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貧窮越快樂《那麼顧盼自喜，那麼憂傷》

（刊於《月台》，簡體版請見留言部分。感謝大陸網友翻譯。）

《愈貧窮愈快樂》（下稱《愈》）是一本台灣書，作者萬金油在自我介紹裡自稱月薪八千台幣（即二千港幣左右），倒也算是真窮。《愈》的寫法有點類似高木直子大賣的《一個人住第五年》系列，大量的生活智慧，例如台北便宜小吃攤紀錄、如何在便利店裡尋找低廉的午餐、窩在家裡的電視攻略、電腦壞的時候發現新產的硬碟容量根本大得多餘等。和高木直子系列一樣，《愈》都是以某種混和著自憐與自嘲的方法來販賣自身，但相比高木直子系列，萬金油沒那麼瑣碎，也有更多供其它族群理解的窮人生活方式的意義。

窮人難免錙銖必較，弗洛伊德給未婚妻寫情信時，也充滿了財政預算、給美人買一付銀鐲子的渴望和計算。萬金油租屋獨居，而居住是青年人的最大財政負擔。香港的社會氣氛以至***都鼓勵人當業主，而一間好屋子往往就是一個香港人一生最大的夢想——也是最沉重的，供樓令人生消失，只剩下妥協和規律。而獨身租屋者往往卻沒有這種妥協性格，他們活在某種因為限制而意欲鑽空子的自由想像中：計婆仔數的老少女往往不是覺得自己窮得無地自容，相反充滿***，如躍過欄杆的小馬。萬金油就曾把這種***與智慧連結起來，說「花大錢住爛屋則是攸關智慧的問題。生活智慧王最終的精神，並不是在省那十元、五元的蠅頭小利，而是在展現那種對物質的反抗姿態，一種對生活的駕馭感」。這就是樸素者的自由。今年通脹利害，是人們放棄駕馭生活、還是駕馭的展現時機？我又想起馬國明在《沙士啟示錄》裡的文章說，惟是在沙士的隔絕下，香港人的活動由逛商場轉往郊遊、並減少吃exotic的食物，於焉我們才發現，日常的許多消費其實並不必須——在困乏裡，我們可以從知性上重新理解自由。

在消費社會裡，窮等於選擇的減少，比如很常見的為減少消費而窩在家裡，萬金油在無可奈何要以電視取樂的情況下，寫出電視攻略，嘲諷精闢，比如說台灣的鄉土劇深受莎士比亞的影響，全部採用室內佈景，所有情節都用語言和對白表示。這是表示人的知性、精神和幽默感可以自行製造選擇。而《愈》裡更花了一整篇去描繪作者如何在一個於不富裕的地區的多住客大廈之脈絡裡，理解倒垃圾和垃圾車。萬金油說「倒垃圾也是一種知識／姿態」，並說定時來臨的垃圾車在共時的維度上把人連結在一起（他們分享共同的時間感），並同時令人們共同替這個空間作點什麼。這是窮人通過個人生活的規劃。在簡樸、錙銖必較的生活裡，仍然考慮他人、作為群體的社會，裡面有種男生的尊嚴，沒有高木直子式的小女人幽閉感。

相比於高木直子，我比較喜歡萬金油，因為我覺得自己和他比較像，比如他獨居、比如他喜歡吃肉和下大雨，比如他在寫這書的時候，似乎正在寫碩士論文。還有他的宅男氣息：一整頁的禁止戀愛符號，大書「戀愛太多有害健康」，因為戀愛便是一種欲望，在窮的世界裡與正確道路方向相反。

