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关于人生的追问与幸福》

我刚去在畅销书的几个架子那随手翻了几本，拿起何兆武这本《上学记》就放不下手了，找了个地方坐拿起纸和笔开始抄o(∩_∩)o...

序是葛兆光写的，题为《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写得很好。以前在北大bbs上有段时间混读书版，那时的天下就是历史系几个牛人的天下，经常听他们谈起葛兆光之类。

何先生在谈到他与好友王浩的时候，提过他们俩关于幸福的讨论：

我引用了不久前看到的T.S. Eliot的一段话：

There is a higher level of doubt it is a daily battle. The only end to it if we live to the end is holiness. The only escape is stupidity. (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怀疑，它每天都在不断地与自我战斗。如果我们能活到有结果的那一天，它唯一的归宿就是圣洁。唯一的逃避办法就是愚蠢。）

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dunch leiden freude（通过苦恼的欢欣）”，而不是一种简单的信仰。（这一句乃葛先生的话，我以为是更加明确的一种解读，记下这个主要原因还是在为自己找寻理论支持吧。我一向觉得那种很小就有明确目标的人是天赋的幸福，但我更以为那种在矛盾挣扎中慢慢找寻自我的人更加勇敢、真实和令人肃然起敬。他们对自己真实，对自己的痛苦和矛盾真实，不回避不躲闪。）

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自己幸福的。

在后面的正文里面，虽然何先生回忆了好些人，但我唯独觉得我跟王浩有着某种相似：

记得毕业答辩的时候，金岳霖先生问他为什么要学哲学，王浩答道：“我想解决人生问题。”金岳霖先生接下来又问：“那你解决了没有？”他说：“还没有。”

王浩一辈子都想解决人生问题，可是一辈子都没有解决。表面上看，王浩的一生似乎很顺利。1946年得到清华大学报送入哈佛大学，师从Quine奎因，仅用一年零八个月就拿到哲学博士。也许正因为太容易得到，所以他才不在意，反而是人生问题困扰了他一生。虽然后来成为世界级学者，也有了光荣，可是并没给他所期待的幸福。

晚年的时候，王浩曾对我说要写三本书，分别回答“人能够知道什么？”“人能够做到什么？”“人追求的是什么？”这三个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但只写了第一本Beyongd Analytical Philosophy就去世了。

我觉得我跟何先生也有相似的地方：凭兴趣去学这种东西，却不去管有没有用。把人生更多的看成“观看”和“了解”，而非自己要做出怎样的成就和贡献。比较懒散。比如何先生也知道研究哲学要有自然科学的底子，但自己却懒得做那样的功夫，虽然何先生大学一开始学的是工科。另外，何先生谦逊和真诚也很打动人。

记得那天早晨起来特别难受，打电话给师母。师母有事但为了安抚我还是答应晚上一起散步。那次我跟师母说，我觉得我就像个隐形人飘荡在世间，看别人的生活，却没有自己的生活，自己总象个局外人一样，融不进生活。是的，这种感受早就有了，笼罩在我身上很久很久了。

许是我对人生太过好奇了吧，对他者过于好奇，忽略了自身？虽然大家一再说“你要清楚自己要什么”，可是我要的也许就是满足这种好奇心吧。就好像科学家对某种物质、某种现象、某种规律着迷一样，我好奇的对象是人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喜怒哀乐，什么样的人生是我喜欢，我欣赏，我羡慕的？我总想弄清楚这些。可是，我的生命就这样消耗了。人生太奇妙，我总想等我弄清楚以后再做选择，再决定自己的人生，可是很多东西是无法回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