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燕榭集外文钞【读品•专题：漫谈书话家•事关黄裳】黄波：黄裳先生的《集外文

一本出版于2006年5月的好书，现在才到了我的手上。书，就是黄裳先生的《来燕榭集外文钞》。2006年的时候便知道黄先生在林林总总的旧集、新集之后，出了一本“集外文”，但听说价格达40多元，不免有些患得患失，这次有幸碰到书店打特价4折，再也不能错过了。40多元，本属物有所值，现在4折，只要17元，更是物超所值，赶快就利用一个早晨的时间，读完了。

“集外文”到底是“集外文”，对喜欢作者的人来说，“集外文”的功效之一，就是开了另外一扇小小的窗，而从这个窗口中透出的风景，自然仍是旖旎极了，但与“集内文”相较，究竟别有洞天。

我想，在研究黄裳的人那里，《来燕榭集外文钞》的第一个用处，是对钩稽黄裳和周作人之关系大有助益。读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黄裳的文字是追摹周作人的，这一点却意外遭到了黄先生本人的否认，我看过黄裳不止一次的访谈，别人和他探讨知堂对其影响的时候，黄先生总是虚晃一枪，聊作应付，然后便去大谈鲁迅。黄裳和周作人关系究为何如？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了。而在那厚厚的六卷本《黄裳文集》里，有心人当能注意，黄先生对周作人假以辞色的时候是很少的，虽然偶尔也要表示佩服知堂的文章，不过，这种佩服，也往往是修辞技巧上的一种“反跌”。著名的《老虎桥边看知堂》，记得是收在《金陵五记》中，那是黄裳生以报社记者的身份采访了狱中的周作人，所写下的一篇名文。《金陵五记》不在手边，印象最深是，周作人应黄裳之请题诗，写了句“东坡风貌不寻常”，有攀附身陷乌台诗狱的坡翁的意思，黄先生文中所记，他的感受是“好一个‘东坡风貌不寻常’”，落水的周作人受这种斥责自是活该，黄裳先生在斥责同时，又请这个尴尬的“老东坡”“写点东西，如近诗之类”，却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

现在的《集外文》则提供了另一种线索。从题目看，直接写周作人的有以下四篇，即《读知堂文偶记》、《读〈药堂语录〉》、《关于李卓吾——兼论知堂》、《更谈周作人》。另有文题似与周作人无关，而内容却有牵连的，如《关于废名》，说废名“这位诗人兼哲学家已经完全脱离了这个混浊的世界，这与他的老师走的正是一条路”，“又记得一位不识面的朋友写了封信给我，其中有这样的话，他说废名过京时，曾亲至狱中，对周存问，犹有古人风义，比起傅斯年来，不可同日而语云云。这似乎也是一种看法”。废名对狱中的周作人“存问”，从大处说，是不知民族大义，从小处言，是书呆子气十足，难怪黄裳对他“不免起了反感”，这和他当年在老虎桥暗斥周作人，其情感是一致的。可是人的情感，到底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集外文》中四篇直接写周作人的文章中，前面三篇，都让我这个对黄裳不屑周作人早存定见的人小小地吃了一惊。对知堂文字的倾慕，不消说的了，像“这是我所读过的最悲恻的一篇文字”，“这种记述儿时故乡琐事，加以微淡的情感，最为我所爱读”，“这是我喜读的一段文章，却说不出什么地方好来”云云，眼界甚高的黄裳先生恐怕不会轻易许人的；而对周作人思想的钦敬，也在在可见，“读之如闻说法，令人顿生澈悟，获益匪浅”这样的话，哪是随便说的呢？他对周作人思想的归纳，“虚无而少信”，“漆黑的定命论”，一望即知，非真知周作人者，断不能理解得如此透彻。黄裳在《关于李卓吾——兼论知堂》中同情“漆黑的定命论”的周作人，说“战乱前知堂用辛辣的笔锋与左派苦战，看了真是感动。”老实说，几十年后，作为读者，我看了这段文字，仍难免感动的。然而不久，曾让黄裳感动的周作人就让他觉得“满身的不愉快”了，这是1946年《更谈周作人》一文中透露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周作人的“落水”，无疑是最应该首先考虑的。可是也有一点小小的疑问，因为《读知堂文偶记》、《读〈药堂语录〉》、《关于李卓吾——兼论知堂》三篇文章，都是写于1942年前后的，这个时候，北平的周作人已经是一个让人“满身不愉快”的“落水者”了。那么是身在沦陷区的黄裳先生苦于环境的限制，作文缺乏别的素材，只好借周作人来敷衍么？考虑到黄裳先生的腹笥，这种想法迹近侮辱。那么只好存疑了。我有一个私愿，希望有条件的人，好好钩稽一下周作人与黄裳的关系，不论文字还是思想，如果要做这个工作，这本《集外文》则是万万不能忽略的。顺便再说一点，黄裳先生喜欢强调鲁迅对自己的影响，而据《集外文》反映，早年的黄裳似乎很少谈到鲁迅，渐渐越谈越多，是1946年后的事情了。

