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先秦的国际政治学》

【读品】有容乃大/文

（原载《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6月版）

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遗憾的是，目前国内从事古代文献智慧发掘工作的学者绝大多数来自文史哲领域，而改革开放之后起死回生的一些学科诸如政治学、管理学等领域的学者则多将注意力集中在西方相关理论的学习与引进，很少有人留意于古代文献中学科资源的开发。其实，中国古代文献中所蕴含的文化财富资源，绝不仅仅拘囿于文学所关注的诗词歌赋、史学所倾心的事件纪录与哲学所探究的微言大义。至少，其中记载的经邦治世理念与政治实践案例对于政治学而言就是弥足珍贵的学科资源。而且，如果能用现代先进的政治学理论对这些资源再加工，往往可以创造出神奇的效果。当年政治学大师萧公权“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学之方法”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书一经出版即风行学界，至今近七十年而无同类著作能撄其锋即为经典之例证。

复旦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由阎学通、徐进二位先生编撰的《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下文简称《先秦》）一书，此书系国际关系学界第一本有关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文献集，作者按照“国家间”标准从卷帙浩繁的先秦著作中遴选出相关文献并加以专业阐释，此举可视为国际关系学界对于本土古典资源进行专业发掘的初步尝试。当然，从古文献中发掘专业资源，核心前提是专业素养过硬，萧公权在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前已做出被牛津大学指定为“近代名著”的《政治多元论》，其政治学功底可想而知。《先秦》的两位编者在国际政治学方面都有深厚的造诣，尤其阎学通先生，早年曾负笈美国，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如今执教清华，成果丰硕，是国际关系学界第一流的学者。因此，本书在资料遴选、解读方面是有专业保证的。

《先秦》一书定位于“文献选读”，而古代文献浩如烟海，政治思想又多具弥散性，故编著本书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即为“选什么、怎么选”的取材问题。作者第一步先在时间上将取材限定为先秦，实是明智之举，这样一则避免了面对整个历史中浩如烟海般文献的无力，二则先秦时期国家间关系与现代国际关系具有较大的相似性（需要注意的是仅仅具有“相似性”），故先秦士人对于国家间政治的论述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的国际关系。

先秦学派众多，有“百家九流”之称，故第二步则需从诸子百家中选出政治思想含量排在前位的若干著作。所幸这一步并不太难，因为萧公权老先生经过研究得出结论：“然就政治思想言，仅儒墨道法四家足为大宗。此四者不特各有发明，自称家数，且能将晚周时代主要思想态度，代表无遗。”所以，只需着重关注儒墨道法四家，就可将主要政治思想一网打尽。《先秦》一书涉及十九部先秦经典，其中仅《武经七书》为兵家、《吕览》为杂家，其他均为儒墨道法四家著作。

《先秦》选取了墨子《兼爱》、《非攻》、《尚同》三文，其中《兼爱》篇中论述的“兼爱”思想实是墨学之核心，“兼爱”强调的是一种无差别的爱，其潜在原动力乃是突破“人我之别”以实现永久和平的冲动。墨家“非攻”、“尚贤”、“尚同”、“节用”等思想都是由“兼爱”引申而来。具体到国家间关系，阎先生将《兼爱》篇提炼为：

“墨子认为，战争源于个人只爱自己不爱别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伤害别人的利益。诸侯们只爱自己的国家而不爱别人的国家，于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对他国发动战争。他认为，如果君主们爱别国就像爱自己的国家一样，就不会有战争了。”

接着指出：

“墨子关于爱国的情感和爱自己的情感是一样的看法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所不认同的，后者区分了爱国主义的集体情感和个人自利的情感，因为爱国主义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的。无论是对民族主义持支持还是反对立场的学者，都认为集体主义情感与个人主义情感有本质区别。”

这种评价实在是简洁有力，笔者以为，墨家没有区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或者更进一步说，墨家妄图“利维坦”（国家）也具有爱，就注定了墨家在实践中不可能具备长久性，“兼爱”的不可能也导致了墨家“永久和平”的虚幻，反倒是康德坚决将“仁爱问题”排斥在“永久和平”之外显得更加明智。

当然，这本书也存在一些微瑕，比如对于“考据”的轻视，虽然作者在序言中声称“使读者受到启发，而非论证两千年前的论述到底什么意思”，但是古文多奥涩，一字之差很可能与原意相差千里，搞不清“到底说什么”就有造成误读的危险，故轻考据的思想在开发古典资源上是要不得的。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先秦时代国家间关系与现代国际关系仅仅是具有相似性，而且这种相似性要远远逊于差异性：首先，先秦诸国有名义上的共主周天子，不管周朝如何的孱弱，他都是至少名义上凌驾于诸国之上的中央***，而当今的联合国显然没有周朝的这种功能；其次，先秦时期的国家间兼并现象在当代几乎绝迹；最后，先秦虽有“百家争鸣”的气象，但是诸子之间有原则性共识，即对于“王权专制”的肯定以及对于“大一统”国家的向往，先秦诸国在文化上共同隶属于一个文明体，而当今的世界却是存在几个异质文明体。鉴于这种差异性，在阅读此书过程中务须清醒地认识到以欧美政治学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才是对当今现实世界的相对真实的反映，汲取先秦营养是要丰富、修正而非颠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

有意思的是，这本书较之政治学及其相关专业学生，或许更加适合企业家阅读，因为先秦国家间攻伐兼并、合纵连横的白热化竞争场面更加类似当今企业之间的斗争关系，这或许是《先秦》的无心插柳之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