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褪色的相册《【读品•书林杂谈】薛原：琐谈副刊编辑》

从萧乾开始

对“副刊”的认识，缘于萧乾。一篇《未带地图的旅人》给我打开了一个奇异的窗口：关于现代文学，尤其是副刊，确切说，就是《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对于1980年时的一个初中生来说，《萧乾散文特写选》是陌生而神秘的，当时这个名字我甚至不知道应该读萧QIAN，还是萧GAN。隔着柜台指着书架上的那一排书对神情冷漠的女营业员说：请拿那本散文特写集。尽管不知道这个陌生的名字，更不知道啥为“特写”，就因为是“散文”，就因为翻开书有种更加陌生的东西在吸引着我，对于怀着文学梦的少年来说，买一本书有时候是不需要有理由的。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就是书前的“代序”：《未带地图的旅人》。转过年来，又买到一本萧乾的书：《一本褪色的相册》，书名其实是另一本书的“代序”，即《萧乾短篇小说选》的“代序”。后来我常常想，若是没有这两篇长长的“代序”，萧乾的晚年还能有人生的再次辉煌吗？萧乾后来写出了一系列的文章，大多是回忆之作，他的回忆之作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他当年的文学作品。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在80年代都有了再版，譬如短篇小说集《栗子》和他的长篇小说《梦之谷》。相比于这些，他晚年的回忆，读起来更有意味也更有内容，譬如《萧乾文学回忆录》。在他的回忆里，有两个内容让我神往，其一是关于《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其二是他在“二战”时作为《大公报》的战地记者在西欧战场的采访，但这一部分内容读他的回忆就不如他当年的那些特写了，这在他的《散文特写选》里就有极好的例子，譬如《南德的暮秋》等。关于文学副刊，萧乾写过一篇回忆，题目是《我当过文学保姆》，副题“七年报纸文艺副刊编辑的甘与苦”。

报尾巴•报屁股•副刊

中国现代报纸的特色，首先就在副刊。在萧乾眼里，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为“五四”以来的文艺副刊单列一章。西方报纸自然也有文艺副刊，如《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有影响的传统大报都有副刊，但他们主要刊载的是书评，而中国现代的报纸副刊的特点则主要是刊载创作，尤其是新人的创作。

其实，最初的中国报纸并没有副刊。往往都是新闻+广告。后来，有些报纸尝试着在版面一角刊载一些诗歌、小说笔记、游记、剧评等，也刊载一些随感、杂谈。往往是编辑们当正版稿件告缺时拿来补充版面，处于可有可无，补白的地位。因此偶称为“报尾巴”“报屁股”。然而，这种“报尾巴”却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渐渐地，便在正版之外，另出一页“附张”“附刊”。再后来，“附”由“副”替代，也便成了“副刊”。

让报人们没有想到的，当初没有地位的“副刊”竟然成了各家报纸相互竞争的有力武器，甚至成了有无吸引力的重要因素。之所以如何，在于社会新闻的局限性和类同性，况且社会新闻资源有限，能够给报纸带来回旋余地的往往就只有副刊。单靠新闻是很难超过对手的。一条新闻，各家报纸，区别不会太大，真正能争取到独家消息的毕竟不多，再加上报纸的社论更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所以单靠新闻、社论和通讯，想要办出报纸的个性，在报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吸引读者也是很困难的。在这样的情景中，副刊的作用就显露出来了。其一，副刊的文章相对来说约束少些；其二，副刊的文章也容易吸引读者。

作为副刊编辑的吴宓

《大公报》最著名的副刊就是《文学副刊》。1928年1月2日，《文学副刊》开始。其编辑为吴宓。从组稿、编稿、版面设计都由吴一人承担。当然是兼职。编辑部就设在吴所任职的北平清华大学内。关于吴宓，可以说现在已成了现代中国的一个传奇人物，所谓传奇人物不是说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故事，而是他在时代里的个人坚守和他的爱情故事显示了一个“书呆子”诗人的可笑和可叹。作为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学者和诗人，吴的可叹之处在于反对新文学，在“五四”时代，吴是作为与“新文学”一派的反面人物而存在的，与胡适所推动的白话文相对，吴所创办的以文言文为特色的《学衡》杂志显然是逆潮流而为。不过，作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筹办者，在今日，仅凭清华国学院里的那几位“绝后”的大师，譬如梁启超、陈寅恪等，吴的传奇也就有了可能。

