動，但是在論述該運動的時候，馮只論述了收回路礦權運動。這兩個短語的含義應該是不能直接劃等號的。104頁，馮說：“江浙其他府縣級的新***中，據已知的資料，商人擔任***要職的好家也不多。”這里的“好家”應該是“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