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吴宓《【读品•专题：吴宓逝世三十周年祭】申敏：身后闲事谁管得——吴宓故

今年春节，寒气凛冽，大雪未消，我回老家过年，忽然想到了作为同乡的吴宓，很想去他的墓地拜祭一下。这位近年来逐渐被学界热谈的传奇人物，离世就在故乡三十年前的这个早春的时节。选择了一个暖和些的日子，便骑车前往离家不远的安吴堡。安吴堡距老家居住的村子大约十里左右的路程，小时侯我常常步行去那里玩耍，但从未知道这里曾经有一个叫吴宓的人，却早知这个坐落在嵯峨山下的村庄有一位传奇的寡妇，因给西逃的慈祥太后上供十万两白银而被封为“一品护国夫人”，荣耀一时；也知道这里曾有很多意气风发的革命青年，他们从全国各地聚集于此，在寡妇的庄园里建立了战时青年训练班，学习训练为革命。在安吴堡这个偏僻的村庄里，这两个历史事件足可以让现在的人们引为谈资，来作为向外来者进行炫耀的资本。然而，村民们却很少谈及这个名为吴宓的著名学者，大约是学者毕竟和这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村民相距太远了。但吴宓的确是从这个小山村里走出去的，一生历尽命运的荣辱坎坷，留下太多让后人谈论的话题。

吴宓的墓就安葬在吴氏家族的陵园内，以前这个陵园被***在荒野，远远能看见一片柏树，郁郁葱葱，但这次去，却意外的发现陵园有了牢固的围墙，铁门上挂着一个大锁。我问村人，才知道钥匙在一个叫姚叔的人手中。找到姚叔，买了一盒十元钱的香烟后，姚叔答应带我们进去看看，并义务进行讲解。姚叔穿着朴素，但脚登发亮的黑色皮鞋，讲话带有浓重的陕西方言，却比较健谈，看来属于典型的乡村文化人。虽然家在农村，但姚叔强调，他是吃县财政的。姚叔带我们进了陵园，吴宓的墓就在陵园东侧的空地上，墓地很简陋，沿坡地而建，蜿蜒别致，内有长方型水泥墓碑，碑后为圆形墓冢，底侧围有护砖，墓地四周有低矮围墙，占地大约十几个平方米。我细看墓碑，刻有碑文“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八个大字，其余的则是关于吴宓的生平介绍，通正全面，读落款，得知是由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高元白先生所撰写。

姚叔很热心，边走边对我们进行详细地讲解，特别是发生在安吴堡的传奇故事让他津津乐道，我对他讲的那些过往的逸闻趣事大多不感兴趣，显然也大都是他从一些书籍上读到过然后转述出来的，有许多没有消化的书面语还不自然地夹杂在姚叔的言语之中，倒是姚叔谈到他在文革后与吴宓有过交往，并曾请这位老人给自己讲解过小说《红楼梦》，这让我非常吃惊。于是问姚叔，他对吴宓是什么印象？姚叔就一句：“这人严肃得很，学问也太深。”我想这印象大约是对的，但姚叔在吴宓墓前向我侃侃而谈介绍这位同乡的厉害，历数了那些作为吴宓学生的大名人，又讲到了吴宓荣耀的学术生涯，谈到吴宓早年就有神童之称，16岁考入了当时的清华大学，后来又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聘请四大导师并担任院长，一时群贤毕至，十分了得。我连忙向姚叔纠正，吴宓当时考取的并非是国立清华大学，准确的说是清华大学的前身即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清华留美预备学堂，改名为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以及国立清华大学都是后来的事情了，但姚叔却振振有辞，说曾在某本书上所见就是如此，我于是细细谈及自己所知道的这些前尘往事。姚叔倒是细心聆听，之后哈哈一笑，反过来责怪我早知其事还让他在此献丑。