虽然《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只是一个每周只有一个版面的副刊，吴宓却做得兢兢业业。当年《大公报》的一位年青编辑（孔昭恺）曾回忆：有一次，上司特意把从北平寄来天津报馆的《文学副刊》的稿样拿给他看，这个稿样极其整洁清楚，其中所有的稿子都抄写得工工整整。吴自己的稿子自不必说，每个字都是一笔一划仔仔细细写出来的。别人的稿子，如果字迹不清楚，不论长短，他也全部亲自重新抄写一遍。文章中有比较生僻的字，吴就在旁边空白处另写一个大的，以方便排字房辨认排版。吴宓排好的稿样几乎不用做任何改动。这在年青编辑看来，身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吴宓如此认真地编辑文学副刊，可以说出乎意料，正是吴宓的稿样很长时间都是激励他谨慎敬业的榜样。

钱锺书曾评价他的老师吴宓“太笨”。也许正因为吴诗人“太笨”，他才有了如此的认真和细致。其实看看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仿佛每天总也写不完的《吴宓日记》，也只有这样的“笨人”才有如此的行为。

吴宓编辑《文学副刊》，虽提升了副刊的文化品位和知名度，但却远离了“新文学”的主流。在一个有章太炎、陈寅恪等教授们出入的园地里，当时的新文学作家和文学青年是很难有可能涉足这个副刊的。当新文学已成不可阻挡的风潮，吴宓所坚守的姿态“曲高和寡”是必然的。《明刻续古名字杂剧残本跋》、《殷虚甲古之新发现》……这样的文章出现在《文学副刊》上，对于读者的阅读的确要求太高了。

但吴宓对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功不可没，看看时间就可这样说——从1928年创办，至1933年9月上旬，共313期。

《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第二任编辑

两个人接替了吴宓的副刊编辑，仍然是兼职。由“学衡”派之手转到了“新文学”阵营。其一是杨振声，其二是沈从文。杨和沈对于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其意义超出了一家报纸的一个副刊，而是为“京派”文学营造了一个园地。

五四运动时，在“火烧赵家楼”的有名事件中，一些愤怒的学生翻墙跳进曹宅（曹汝霖家）放火，其中有一个北大的学生，就是杨振声。他是新文学运动早期的小说作家，其代表作是中篇小说《玉君》，但在此小说之后，他的文章就写得少了。1930年暑假后，作为清华大学文学系主任的杨振声离开北京来到青岛，担任了国立青岛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山东大学）的校长。当时的青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是闻一多，杨聘请沈从文到青大中文系任讲师，教授小说写作。可以说，杨振声对沈从文的生活和写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正是在青岛，沈从文有了他的成熟期：文学和爱情。《从文自传》、《月下小景》、《八骏图》等都是在青岛写成的，即便是《边城》，也是在青岛海边开始构思的。在青岛，他与张兆和的恋爱也有了结果。1932年夏天，杨振声接受教育部委托，组织编写中小学生课本。他再次邀请了沈从文。沈从文跟着杨振声回到了北京，担任中小学生语文教材的编辑。正是在读《萧乾散文特写选》之前，一册《沈从文散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让沈从文成了我最喜欢的现代中国作家，而其中附录的黄永玉的《太阳下的风景》更留下了无法淡漠的记忆。但还是从萧乾的笔下，知道了作为副刊编辑的沈从文。

在杨和沈交替了吴宓之后，《文学副刊》改为《文艺副刊》，并确定了编辑原则：第一，区别于之前的《文学副刊》，编成纯粹的新文学副刊；第二，以文学创作为主，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等，鼓励老少作家提笔写作；第三，设立书评，推荐新作。他们还商定了一个编辑原则：文章的写作态度要严肃，无论流派和作者，只要作品好就刊载。

1933年9月23日，第一期《文艺副刊》面世。刊载文章为：周作人的小品文《猪鹿理》、林徽因的小说《惟其是脆嫩》、卞之琳的诗歌《倦》、杨振声的随笔《乞雨》、沈从文的《记丁玲女士•跋》。

具体的编辑工作主要由沈从文承担，编辑方式和当初吴宓编《文学副刊》一样，沈在北平编好稿件，寄天津报馆发排。

姚雪垠在1980年回忆1930年代自己的写作时说，在北京的年轻一代“京派”的代表是沈从文，沈在当时地位之高，是今日的读者知道的很少。沈为人诚恳朴实，创作上有特色，作品多产，主编刊物（即副刊），奖掖后进，后来又是大公报文艺奖金的主持人，因此成了北平文坛的重镇。

继杨和沈之后，《文艺副刊》的第三任编辑也就是萧乾。

正是在杨和沈的推荐下，还在燕京大学新闻系读书的萧走入了大公报。杨是萧的老师，通过杨，萧认识了沈。萧的第一篇小说就是经过沈的修改刊载在文艺副刊上。萧的早期作品都刊载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萧是经沈从文之手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

