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中国文人1《中国文人为什么和政治拎不清？》

中国古代文人的历史，就是一部政治史，悲剧多，喜剧少。

古代文人为什么和政治扯不清？《大学》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宋代的《通辞》中说文以载道。中国文人自幼接受的思想，就是“铁肩担道义”一类的灌输。经史子集四部，先讲天理人性，后讲历代兴亡，最后才是文采风流。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文人们从宗师那明白一个道理：文字上也插着一把刀，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都在一字之间。文章的功用首先不是娱乐性的，而是道德性的，它承载着哲学和社会理想。而在古代皇权至高无上的环境里，最适宜实现这种理想的途径，就是借助政治。皇帝大约也看透了这一点，才搞出了科举制、八股文，让秀才们像傻子一样趋之若鹜。把理想禁锢于实现理想的途径之中，成了莫大的讽刺。

理想与现实格格不入，成为悲剧之源。屈原被陷害了，司马迁被折腾残废了，嵇康被杀了，李白被羞辱了，王安石被骂臭了，苏轼被放逐了，自古至今，凡是大文豪，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说起来，文人们也忒好笑了，一面深知政途艰险，一面又不自觉地往里钻。柳永那么潇洒的一个人，却一面说“忍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一面又去参加科考，结果遭到皇帝亲自嘲讽：“且去浅酌低唱，何要浮名？”老柳倒也聪明，顺势破罐破摔，逢人便说自己今后奉旨填词。折腾一通，还回他的烟花巷里，何苦来？

所以说文人们有呆子气，认准了政治这条路就低头向前，劲头上来，连皇帝老子的面子都不给。遇上宋神宗那种脾气好的，能容得下欧阳修和苏轼，遇上汉武帝那种脾气不好的，一刀下去，留给司马迁终生屈辱。

有一种文人，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比如王安石，一意推行新法，得罪了全天下人也不在乎。还有一种退而求其次，比如李白，既然不见容于权贵，老子干脆不伺候了，去游历山川，来个斗酒诗百篇。前一种人还恋栈于政治，后一种人则渐渐游离政治之外。《品中国文人》中的近二十个文人里，后一种占绝大多数。

对这后一种人来说，悲剧尚有一样好处，就是让人受刺激。但凡受了刺激的人，都能写出好文章。《品中国文人》书写了许多暴烈的痛苦之旅。它们形成了一道道独特的风景，一面是文人们在政治里被祸，一面却又在伤心惨目中写出极为绚烂的作品。陶渊明采菊东篱，方觅得桃花源，司马光谪居十五年，撰成《资治通鉴》，曹雪芹身陷贫寒，终成《红楼梦》传奇。司马迁早就明白危厄与创作之间的关联，所以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看起来这些文人像是长了记性，转而埋头写文章，再也不闻窗外事。但你以为他们不再想涉足政治吗？才不是，且瞧瞧他们的诗文，哪一个不是壮怀激烈，忧愤悲切？写史的学着用春秋笔法，于不动声色中臧否人物；写文的学着长吁短叹，把肚子里的牢骚全变成了骈四俪六；更别提那些写诗的，寥寥数字，就道尽了心中苦情。若是有心从鸡蛋里挑骨头，能找出一堆对政治现实不满的字眼，保准兴起一场又一场的文字狱。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对古代文人而言，真正的风花雪月，是功成身退后的事情。

《岳阳楼记》后来被收入《古文观止》之中，这部书是个很好的例子，所有文章中，纯以文学为主题的并不多，倒是《陈情表》《原道》一类的文章占据主流，那些对历史、哲学的思考，都与政治现实联系了起来。古代文人不为政治服务，而为政治理想服务。他们认同“学而优则仕”这样的信条，把满腔豪情倾注其中。这种经世济用的思想，需要胸中有大丘壑。唯其如此，当他们得意之时，会把一身才学尽数使出，当他们失落之时，又会借由文学一吐心中块垒。不论哪种方式，都能将其政治抱负与实际面对的结果写入史册，从这个角度来说，古代文人不曾在社会中缺位。

《品中国文人》里的古代文人，具有性情，不失德行，所以有小节不拘的，却没有大节不纯的。他们表象上的不羁和内心的守正结合在一起时，就产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故事，读起来就更加像传奇。像苏轼和王安石那样在官场上怒目而视的对手，能在山水相逢之时一笑泯恩仇，只因他们明白，彼此念念不忘的只是理念，而非个人恩怨。这使他们始终持有超脱的态度——在庙堂，在江湖，在落入极度困厄的环境时都是如此，因而在艰难转圜之际，还不忘直抒胸臆。否则，我们哪里还能读到那些流传千古的文字？

古代的优秀文人，首先是知识分子，和今日只知闭门造车的文人比起来，他们的角色更丰富，底蕴也更深厚。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炒作，不知道什么是商品经济下的写作，也不知道什么是作协身份。他们只是心怀天地，希图建立自己的理想国，尽管其中也不乏名利之心，但更加纯粹而不虚伪。如果今天的“文人”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不会感叹“这是一个大师绝迹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