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房子《别的声音，别的房间》

一九八三年，奥尔罕•帕慕克出版了他的第二部小说《寂静的房子》。加之前一年出版的《塞夫得特和他的儿子们》，以及后两年出版的《白色城堡》，短短三部小说中，帕慕克就完成了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的三级跳。这对一个天才小说家来说，也是极为罕见的。

与后出的《白色城堡》、《黑书》、《雪》、《我的名字叫红》诸小说不同，《寂静的房子》没有写“颜色”，而写的是“声音”；没有假托历史小说、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等形式，而是直写现实生活及其意识本身。小说的色块，是平面化的象征物；小说的声音，则是内在意识的流动，而这正是现代主义小说的特征。有人说，《寂静的房子》让人想起了契诃夫的《樱桃园》。“老宅”与“废园”，固然值得“同病相怜”，但别忘了“寂静”二字掩映下的“众声喧哗”。依我说，《寂静的房子》更易让人想起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想起伯格曼的《呼喊与细语》。

当然，“现代”、“后现代”之类，也许只是理论家们的把戏，一个小说家不会为了某种“主义”而写作。在帕慕克变化的小说形式背后，有一样是不变的，那就是对主体的探寻。

从一九八三年的《寂静的房子》，到一九九八年的《我的名字叫红》，都是“第一人称”的写法，其实质有何不同？如果说《寂静的房子》是在追问“我是谁”，那么到了《我的名字叫红》，就变成追问“我们是谁”了。这意味着，第一，“我”无法自我定义，而必须有他我来定义，也就是帕慕克所认为的小说艺术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回响在我们每个人头脑中间的‘他人’、‘陌生人’或‘敌人‘的问题，我们如何改造这个存在的问题”，“关注自己艺术规律的小说家将会看到，试图认同‘他人’只会给他带来益处。他也会明白，思考每个人都能在其中看到自己对立面的‘他者’，将能够把自己从自我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第二，“我”不是个体自我，而是群体自我，是“我们”，也就是集体、国家、社会、民族和文化。所以，帕慕克才说，通过小说，“我是在思考一个社会、一群人、一个国家。在现代社会、部落和国家，人们通过阅读小说进行着他们最深刻的思考；通过阅读小说，他们得以探讨自己究竟是谁。就算我们拿起一本小说只是为了消遣、放松，只是为了逃离日常生活的枯燥，我们也会不自觉地回想起我们所从属的集体、国家和社会。正因此，小说不仅言说一个民族的自豪和喜悦，还言说一个民族的愤怒、脆弱和耻辱。”

这也是为什么，在写完《寂静的房子》之后，帕慕克就再也没回到个人家庭题材了。他喜欢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因为《狂人日记》“用比喻的方式来描写人们的痛苦”，正如杰姆逊称《狂人日记》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寓言”一样，当帕慕克投身民族、文化这个“想像的共同体”后，他注定不会再像《寂静的房子》中那样，作那种西方式的个体意识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