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在图书馆偶然找到一本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感觉非常不错，是钱穆先生1952年所作关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演的讲稿。作者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清晰的阐述了他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观点，主要考察汉、唐、宋、明、清五朝的组织、考选、赋税、兵役等制度。我看的这本书是1966年香港出版的，内地也有相应的版本，是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研究政治特别是现实政治，离不开对政治制度的考察，而要研究政治制度，又需要研究相应的背景。钱穆先生不仅认识到这一问题，还更进一步提出“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以及研究政治制度必须同时注意与之相配合的人事。这里所说的人事非指现代意义上的干部安排和人员配备之类的事，而是指人的作用。并且，先生而强调制度必须跟着人事变化而变动，认为制度的产生主要根据人事的需要，并展现出时代性和地域性，同时还具有利与弊两种特性。先生反对那种简单的根据现代意识否定传统，将过去历史说成是“专制”是不符合实际的，同时，他也看到，一项制度的产生必然有其原因，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注意到的就只剩下制度的外貌，而忘记了制度的本来意义，这时候其实制度已经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了，因而就有变革的必要。也就是说，在理解制度的时候，要着重了解制度的背景和原始目的，而非简单的观察其外在形式，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按照制度的内在精神及时调整这些制度的外在形式。看到这里，我还想到一些人常常推崇英国之类的国家那种对传统礼节的坚持，这其实恰恰反映了这些国家对制度外在形式的盲目坚守，而忽视了制度的内在精神。比如英国议会有个关门的习俗，这起源于数百年前的特定需要，现时代早已无此必要，如果理解了这个制度的内在精神，就会很自然予以废止。当然了，这或许也跟民族特性有关，不仅仅是对制度的理解问题。

通观自汉至清的制度演变，可以看到皇权不断加强的历史趋势，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中央权力日益增强，地方权力日渐虚弱，进而地方制度不是在改进，而是变得更差。钱穆先生特别推崇汉代的地方制度，认为汉代地方层级少，县之上为郡，而郡之太守即为与九卿平级的二千石官员，这就使得官员升至高层的机会远多于后世。就中央制度来说，离不开皇室与***的关系问题，这里的***主要是指宰相及其下属。在汉代，众多官职还保留着皇室私臣的遗迹，既体现在名称上，也体现在职权上，虽然已经实现化私为公，但还未清晰的区分皇室与***的关系。而原本作为皇室管家的宰相，现在变成了国家的管家，但仍然管理着的皇室，这体现在其下属御史中丞即是皇室的主管官员，其所属九卿中有多位是主管皇室事务。但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到宰相的权限很大，可以对皇室实施管理，当然不能说这是对皇帝进行管理，宰相只有限制皇权的作用，却没有管制皇权的能力。至于考选制度，汉代设立太学，其学生经过考试分为甲等、乙等，前者直接出任郎官，到宫廷实习，进而授官；后者则到地方为吏，接受锻炼，然后获得任郎官，得到被提拔的机会。后来实行举孝廉制，即地方推选孝子、廉吏到中央，这时候主要就是那些从太学派到地方为吏的人得到提拔，因而可以将汉代考选制度归结为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三项手续，后来又增加了考试环节，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不依赖于门阀贵族势力的士人***。当然，后来举孝廉看重家世，而轻才学，已是制度的演化所致，体现了制度的一些弊端，此是后话。就经济制度来说，则实行轻徭薄赋。而对山林池泽、盐铁等事，先前实行了私人经营制度，并只收很少的税，后来则收归国营，并一直沿至清代。因而，钱穆先生用现代的语言将那时的制度归结为节制资本，但未能平均地权。兵役方面，则实行全民皆兵，分为卫兵、戍卒，和在地方服役三种形式，前者到中央，中者到边郡。这里还牵涉到服役的制度，一般根据人口情况来安排，这时候很多人就想办法规避，于是很多人自愿被卖为奴，以便让富家大户为其缴纳免役钱，这时候就产生了“奴隶”的大规模增长，后来光武帝实行废奴政策，不见得是爱惜百姓，而是出于卖奴影响了国家征役的考虑。

唐代制度自然发生了变化，但却是来源于自汉以来制度不断演变的传统，并非无本之木。唐代改变了汉代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分的制度，而设立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三省长官皆为相，其中中书掌制令，门下掌封驳，尚书省设六部，掌执行。中央社最高机构政事堂，由三省最高长官组成。但是由于唐太宗曾任过尚书令，自此无人敢任该职，于是尚书省无最高长官，而由左右仆射同时主管该省。只有左右仆射兼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义时，才有机会参与政事堂会议，获得真宰相的地位。这时的地方制度较汉代增加了层级，并产生了节度使拥兵自重的弊端。而唐代的考试制度则很值得一提，它完善了科举制度，并将其作为考选官员的重要形式，取代了九品中正制，至于它有没有良好的避免富家大族的影响，则要看具体的人事了。经济和兵役制度则都经历变革，前期实行租庸调制和府兵制，将田租、服役、纳捐分开，并由国家供养府兵。后来由于这些制度弊端丛生，特别是执行混乱，导致变革，但变革更多的出于便利的需要，危害更大，这就是两税法和募兵制，尽管为了减轻负担，但却导致负担的增加，最终导致了唐王朝的覆亡。

