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棘之城【读品•专题：诗与政治】孔新人：《指匠》：为浪漫派和女性主义辩护

当我打开《指匠》（Fingersmith，台湾译名《荆棘之城》）时，心里不由怀疑：莎拉•沃特斯（Sarah Waters）创造的会不会是一个古怪沉闷、娇弱华贵的维多利亚中期世界？伦敦的穷街僻巷、城堡的威严荒凉、奇情的恋爱故事，会不会只有偏嗜者才能偶然注目？我是这样开始读《指匠》的，但疑虑很快就消失了：

快下雨了，天色昏沉。墓穴间的草又枯又黄。在我们身旁，绕着两三只正在小心翼翼觅食的大个儿黑鸟。我瞧着鸟儿啄食。我猜，我肯定叹气了，因为莫德看着我。她刚才一直神色冷峻、皱着眉，现在柔和些了。

……

碑石间惊起了一只黑鸟，它振翅扑打着气流——那声音像是件厚厚的织物因承受不住而撕裂了。我俩都扭头看着它飞；再回过头来时，我看到她的眼里有泪水。

——Fingersmith（以上文字为笔者自译）

当代英国女作家莎拉•沃特斯从1998年至2002年，连续发表了三部以维多利亚时代女同性恋为题材的小说（《轻舔丝绒》、《亲和力》、《指匠》），备受读者与英国重要文学奖项注目。莎拉说：“历史是我写小说的思路，是我的主题。”（莎拉•沃特斯，《从维多利亚女王到欧洲胜利日》）维多利亚“是个堆满了故事、而题材已经被用光的时代，但我仍想尝试提供新视角。”要正确理解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学发源的土壤，同时理解维多利亚小说的主要特点，必须稍稍了解英国当时的政治状况和源于十八世纪末期的浪漫主义思潮。时间走到了十九世纪中期，野蛮的绞刑还没有废止，城市贫民生活艰辛，疯人院中盛行私刑。1832年颁布改革法案，工业主义兴起，大英帝国的海外扩张也达到顶峰。“一个自愿接受最苛刻的道德准则的阶级，成为替代武力和抵制起义的保证，人们看到政治秩序得以达成。”（雅克•巴尊，《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浪漫主义已然打破了古典的单一模式，英国人仍然是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变革的重要发起者和继承者。维多利亚新秩序虽然从浪漫主义的各种希冀和理想中减去了一定的个人自由，但与此同时也保存了浪漫派的一些重要特点。

在如此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背景下，不难理解莎拉为维多利亚三部曲的“复古”写作选择了狄更斯式的传奇、和深受哥特派影响的维多利亚文学样式。《指匠》讲述一个绰号“绅士”的恶棍与伦敦下层街区的小偷苏同谋，前往Birar庄园诈骗莫德小姐的财产，不料谋财害命的诡计却演变成一场激情和背叛……《指匠》与狄更斯小说相似，出色地将哥特派小说的阴郁气氛带入了悬疑奇情故事；同时莎拉也和狄更斯一样，浓笔重墨地复现了一个从卢梭、歌德、雪莱开始传递的浪漫主义内涵：美好的灵魂。《指匠》的两位女主角，苏有颗金子般的温暖的心，莫德有颗勇敢骄傲的心。她们与狄更斯式的伦敦人物一样，一个低贱却心地诚实，一个富贵而不失高尚。在浪漫主义作家笔下，爱情总是和独特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她们是彼此阶层的对立面，但又在接触中看到了对方全部美好难得的品质。“设想你和这些人交谈，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理想差不多是如出一辙。他们认为，最高意义的价值是诸如正直、真诚，随时准备为某种内心理想献身，为某种值得牺牲一切、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奉献一个人的所有。”（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

