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摄影《纪实摄影者笔下的纪实摄影史》

阿瑟.罗思坦《纪实摄影：摄影大师及其理念》是一本小巧的书，广西师范出版社“影像阅读”系列的四本书之一。与一般摄影史书籍不同，《纪实摄影》并没带有太多的深刻的术语，而图片与文字的齐飞使得此书甚为好读，可以称为“大家小书”。作者阿瑟・罗思坦（Arthur Rothstein）算得上摄影界的“前辈”，1935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加入美国农业安全管理局（FSA）摄影小姐，5年之间摄制了许多传世之作。继而担任美国Look杂志摄影部负责人和Parade杂志副总编辑，负责摄影事务顾问与指导工作。此专业人士无疑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纪实摄影”的窗口，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说，“我相信我能权威地评估与报告重要的趋势和方向。”

作者并没有简单地从时间的维度对“纪实摄影“进行分期，而是综合到各种必要的因素，以人物为主线，“强调摄影家们相似的意识形态所显示的风格关联性”，将“纪实摄影”的历史巧妙托出：1.纪实摄影的传统。2.关心社会的人文主义者。3.美国农业安全管理局。4.好奇心与客观性……如此，全书分为十一部份。

纪实摄影概念的最初提出是一个有趣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从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更清晰地透视出“纪实摄影”的历史及其作为一种诠释形式的思想性。摄影最初是一种功能性的记录装置，虽然画家保罗・德拉罗什看到照片时说“绘画已经死了”，但事实上“画意派摄影家主宰了19世纪”。作者认为这时期的摄影者不敢承认或是无法发现摄影精细描写与凝固动作等特长。“纪实摄影”只在等到20世纪初才能实现他们的媒体创作潜力。而法国摄影家欧仁・阿热特则是最初使用“document”来命名他拍的街景与寻常百姓的照片。“Document Photography”（“纪实摄影”）在经过一批批纪实摄影家们的努力实践下，成为引人注目的摄影类型。

作为一个“纪实摄影”者，作者在该书中通过摄影史实的描写，表达了他对“纪实摄影”功能、作用的看法。在导论中作者写道，“本书对所讨论的所有摄影家均指出他们勇敢面对社会，与社会产生的互动，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诠释”。可以看到罗思坦本人对纪实摄影的社会功用性极为看重。而书中作者叙述的话语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序言中作者说他写 ）这个词，源自拉丁文docere，意为“教导”，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实照片通过技术工具的应用，不仅传达客观信息，最终还是要指导受众了解图片背后的社会层面，甚至同此产生某种行动，以使达到美好。中国习惯将“Document Photography”翻译为“纪实摄影”，并没有直译为“文献摄影”，但同样反映了强调了真实性的价值范畴。

从普通民众到纪实摄影大师，绝大部份人都认可推崇“纪实摄影” “反映社会，改善社会”的美好的社会意义。作为一本“纪实摄影”的简史，作者也十分注意描述纪实摄影家对摄影、纪实摄影及其自身创作的看法。书中各大师的大量实践和话语印证了这段的话的首句，反映了整个纪实摄影界对纪实摄影最基本、最普遍的看法。如美国摄影家刘易斯・海因拍了大量童工在恶劣环境工作的照片，这些照片直接促成禁止童工的立法程序；他的晚期作品着意表现工人和尊严。作者评价海因时说，“他展现出他对摄影作品能够教育大众了解生命价值的深刻信仰”，而海因本人则说，“我要呈现必须被纠正的事；我要呈现大家必须赞赏的事”。而他这句话无疑也概括了他一生的摄影活动。

正是由于摄影师们的理念，他们将摄影机看作“理智与心灵的延长”，一方面他们记录历史，1935年美国农业部移民安置署的成立，一组摄影师在罗伊・斯特赖克的指导下拍摄农业安全管理局（FSA）这个新政机构的历史性照片记录。这些照片现在仍然保存在美国图书馆，属于全民所有；一方面他们改变历史，FSA摄影家们的作品对“新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更值得提的是关于“越战”的三张照片：《佛教和尚自杀抗议》、《西贡街头的处决》、《逃离燃烧弹轰炸》，他们间接地停止了一场战争。

这些“影响”跟宣传效用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影像即使是客观的，但能不能代表图片背后的所有一切都真实呢？传播学效果研究的案例时常提醒着我们警惕此类的客观背后的意识形态。在本书中，阿瑟・罗思坦也对这类问题有所论述。作者认为，宣传的定义是“故意传播某种观念、信息、事实或论证，以协助或伤害某种目标、个人或机构”，而“摄影者向观看者传送一种参与感和关心，如果有所选择也是采取平衡的方式以预防对事实的错误诠释”，“看了纪实照片之所以受感动而采取行动，是因为他们认同摄影者目击题材时产生的关心”。这个回答其实并不圆满，这个“认同”是否是摄影者故意设下的圈套呢？这个回答还不如说是对拍摄者要求，“预防对事实的错误诠释”。FSA摄影计划的领军人罗伊・斯特赖克正是基于此，一贯坚持摄影者在拍摄某个题材之前尽可能对此深入了解，为些他“准备了一长串的阅读书目”。他说，“摄影者的职责是搞清楚题材，找出题材本身的重要性与环境、时代的关系和功能。”但不得不承认，完全的真实难以企求，作者也指出，“纪实摄影家所见的镜头前方的现实，连同摄影家所感受到的对真相的意见，被客观地记录在感光药膜”。“第三效果”式的照片诸如威基的《评论家》，带有强烈象征意味的照片，诸如弗兰克的《政治集会》无疑正是“现实”与“意见”的共同反映。

除了内容，这本书也透露了“纪实摄影”作为艺术形式的看法。对比绘画，摄影是以“纪实”进入历史的。有些人从这个角度质疑“摄影”的艺术性，他们认为摄影这种近乎“真实”的反映是不能进入艺术领域的。瓦尔特．本雅明在《摄影小史》中为我们描述了摄影在发明的早期阶段所遭遇的诽谤攻击，本雅明也从而提出了“摄影作为艺术”的辩护……在“摄影”、“艺术”可融合的今天，摄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已经不容质疑，但“纪实摄影”的艺术性如何呢？作者肯定了“纪实摄影”的艺术性，“随着时代的变迁与今天观看者水平的提高，需要更具艺术性的技法”。书中需并没有就“艺术”性的话题展开专门的论述，但在引用资料，对摄影大师及其作品进行评价时，仍注意到了“艺术”。

此书虽薄，然其以纪实摄影者写纪实摄影史，文笔简洁处点到了各个方面，既表作者对“纪实摄影”作为视觉文化的看法，又考察了纪实摄影历程的多彩，甚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