宋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弱”，它没有建立真正有效的制度，因为统治者对失去政权的担心，而采取分割相权、供养冗官冗兵、重文轻武等措施，力图在限制官员势力的同时，保住自己的地位。这就导致了宋代的积贫积弱，面对强大的辽夏，没有对抗的实力。这个时候的制度已经呈现出重规定，轻人事的问题，强调严格遵守规定，反对主事者根据制度的内在精神灵活运用，具体体现在科举中的糊名制度，当然这是有利于公平的，但却也丧失了灵活性。

明代进一步加强专制，皇权不断扩充，撤销了宰相之职，六部尚书直接面对皇帝。由于皇帝也难以一人应付全国的政务，因此需要内阁大学士的参谋，后来随着皇帝日益荒废政事，内阁大学士遂得以操权，但在名义上他们仍然地位较低，不过出任大学士的人地位并不低，大多是六部尚书或者皇帝的老师等。地方上则设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三司，并进一步增加地方层级。并且在这个时候，还产生了胥吏与官员的严格区分，不再像汉代那样吏是作为出任官员的实习，而是明确规定吏不得为官，但由于胥吏通常都是专业人员，负责制度的具体执行，引起这些人的不满自然导致有令不行。赋税方面的一条鞭法与以往的田赋、丁税合一的制度一样，在经历了短暂的便利之后，又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增加，加重人民的负担。

钱穆对清代甚为不满，这可能也与他存在的一些“大汉族主义”有关联，他基本上将汉族等同于中国，将蒙古和满洲人视为外人，这恐怕已经跟不上时代潮流，也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实际情况。但他所做的制度与法术的区分还是很值得赞赏的，他认为出于私心所定立的制度不能算是制度，而是一种法术，清代统治者采取了很多措施保护满洲特权，而非出于公心，自然是一种法术，虽然其他朝代的统治者也属于家天下，但他们在保护皇室权利的同时，也注重从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即便这些朝代也有富族大户获得特权，但那主要是其实力使然，而像清代那种刻意照顾一个特权集团的情况则属少见。在清朝制度下，汉族人难以得到重用，自然希望反抗和革命，于是就有了那么多的起义，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后来就是变法和革命，这里作者关于革命和起义还做了很有意思的区分，认为后者主要是基于人事原因，制度不是导致起义的原因，而是执行制度的人事问题导致的，通过起义推翻了执行者，更换一批制度执行者，就可以实现安定；而革命则是为了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这时候就不是人事而是制度本身存在弊端了，所以要通过革命更改这种状况。作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大多数都是起义，即在制度范围内通过改变人事来纠正问题，而清末则呈现出制度本身的弊病，因而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回顾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政治制度，可以发现中央日益集权、皇帝日趋专制的发展趋势，历史是不断演化的，作者批判了那种将历史简单的归结为专制的幼稚想法，体现出作者的一种发展的历史观。另外，也应看到，中国政治制度总是面临着执行难的问题，由于人事的原因，很多制度最终都走向异化，这在地方制度上体现的很明显。历朝历代都会在地方设立分支机构，特别是监察机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机构最终都成了行政机构，甚至变成了一级地方层级，汉代设立刺史行监察权，后来演化为行政上的“州牧”；唐代则是节度使；宋代代表中央管理地方的知事后来成为正式官职；元代的行中书省后来成为一级行政区划；明代设总督、巡抚主管临时事务，到清代已成为正式的地方大员。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作者：钱穆

目录：

序

前言

第一讲 汉代

一、汉代***组织

二、汉代选举制度

三、汉代经济制度

四、汉代兵役制度

五、汉制得失检讨

第二讲 唐代

一、唐代***组织

二、唐代考试制度

三、唐代经济制度

四、唐代兵役制度

五、唐代制度综述

第三讲 宋代

一、宋代***组织

二、宋代考试制度

三、宋代赋税制度

四、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

第四讲 明代

一、明代的***组织

二、明代考试制度

三、明代赋税制度

四、明代兵制

第五讲 清代

一、制度与法术

二、清代的部族政权

三、清代部族政权下的***

四、部族政权下之考试制度

五、清代的统制政策

六、民众的反抗运动

七、变法与革命

总论

香港版：1966年4月增订四版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月北京第一版 98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