除了戀愛是一個比較難面對的問題之外，製造選擇、並與群體聯結，其實就是自行脫貧的方法。而你知道／你會說，因為我們懂這些，我們的窮，其實不是真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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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貧窮時我常提起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的《工作、消費與新貧》（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下稱《新貧》），但其實我並不把這本書當理論書看。我一直認為它是溫柔、抒情的理解與安慰。我常常想起在大學時期，在學校宿舍昏天黑地的泡了一段日子，身上是理論、文學與一種學生氣的實踐衝動，幾乎無空隙容納任何消費欲望（及能力），然後我必須穿透九龍塘又一城商場到市區去，我非常驚訝地感受到了各名店明亮的玻璃櫥窗及鮮艷衣飾所挾帶的壓力，某種在美好的話語及物質面前無地自容的受傷感，被排斥感。而《新貧》則將我的傷感理論化：在福特時期的社會是生產型社會，即社會需要成員擔當生產者，社會的主要道德是建基於「工作倫理」，而因為工作而忍耐人生的枯燥單調是一種道德情操的表現，貧窮的意思是「失業」。而在當代的消費型社會，福特時期那種耐用、大規模、劃一化的生產模式和生產標準已被拋廢，消費品必須馬上被消費、而且儘快被拋棄；社會要求成員主要擔任消費者，而社會成員若不能滿足『消費美學』，便會遭受到道德上的譴責、被排斥。雖然社會主流常常還是以工作倫理來指責窮人（『窮人是懶人』），但以清醒的宏觀角度視之，當代的窮人是『非消費者』，而不是失業者；即使窮人辛勞工作，都不能令社會對他們的評價提高，他們是不正常、有虧道德、不值一顧甚至令人惡心的，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工作，而是因為他們沒有達到社會的消費標準。而接下來，就是把窮人和社會互動交流的網絡中隔除開來。包曼鏗鏘的憂傷：

「當前窮人的苦難，不會成為公眾的關注。有缺陷的消費者只能獨自在角度舔舐傷痛，頂多只有他們尚未破碎的家庭為伴。有缺陷的消費者形單影隻，經過長久的孤獨後，便成了獨行客；他們不認為社會能提供幫助，也不期望能得到幫助。[...]

沒人需要、多餘、遭到背棄的窮人，要如何自處？最簡單的答案便是：從眼前消失。首先，應讓窮人從街道及其它公共處所消失，這些地方都為我們這些美麗消費世界圈內人所用。更甚者，假使那些窮人剛好初來乍到，手頭上文件又不齊備，那麼就可以把他們驅逐出境，連帶將之驅離於所有義務範圍之外。如果找不到驅逐的理由，也可以將他們監禁在遙遠監獄或集中營裡[...]。

為了讓身體的隔離萬無一失，可以加強精神隔離，把窮人驅離道德同情的世界。將窮人驅離街道的同時，也可以把他們從人類社群中驅除，脫離倫理責任的世界。以墮落的語言取代剝奪的語言，從而改寫故事，便可以辦到。[...]窮人經常被描述為散漫、罪大惡極、毫無道德標準。」（《工作、消費與新貧》頁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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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愈》時，我已經渡過了窮得連書店都不敢上的過街老鼠日子。高學歷低收入的友儕，喜歡大講自己如何朝不保夕，儘量縮減生活開支（但又買書看電影）的經歷，花樣百出，表示自己窮而不蠢。窮的時候我們亦真的守望相助，比如為對方提供膳食、借故成為對方的僱主。

因為我們有彼此，我們其實不是真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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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某新聞節目的製作，是我脫離月入六千貧窮線的主要原因。那次節目做黃葵香，那個喪父、母智障、有一妹，十三歲輟學工作養家，十八歲上吊自殺的少年。主事的F很用力地跟我講這故事：這少年為了不讓母親受歧視，脫離公屋系統、自租住屋，但因社署指他沒有申報入息，要攤還二萬元綜援，他一人養家，如何勻出這筆錢來。這個從小捱到大的堅強少年，一定是覺得自己自作聰明，貪小便宜而把自己迫入絕路，自責而且絕望，才會自殺。聽到兩萬元這數目忍不住眼熱，我在組裡形象一直是好傻好天真，沒有多掩飾，就伏在桌上低嗚：竟然係咁少錢，竟然係咁少錢，我借俾你好唔好，我借俾你好唔好，你唔好咁啦，唔好死啦。F不放過我，繼續說，你想想，你如果而家唔掂，就響我地呢枱，你一定可以借五千蚊走；而真正既窮人，係冇就冇，連借都冇得借。旁邊喜歡分享廉宜生活智慧的R冷靜地說：所以我真是不敢自稱基層，你不是，我也不是。

從那之後，我比較少談自己的窮。一旦要談，原則很清晰：要麼是要讓被遮蔽和背棄的人回到地面，要麼是宣傳「樸素—自由」的選擇與轉化社群價值的目標，要麼是和朋友交換情感。我不再顧盼自喜地談自己的窮，而理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