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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舆论《公众舆论的困境与中国舆论现状》

  • 小小评论家小小评论家
  • 书评
  • 2023-03-26 04: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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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公众”突然成为媒体的热门词汇,民生新闻越来越受到重视(民生电视新闻更是不断地冲击收视率高峰),各种评论都以维护公众利益,反映民意的面目出现,而互联网网民“挺钉子户”、“打虎”等行动则更让人觉得公众舆论的大潮正在如此具体地向我们涌来——透过大众媒体,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都在竭力地“公意”(Public Opinion)呐喊。但公众舆论究竟为何物?也许我们只能大概说是公众的意见。但谁是公众?舆论来于何处,又作用于何处……只要我们就“公众舆论”稍作思考,一大串的问题自然会接踵而至。而作为舆论学的开山之作,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对这一系列的问题作出了深入的探讨,虽然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而他的思考也带着更多的个人经验,但若细读此书,其启发必定不少,特别是对于中国时下媒体环境、舆论氛围的思考。

在该书的导言中,李普曼首先通过一战时大洋孤岛上英、法、德等国家的人们生活的情况等事例(类似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洞穴寓言”)鲜明地提出了他的观点,人们普遍生活在两个环境中,一个是我们日常所谓的“现实环境”,一是“虚拟环境”,虚拟环境实际上是人们根据“现实环境”而主观重构的,是保护自我的“堡垒”――就像导言的标题所记,外部世界就是“现实环境“我们头脑中的景象则可被称为“虚拟环境”;一般人固执地认为他头脑中的景象是与外部世界一致的,于是当他描述外部世界并发表观点的时候,他显得那么自信而且毫不让步。

在完成这个观点的阐述后,李普曼不失时机地对“舆论”作出定义:“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别人、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就是他们的舆论。对人类群体或以群体名义行事的个人产生着影响的图像就是大写的舆论。”,而“外部世界的这些特征,我们简略地称作公共事务”,显然,李普曼对“公众舆论”的正确、客观是持怀疑态度的,人们在“虚拟环境的刺激而在他们的舞台上东奔西忙”,显然这样产生的舆论不值得信任。李普曼用了全书的大半篇幅论述了“公众舆论”如何地难以承担客观、理性的重担。外部的限制上,人为的审查制度、社会交往圈(可参见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用于关注公共事务时间与注意力、信息描述的清晰度等已经使人们的认识与外部世界的真实不可避免地分离;人们对于一般性的外部限制缺乏警惕,对于真假混杂的信息一并接收,日积月累形成可“节省精力”保护人们社会地位的“成见”(Stereotype);而“成见”在一些外来消息的冲击下,在“图像”等观念传达方式的作用下,在惯例指引下的利益考虑中,人们又会形成另外一些“门户之见”,而“国家至上”、“人民意志”等“公意”则易于在政治家的言行说服中,以象征,感情的唤醒等手法,在大众的欢呼中形成。

看到李普曼的论述,其中阻碍“公意”理性、客观的因素,我们显然不陌生。略览中国历史,在这些因素或明或暗的影响下,中国大地上会突然陷入一场灾难或者空前的团结中。固然这些因素中的某些因素(如信息传播技术)是非人为的,但民意的天翻地覆中我们总能更多地观察到人为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即使不晓得“公众舆论”为何,对于群体心理舆论的“制造者”却是十分通晓的。虽然我们的“舆论教训”不少,但还没等我们清醒过来,新一轮的历史审查已经将过去装饰。千百年来我们的史书就在重复着这一轮回。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这种现象发生改变了吗?

目前的情况是,我们正以公众的名义在各种大众传媒表达着对这种“轮回”的不满,表达着对***、强势利益集团等低估民意行为的不满,对公共事务总有一批人热心地通过种渠道参与或评判,从以知识阶层为代表的民众在媒体发出的声音中,我们似乎感觉到“民意”的乐观趋势。

我们的“民意”难道突破李普曼“公众舆论”的局限吗?显然不是,“民意”依然有成见,依然有“看不见的手”的操控,但对于中国的现实来说,民意的崛起已经带有不同于以往的强烈的被牵制色彩,其自主性、独立性、理性正在慢慢起步。中国不同于美国,长期以来***一直绝对的强势主导着对公共事务管理,公众舆论往往是***内部的事情。而现今“民意”在各种因素下开始慢慢摆脱***“统一话语”,这点显然是可喜的,虽然前路依然不明朗。而对于李普曼生活时代的美国,显然其公众舆论与***及各大利益集团的关系已经不再直接,公众舆论更多受到的是间接的压力。李普曼担心的是在一个言论并不封闭的环境内,舆论及民主***纵的危险,显然对于目前中国这还不是最关键的问题,而且李普曼的这种担心也还有商酌的余地,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就曾这些问题与李普曼有过一番争论。

李普曼在书的最后则提到了解决“舆论”困境的方法,利用新闻界加以组织舆论,而不是由新闻界组织舆论;独立的专家团队提供足够清晰的事实记录;提高公众的教育水平,诉诸理性。虽然作者这里的方法带有强烈的理想色彩,但我们可以也许可以朝这方面不断努力,而新闻界非“舆论法庭”的提法也值得中国媒体进一步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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