《指匠》和《雾都孤儿》、《双城记》一样，这个奇情悬疑故事奇妙地遵从了浪漫主义的要旨：唯有美好的心才能赢得幸福的权利。雅克•巴尊在1960年写道：“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浪漫主义就被认为已经死了。……但对于浪漫主义已死这个事实，人们实在太自以为是了。……浪漫主义，虽然已经‘作古’并被否定，却依然是思想战场上的一支力量。”（《古典的，浪漫的，现代的》）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姐妹等被称为英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家，而其精神前辈正是浪漫主义。正如雅克•巴尊指出的，这既是因为他们出生于浪漫主义全盛期，也是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调子让现实主义小说只能与另一种“令人惬意”的“善”并行。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欧洲现象，在1850年之前就宣告了十九世纪的全部主题，并在1850至1885年之间奏响了浪漫主义的续章：现实主义小说。

正是由于“美好灵魂”的存在，《指匠》才与哥特式的惊恐神秘脱离了意图上的联系。由此，浪漫主义的社会公众意义便有了这样的延伸：维多利亚女王制下浓雾的伦敦不能否定最健康最活泼的人类生命。但是，问题仍应再向前推进一步：由于故事的主角是女性，而且被定义为百合（Lily象征男性生殖器官）根茎上生长的荆棘（Briar），“自由”的议题就显得比拥有“美好灵魂”更为重要。通过独创性的作品勉励女性争取自由，这也是女性写作无可替代的艺术使命。

“美好的灵魂”和“渴求自由”的主题，让《指匠》与女性哥特派小说的惊恐神秘脱离了意图上的直接联系。哥特小说于18世纪后期出现，19世纪早期最为流行，通常以巫师术士、幽灵鬼怪、死尸蝙蝠、深沟峡谷、中世纪古堡为基本元素。但英国哥特小说在19世纪中期左右，已因过度的色情和血腥描写而衰败。它的第二次兴起在二战期间至七十年代，这次复兴为哥特派小说洗刷去了一定的贬义色彩。其中，1938年女性哥特小说的起始性作品《吕蓓卡》便着力描画了古堡中白衣的惊恐年轻女子，这基本上是对《简•爱》的一次成功复写。《指匠》有很多女性哥特小说基本元素：庄园和古堡、一笔巨大的财产，一个英俊的男人，一段身世之谜，曲折隐秘的走廊，面色苍白的女主角。但但莎拉笔下的“淑女”莫德又并不完全符合这些规则：她爱得不伦，她恨得清醒，她成长的疯人院、庄园和简•爱的寄宿学校同样是囚禁女性的场所，她的出走也和简一模一样：不要因为苦难而怜悯我，爱我的唯一方式就是准允尊重和自由。若从浪漫主义文学的英国传统来看，则莫德口中的“自由”不是一种很明确的东西，它不是敏锐的英国思想家们政治家们所说的国家独立自治的自由，不是政治抒情诗人赞颂的理想化的自由，不是反抗社会阶层压迫的自由，而是对女性生命主体自立性的本能坚持，是对生命中的爱与激情的由衷守护。这“自由”正如《简•爱》第十二章那段极具声誉的描写，简虽然不名一文，却渴望着走向远方的地平线。这样的女主角总是表现出无限向往的情绪，也时常心境忧郁；在浪漫主义的思想审阅中，这种奇特的“渴望自由”恰恰被标记为“厌世悲观”的反题：通过生命的自我拯救而焕发生机。由此，借助复兴的女性哥特小说形式，《指匠》顺理成章地把“女性意识如何在小说写作的传统中丰富”的问题推向了焦点。

于是读者看到，哥特派小说中易晕厥的女主角一变而成了拜伦式的反英雄人物。《指匠》中的莫德是如此孤独、忧郁、骄傲、激情，不肯与不公正为伍——那是骄傲，或者说，那是傲慢。勃兰兑斯说：“只有在最傲慢的民族中，才能找到傲慢得足以反抗本民族的伟大人物。”这话在某种意义上是指拜伦，也是在赞扬极富个体独立精神的英国人。在拜伦式的反英雄逻辑中，不仅每个人都应是他/她自己，而且独立、自尊、自爱也的确值得每个人舍弃所有去追寻。“像我？不，没有哪个女孩会和我一样。”（莫德）确实如此。莫德第一次出逃是出于热望自由，第二次出逃是出于极度憎恶，第三次则出于骄傲。虽然她早已知道上流社会绝不文雅温良，但后来又发现下层阶级同样不会无邪天真。当入世不深的莫德知道自己的身世时，伪善的大厦一下子倾倒了，但这个最后的打击却让她成了一个真正的反叛者。唯一让她保持了骄傲的是，她没有困死在荆棘山庄，没有晕倒在伦敦恶臭的下水沟里，没有做逐利者的乖宝贝，也没有轻信过任何写在“图书”上的话。不论在山庄、贼窝、伦敦，莫德虽属于周围人们的一员，却和他们完全不是一类。她的忧郁、黑暗、激情最后变成了灵魂里的一团火焰，她可以为了自由和自尊孤注一掷了。她对自己做了最严酷的判定，离开所有以“关爱”之名实施的暴治，又傲慢地赶走了所有的伪善者。因为这样的反英雄人物不能容许任何威权控制她的灵魂，更因为女性必须拥有一个“自己的”独特的灵魂。