在研究黄裳先生的人那里，《来燕榭集外文钞》的第二个用处，是终于看到了黄裳本人对“《古今》公案”的说法。黄裳在沦陷区为汪伪背景的《古今》杂志撰稿，是个让不少人纠缠的问题。为什么会纠缠？估计可以从公私两面说，“公”的一面，是希望努力还一个历史的真相，是好是坏都让它显露出来，“私”的一面，或有私怨在焉，而在立身行事之大节上向来不苟的黄裳先生，对这个问题一直避而不谈，或许也是遭致纠缠的另一个因素。现在，黄裳先生终于在这本《集外文》中谈到了，不仅如数把他当年在《古今》上发表的文字重刊，并明确在《后记》中宣示“对旧作，我是愧则有之，却并不悔。笔墨一经付之刊印，即成公器，是洗刷不尽、躲闪不来的”，这种胸襟应该让那些存有私怨的人闭嘴了。关于读书界人士最关心的黄裳为《古今》撰稿的原因，《后记》中指出了两点，一是约稿者太厉害，以前并不“抖”，于上海沦陷后“忽然抖起来了的”约稿者周劭“逼稿甚紧”，自己“惹不起”，“也躲不开”；二是黄裳是准备逃出沦陷区的，“从敌人手中取得逃亡的经费，该是多么惊险而好玩的事”。像笔者这样的后辈，对那段历史真是隔膜极了，读了这样的文字，难免有些想像不出，让作者躲都躲不了的约稿人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汪伪既要办《古今》这样一份杂志骗人，当然还需要一点文化的外衣，不知道它发放稿费，除了按文章计酬以外，还有什么让作者这般戒备和刺激的程序？

在研究黄裳先生的人那里，《来燕榭集外文钞》的第三个用处，是可以比较清晰地触摸到黄裳思想演变的一些脉络。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以来，黄裳先生妙文迭出，其中两篇让人颇感诧异。第一篇是因为所谓“第三条道路”怒斥张中行先生，还有一篇则是回忆胡适抗战中作“六言诗”，黄裳及同仁们曲解胡诗“过河卒子”一语，至今“仍为之神旺”。我对这第一篇的观感是，黄裳先生所论密不透风全无瑕疵，只是未免火气太大了一点；对第二篇的观感则完全本诸黄裳先生素来提倡的“修辞立其诚”，窃以为无论针对何种人何种事，只要事实俱在，批评错了就是错了，认个错没什么的，错了犹“为之神旺”，距“修辞立其诚”不得不说稍有距离。读黄裳先生大著不少，服膺其道德文章，而这两篇文字引发异样之观感，却又苦于无迹可寻，这本新出的《集外文》的效用就在这里显现了出来。除了胡适，我在这本书中看到了很多不堪的人，如傅斯年、雷海宗、冯友兰、查良钊、燕树棠，准确的说应该是一个群体，上个世纪40年代，这一群体对某一邻国在我东北的行为表示抗议，黄裳先生仅用寥寥数笔，便将该群体的滑稽可笑之态展露无遗，那真是一篇不能不看，看后又不能不思索的妙文。连带不堪的还有一份现在大蒙时誉的《大公报》，黄裳先生在写于1947年一篇文章中，称其“虽然号称民间报，然而别有若干民间所不可及之‘优点’。甚至还得了美国人的青睐，送给奖状。这里的“优点”二字，和它上面的引号用得恰好，“未著一字尽得风流”，黄裳先生说他最敬重的是鲁迅，这里便依稀有鲁迅的文风在的。读了这样几篇《集外文》，我曾经的困惑涣然冰释。黄裳先生的思想，也许早晚容有参差，但至少在1946年以后，就是“吾道一以贯之”了。

除了以上三点妙用，《集外文》中充满着黄裳照例的博雅和从容，爱读先生文字者自亦不能错过，虽然这已经是余事了。

黄裳著：《来燕榭集外文钞》，作家出版社，2006年5月，4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