由姚叔的小谬，我却想到了自己读到过的几本书，一册是几年前看到的学者赵毅衡的文集《豌豆三笑》（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一版），其中有一文《一度好斜阳》，写到了吴宓，但赵毅衡却写吴宓乃是“自杀身死”的，这让我很诧异，因为在我的阅读印象中，吴宓何曾自杀过，于是翻阅资料，找到足够的证据，写了批驳文章，因为吴宓本是病死于故乡的；而就在查阅资料时，发现《鲁迅研究月刊》在1997年3月刊登署名张致强的文章《吴宓暮年点滴事——吴宓教授逝世二十周年祭》，其中有一节写吴宓是最终是被亲人饿死在家乡的一个破旧的窑洞里，为此，作为吴宓的堂妹，也是在吴宓晚年最后岁月陪伴他的亲人吴须曼女士曾专门写文章《吴宓回陕前后》进行了批驳。而我最近读作家叶兆言的著作《旧时人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4月一版），其中有《吴宓》一文，风流款款，才子文章，文末写到晚年吴宓在煎熬中等到1978年，但依然被“遣送”回老家，这个“遣送”我以为是极不准确的，吴宓堂妹吴须曼在《回忆先兄吴宓教授》（见李继凯、刘瑞春编《追忆吴宓》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中讲到，由于吴宓晚年在西南师范大学病魔缠身，眼盲腿折，无人照顾，生活更无法自理，所以是在1976年被吴须曼接回老家陕西泾阳的，因此这“遣送”回乡是很不确切的。这些关于吴宓的生平硬伤大都是涉及传主的一个细小的方面，很有可能是作者一时的笔误，因为学者赵毅衡和作家叶兆言在我的印象之中都是严谨和博学的知识分子。

而对于吴宓生平的身后事，引起反响最大的，莫过于坊间曾出版过的一本奇书《心香泪酒祭吴宓》（广州出版社，1997年3月一版），作者是一位老先生张紫葛，此书的体例大约属于回忆纪实的范畴，但许多回忆与吴宓的现出版日记以及其他史料均无法对证，因此在学界引起了很强烈的争议。此书我最初买来读过，当时读书甚少，感觉故事很曲折动人，读来也未觉怪异，现在看来许多关于往事的争议似乎也都有些各持一辞，莫衷一是。桑农先生就曾写文章《再谈吴宓晚年》（《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6月24日），他读《吴宓诗集》中的两首分别在文革中一天写就的两首诗歌，一个是奉命颂歌式的，一个又是独立自由表达心声的，两相比较，侧证了一个人物在特殊环境下的复杂的人性与心态。这让我想起文革中的顾准，就曾保留有两份完全不同的日记，相比作为文人典范的顾准，吴宓更是现当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也更何况他所生存的哪个时代更是复杂而又动荡荒唐的年代，那些发生在他身上的往事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地去挖掘和研究。如今，这位张紫葛先生也已作古了，那本《心香泪酒祭吴宓》也因为种种缘故被禁了版，其他几本与吴宓先生相关著作的学者也因为资料和版权的问题在报纸上声明道歉和毁版，尽管如此，我还是对那本《心香泪酒祭吴宓》中的沉郁悲凉之风印象深刻，特别是黑色书封上的那副先生的照片，仿佛在遥远如墨的历史深处，吴宓先生正在书桌前伏案读书，神情专注，穿越时光。

吴宓离世的这三十年，有关先生的著作出版甚多，其中由先生的女儿吴学昭整理出版的《吴宓日记》影响最大，但也有学者指正这些日记在整理出版中被进行了一定的删改，也有论者指出先生生前就曾对自己的日记进行了一定的裁剪，更有知情者认定先生的一部分日记还被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而“保管”着。这些欲说还休的话题，至少如果能够影印出版那些日记也许可以解决部分的疑虑，如果能够把这些原生态的史料作为学术研究的公器来对待，我想就会少了许多那样费尽心机的论争了，但这也只能是部分的解决问题，毕竟作为它们主人的吴宓先生已经永远地无法做出裁判了。而作为历史后人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先贤时，下笔写作整理文稿时就应更多一份对往事的敬重和耐心，更多一份对历史的良知与责任，许多不该有的错误想必会大大地减少了。

而在此，我是应该对姚叔说声抱歉的，我不应该那么直截了当地指证他的错误，毕竟他不是以著书立说谋生的，他只是信奉现在的出版物上的印刷文字罢了，那些连知识分子都没有争论清楚的问题，那些没有按照自己做学问和写作的基本良知与责任弄明白的东西，我们又怎么能去苛求这样一个偏僻山村中的农民呢。姚叔给游客们介绍风景也大约只是自己在农闲之余的一个爱好罢了，但这已经很让我刮目相看了，至少他还知道那么多关于吴宓的往事，懂得细心聆听我这个晚生的批评。那日离开时，姚叔知道我很有兴趣研究吴宓，说他曾经写过几篇文章，都是第一手的资料，得知我暑假还可能再来，姚叔说一定给我准备好，说不定会有用的。

第一手资料，多么有诱惑的学术词语！对于吴宓生前的一切，我忽然想到了三十年前的那个早春季节，当他从故乡悄然离开人世时，很可能并没有想到自己身后会发生的这样多的事情，否则以他执拗的个性，一定会留下一个认真严肃的说明。可我想，面对那段荒唐动荡的历史，我们还能去说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