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湾《嗓音的面孔》

发音就像脸一样，是一种个性化、身份化的标志。当换一种方言或语言说话的时候，其实也换了一幅面孔、一种身份。伊顿公学毕业的乔治.奥威尔有句话，“英国人的[阶级]烙印是打在舌头上的。”，他的那种上等阶级的口音令这位一心要与穷人打成一片的作家无比困扰。就像他侄女对他的传记作家克立克说的，“他的一切疙瘩都来自这个事实：他认为他应该去爱他的同胞，但是他连同他们随便交谈都做不到。”

四川话与普通话之间差别，绝对谈不上拉开了阶级差异，但就我的情形而言，却足以区分开了两个迥异的象征化世界：一个急于逃离、弃绝却无法真正割舍的故土世界和一个与故土相邻、广袤、远非终点的旅途世界。如今耳边此起彼伏的广东话，则只是另一段旅途中的喧嚣的背景。旅程会继续，嗓音里也会留下淡淡的痕迹。我怀疑常在游走的人会有一幅改变得更加频繁的面孔，这样才会和他不断演化的嗓音相配。若真如此，如今我在镜子里那张模糊、迷蒙、渐渐遁去的面孔便可以得到解释。

过渡时期的面孔让我自己都感到陌生，以至于有时候感到一种力不从心的无法胜任。昨晚在发廊的时候，接到kiwi的电话，她说起这几日来的心神不宁，说起她的眼泪、无助、噩梦、志愿者的经历、构想中的计划，说起一个在震区失踪的同学……以前通话的时候，我们都是自然地说普通话的，即使三个月前在成都那个叫良木缘的咖啡厅里叙旧的时候，仍然没有讲窗外大多数人都讲着的四川话。

但在昨晚，我们都毫无意识地回到了四川话，离开四川五年又回到哪里一年，她的嗓音也几乎回到了五年前，那张我曾无比熟悉的面孔正像显影液里的底片一样渐渐清晰。而我自己，离开了家乡六年，操着夹杂了几地口音的生硬的四川话，一个难以摘下的面具，一张再也不回不去脸。所以，在她说话的时候，我从她的嗓音里看到了她哀伤的脸，她却无法在我沉默的时候，洞悉我面具下的自责和歉疚。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正如我毫不适应的四川口音，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蹩脚的演员，试图做到不露声色，但却左右支拙，最后弄得自己什么也不是。

语言是言词与发声的艺术，萨义德说。电话里那几秒沉默好漫长，其实我当时最想说的是，“对不起，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这句话带有强烈的舶来风格，不知道从那部好莱坞电影或者译本小说里来的。它在我脑子酝酿，然后飞速演习了一次，而后被否决了——用本已吊诡的四川话说出来定是怪异、陌生、突兀至极，讲出来没准像歌星假唱一样虚假。本应珠联璧合的发声与言词，这一刻却互相开火，让我的心声几乎变成谎言。

“我更觉得它是一声尖叫”，在《河湾》里，萨林姆对他刚从欧洲回来所看到的故国这样评价到；对我来讲，四川，以及我与那个地方过去所有的纠葛，哪里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变成了一个不熟悉的发声。不管我试图多么努力地压迫喉咙，那些陌生的音节，那些不再熟捻的遣词，那些每每说起都好像来自体内另一个陌生人嗓音的句子，似乎再也难以重拾和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