萧大学毕业后就直接进入了大公报。

萧先从编辑《小公园》，再到编辑《小公园》与《文艺副刊》合并后的《文艺》（杨和沈从1933年9月到1935年9月正好两年编辑了166期），萧延续并扩展了杨和沈的风格（沈在萧接手编辑《文艺》后，还承担着每周日的《文艺》特刊，1936年沈才结束了副刊编辑，全部交给了萧）。

1938年《文艺》停刊，因为日军占领了天津。

关于萧和《大公报》的故事，在他的回忆录和李辉撰写的《萧乾传》里都有详尽的描绘。

与编辑相关的副刊

有什么样的编辑，就有什么样的副刊。

譬如《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几乎刊载各种文学体裁，但有一种，它是拒绝的，这就是杂文。30年代是杂文繁荣的年代，杂文创作的声势和规模压倒了同时期的其它文学体裁，成了杂文时代。上海《申报》的副刊《自由谈》几乎被杂文占满了（在《自由谈》编辑黎烈文的主持下，杂文成了《自由谈》的招牌，在黎烈文主持时期，《自由谈》成了鲁迅杂文的阵地）。而在这样的杂文时代，《文艺副刊》及其后身《文艺》却坚持：本刊不收杂文稿件。这个原则一直保存着，从沈从文到萧乾，不是万不得已，尽量不刊载杂文。这与沈从文的副刊编辑思想密不可分，他不刊载杂文并非对社会和政治冷淡，譬如在创刊号上刊载的《记丁玲女士•跋》，就直接批评了当局秘密逮捕丁玲的行为，在创刊号上刊载这样的文章，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文艺副刊》第二期的头题刊载了叶公超的《文学的雅俗观》，可以说是沈从文用来作为《文艺副刊》的文学观：即尊重艺术，强调艺术性，重用智慧，节制情感，杜绝滥情。

萧乾后来回忆《文艺》的编辑生活时说：本刊传统之一，是尽量不登杂文。书评政策始终是分析的、理智的，不捧谁，也不骂谁。而且所有评沈和萧自己的书，都一概不刊载。

与对杂文的排斥相反，《文艺副刊》对小品文始终欣赏有加，这体现在对周作人作品的欣赏上。不过，《文艺副刊》真正大力推出的，还是一批名不见经传的年青作家，譬如：何其芳、李广田、丽尼、陆蠡……他们的作品集《画梦录》、《银狐集》、《白夜》、《海星》等都是现代散文史上的名作，而这些集子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文艺副刊》（及稍后的《文艺》）上最早发表过的。而沈从文自己的散文也非常富有感染力，譬如他的《湘行散记》和《湘西》。

从吴宓，尤其是从沈从文到萧乾，一个优秀的副刊编辑传统得以形成。“追寻失去的传统”，借用傅国涌的一部随笔集的书名，来作为对当年《文艺副刊》编辑精神的敬仰。

再谈孙犁

1949年前的副刊编辑如果选择沈从文和萧乾为“典型”，1949年之后的副刊编辑，孙犁可以说是另一种绝无仅有的典型。孙犁1949年后，直到晚年，一直是《天津日报》文艺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编辑，也可以说一直是副刊编辑为职业，尽管孙犁是以“荷花淀派”的象征存在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作为编辑的孙犁也许不值得多谈，但作为副刊编辑，孙犁的安身立命却值得一提，尤其是在他那一代作家或者稍前稍后的同时代作家中，能够像孙犁，到了晚年可以不需要对自己的作品做任何删节或撤稿而编成保留原貌的《全集》的著名或不著名的作家中，孙犁独一无二。孙犁不需要在晚年对自己当年的作品道歉或负疚。

关于孙犁，其小说有一部《铁木前传》就足矣了。而他晚年的《耕堂劫后十种》可以看做是一个副刊编辑最好的“随想录”。譬如其中《秀露集》中的《关于编辑和投稿》，就是“副刊”编辑的体验之谈；《远道集》中的《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更是对自己编辑工作的回顾和总结：

“在过去很长的岁月里，我把编辑这一工作，视作神圣的职责，全力以赴。久而久之，才知道这种工作，虽也被社会看做名流之业，但实际做起来，做出些成绩来，是很不容易的。有人把它看作敲门之砖……不要因为别人说你的工作伟大，就自我膨胀；不要因为别人说你的工作渺小，就妄自菲薄。踏踏实实，存诚立信，做好本职工作。流光易逝，砖石永存，上天总不会辜负你的。虽然这是近于占卜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