小说中自觉、有才智、独立的女人，首先是在浪漫主义文学中出现的，并在维多利亚时代以勃朗特姐妹、奥斯汀等作家描绘近代妇女的经典之作形成了英国女性写作的一个优秀传统。这些女主角不同于从不反抗、或者只是谦卑地默默自责的女性形象；她们同样忍受了长久的痛苦，但都决心奋力一挣、而且明白是什么制造了不幸。《指匠》中的莫德和英国女性写作中那些出色的前辈人物们一样，也充分发展了忍受不幸、反抗威权的能力。她的命运使她比一般女性面对更多的偏见和不公正：在古堡里她是淑女，在书房里她是色情书籍专家，在公众舆论中她是男性意淫对象，在贼窝里她又太过有头脑而情感强烈。生命意识的充分自觉是她最易受攻击的弱点，但也是她的力量。她自始至终在困境中争斗，为能有勇气超越这些生命的局限而祷告。《指匠》突出了英国女性写作的一个传统优点：以女性的自我意识表达生命的渴望。正因为此，我们才能够顺其自然地在小说中读到了忧患与渴求，读到了爱欲的柔情和理解的欢乐。《指匠》虽在题材上属于女同小说，但它最新颖独到之处并不是延袭女权主义对男权父权的批判，而是赞颂女性坚强自立的美好品格。正是这样一种重大的性别诗学差异，让莎拉的类女性哥特小说成为欣赏“主体的女性”的最佳消费品，而不是观看“客体的女人”的平庸读物。说到底，一百多年来为众多读者赞赏的简•爱式性格并不是单纯因为它没有“被强大的父权收编”，而更是源自某种纯粹的女性生命体验。简“坚强、自由、激越，乃是书中唯一的但足够的魅力”。不难看到，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的跨越，意味着从“权”的政治学视域向“性别”的诗学和“性”的人类学视野变迁。

同性之爱作为色情艺术中“不道德”的一类，总是独具魅力却又难于解说。《指匠》的缺点也不难寻找，它有很多为情节织就的陈旧元素：被囚禁但无力反抗的年轻女性，主仆之分贵贱之别，身不由己又陷入情网。但书中最令读者注目却不是对女性的赞扬，和对男性的批评。而是在“风流韵事”之后，莫德没有一味辗转难忘于自身的困境与无奈，相反对苏产生了无比眷恋和自责。由于爱欲的不可能实现，灵魂反倒被注满了纯洁和生机；由于爱欲的不轨不伦，主体反倒被激发得愈加勇敢和坦诚。在此，人类爱欲中的反自恋主义心态，恰恰让读者充分领略了最具自立精神的爱的魔力。当莫德终于对苏说出“我爱你”时，读者无不意识到这是生命中难以言说的美丽时刻。这正是人类色情审美中的一个惯常悖论：人性既能因情欲的满足而振奋，也能因情欲的退场而丰富。在莫德的性意识启蒙中，读者不难看到探寻真实生命体验的执著努力。因此，虽然同样是爱的背叛，莫德因“爱的不真实”而背叛与苏因“恐惧”而背叛截然不同。前者的生命冲动虽不合伦常却诚实而坚强，后者的生命冲动虽被唤醒但缺少了一点自觉和热情。苏能够得到读者的理解和同情，却在爱欲的审美上显得有些平淡。

