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瓦砾下的羌族文化》

“汶川、北川、茂县、松潘、理县羌族之社会历史与文化”封面上多出来这行小字中的地名在5月12日前后的熟知度由负值沸腾到了正值一百度。仅仅一场大地震就让所有中国人的心被揪在那川西的山沟沟里。

一时之间地震的成因众说纷纭，由此而来的次生地质灾害又让堰塞湖成了高悬于头顶的不定时炸弹。水利建设规划无当、能源蛋糕被瓜分却罔顾当地民众的福祉，水坝群的兴修成了众矢之的。詹姆斯•C.斯科特早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中提醒过这种“预期之外的复杂”带来的恶果。该如何抚慰因地震而破碎的家庭、受伤的心灵，凯博文（国内还曾以阿瑟•克莱曼的原名出版过他的《道德的重量：在无常和危机前》）在《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第142页上的表述或可借用。地震不单是自然灾害，也是社会灾害，平时被湮没的矛盾都凸现出来，整个家庭和社会网络的崩毁，应对资源的耗尽，且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生活事件或经历，但外部的危险暂时远离之时，也正是内部心理开始真正觉得恐惧的时刻。作为一个社会人，如何处理个人、家庭、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自己的苦痛与绝望。地震带来的心理创伤的集体爆发——且有强烈的传染性移情性，该如何积极应对？凯博文这本以文革经历者的心理创伤写成的医学人类学著作就不能简单认为只适用于那一代人。

大地震之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王明珂那篇《一个羌族研究者对汶川大地震的关怀》在网上广泛流传，他的声名也由社会科学爱好者的小圈子传播到所有被地震打破平静生活的人群中。作为1994年起就关注研究川西羌族的人类学学者，他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在海峡对岸都引起热烈好评，前者还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了简体版，不过很可惜跟这回出版的此书一样，都有所删节。中华书局此版还附有王明珂“5.12”后所写的追记，其在追记中说：“我忙于上网及以电话打探灾情，并在网上提供我对这一地区的认识——受灾最严重的汶川﹑北川，正是我多年来无数次进行田野考察的地区，希望能对救灾有所帮助。然而，我的绵薄之力，无法阻止惨剧的发生和延续。对我而言，如此熟悉的地方、亲近的民众，遭到自然灾害如此摧残而我竟无能为力，是最让我为“学术”与“学者”感到可悲的。”其实，在地震发生后，他在网上提供多年来田野调查中画下的山寨地图，仅是如此，足以让人动容。

全国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了抗震救灾之中，震灾的发生促进民族凝聚力的加强与人群内部认同的深化，“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羌人”这样的口号不时被喊出。如何拯救在地震严重受灾的羌民族，如何保存羌族文化成了摆在人们面前非常迫切的难题。与震后铺天盖地的抗震诗歌出版物相比，震前即埋首苦作的那些有心人才更值得尊重！早在20世纪3、40年代就已经有民族学者和摄影家涉足这一地区，并留存下了珍贵的资料。《羌戎考察记：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人文探访》便纪录下了当时的韶华。近年来也有针对当地的各项田野调查，《青川民间语言语汇研究》、《羌族：四川汶川县阿尔村调查》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印刻下时间的风化。

近年以来国内人类学的专著功力愈见增强，三联书店“历史•田野丛书”中连瑞志的《隐藏的祖先：妙香国的传说和社会》梳理了大理洱海边历史认同、族群身份，菅志翔关于保安族的研究（《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关于保安族的一项专题研究》）也很见功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年推出的“田野人文丛书”中对于土族（《群体身份与多元认同：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壮族（《道出真我：黑衣壮人的人观与认同表征》）、苗族等少数民族“认同”问题进行研究著述均让人眼前一亮。

羌族作为自古已有的民族（殷商甲骨文中即有关于羌的记载）和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识别并经中央***确认的民族，并非同等概念，王明珂书中记述的“一截骂一截”或“毒药猫理论”亦非新鲜物。一个族群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系统，生活其中的人们养成了自以为是、惟我独尊的思维定式。并且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甚至于歧视异族的心理。这种独尊自大的心理有助于增进族群的团结与内聚，增强抗御恶劣环境的信心与勇气，增加对外族的防范与竞争能力。《左传》成公四年即有载：“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船山在《读通鉴论》中有云：“夷狄之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乃于其中亦自有其贵贱焉，特地界分、天气殊，而不可乱；乱则人极毁，华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读通鉴论》，卷十四东晋哀帝，第五册，976～977页）从生活的环境一路推到生在不同地方的人有贵和贱之分。逯耀东称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论点最高度的发挥。湘西巫蛊文化下被辨认为蛊婆的那些不幸的女子是我们最为熟悉的“毒药猫”例子，历史上梅毒的命名也正是“一截骂一截”的国际版本。连瑞枝研究云南傣族、白族等少数民族的起源时也留意到不同时代对于民族起源说法的篡改：由最初的蒙天感孕而生到唐时宣称的庄蹻入滇武侯封赐到深受印度文化圈影响的阿育王和观音番僧，再到元时兴盛的番僧与土著首领之女结合说，无不因时因事而改变着。王明珂笔下的羌人亦构建了自己的英雄祖先故事，大禹、李冰、樊梨花……甚至“日本人是羌族后代”这样的想像。

翻看《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上世纪前叶写下的《羌族的习俗与宗教》承载着人类学学者对川西羌族地区的第一次深情一瞥。很感叹，因为地震这本书的制作进程才得以加快、提前了些时日出版，可看完书想施予关怀的人事物却都已倾覆在瓦砾之下了。葛维汉、王明珂们为之倾注心力的那些地名，仅存留纸上的繁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