爱欲是成长的需求和生命的必然，不伦的爱欲则更加独特性地指向着人性超越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的一维。或者说，不伦之恋通常以“习俗不能等同于道德”的超常规逻辑展现了人类生命现象中最本色的一面，色情的表现让近现代小说的社会公众意义——“政治”维度更加突出。如同卢梭的《新爱洛漪丝》进入了德国，而歌德的《维特》进入了欧洲其它各国一样，“把不道德的恋爱故事和社会反抗结合在一起”既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诗意主题，也构成近代小说的重要社会批判维度。但放在色情审美的情境下看，《简•爱》、《指匠》和《维特》之间仍有重大不同，前者渴望走出大墙之外不是为了见识广阔世界建立宏伟功业，而更是为了让生命中必然到来的爱欲获得圆满的完成。因为获得了一定政治权力和经济自立的现代女性仍然不能“每个个人都感到面前有通往广阔天地的美好前景”（维特语），所以永久渴望的情绪才一再地向女性生命个体回归。在此，“女性”与“性”的关系异常清晰地表达了人类最普遍的爱欲追问：我是谁？我因谁因何而获有生命的价值？对这些问题，故事已经给出了朴实无华的答案：凡是人类向往的理想爱情，都必须先寻找到某两个明智、真诚、不乏激情的成熟个体。至此，“女性主义”在诗学和人类学视野中的批判实践已充分说明，“女权”不仅应帮助女性标示出“政治”的实用功能，也应启发女性完成“回归生活世界”的艺术教养功能。

在政治世界的背后始终隐藏着审美的世界，而和盘托出政治与审美的纠葛无疑是人们面向当下审美实践活动的最佳方式。在女性政治和女性艺术的全方位考量中阅读《指匠》，有必要记住作者的话：“我的动机是反讽”（莎拉•沃特斯，《从维多利亚女王到欧洲胜利日》）。“反讽”一方面指向“政治”，如王小波对维多利亚式伪善的评价：“总而言之，当一种现象（不管是社会现象还是文学现象）开始贫了的时候，就该兜头给它一瓢凉水。要不然它还会贫下去，就如美国人说的，散发出***气味。”（《文明与反讽》）另一方面，“反讽”也在把“色情”去魅化处理后，让“爱欲”再次投向了芸芸众生的世俗人生。故事中的年轻女性对正直和罪恶的诚恳感受，对爱欲施动和自立精神的非自利性理解，正体现出优秀艺术作品对人性的激发与养成功能，证明“人类及其理想要比道德的目标更为宽广与丰富”（弗兰克•梯利，《伦理学导论》）。其实，近代以来小说史中的很多不伦之恋都或多或少在提醒着人们：真正的爱欲只能以平等、理解和自由为特点，爱欲之神必须永远根植于人性之基。因此从人类学的立场来审视，不难梳理出另一种从“女权主义”到“女性主义”的当代思维变动：现代女性写作中的同性恋爱应以“反对父权社会中女性无主体”为侧题，以“反对仅仅用母性化来对女性作出赞颂”为正题，从而更加圆满地为生命的成长与成熟护航。

《指匠》出色地复现了浪漫主义的某些十九世纪经典主题，但它作为情感描绘活动的成果比作为智力批判活动的成果更加重大。书中充满渴求和热爱的书写源自近代女性作家最关注的生命问题，它属于边缘诗学的传统，并在此传统中丰富了浪漫主义对女性生命与存在意义的思考。书里的女孩子们没有那些古典时代一般的优点：健康宁静、要求忍受和宽容、讲究默默奉献、从不亵渎神明、从不显示情欲、从不感伤狂乱。或许，《指匠》中最能勾起读者对人性的赞美、对生命的沉思的场景，就是那个和《简•爱》如出一折的结尾：户外下着阴沉的大雨，而书房为一壁炉火照亮，历经磨难的人与人最终在坦然中达至了对爱情的彻底了解与接纳。可以说：哪个女孩都不会经历像莫德和苏那样的传奇；但她们仍属于英国小说中最可爱的女人，她们向现代心灵走来。

Sarah Waters Fingersmith Time Warner UK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