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读品•书林杂谈：祈福与反思】梁捷：无缘大慈，同

雅斯贝斯甚至蒙田早就提过，从事哲学不是别的，就是学习死亡。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有一年，我开始学习死亡学（Thanatology）。

蒙田说，“既然我看到了我的生命在时间上是有限的，我就想从分量上拓展它。我想借我所控制的速度，借我所利用的活力补偿它的流动的急速来遏止它的飞行速度。在短促生命的范围内，我必须使它更加深刻、更加充实。”我一直和蒙田一般地设想，但又觉得这种想法过于托大，敢于遏止死亡的飞行速度；又觉得这种想法过于懦弱，在死亡面前患得患失。

哲学应该研究真、善、美的问题。死亡却是虚假的，恶劣的，丑陋的，与那三个字不沾边。但死亡有极强魅力，虽不一定毁灭，但是一个终结，如同置于命运终点处的一块磁石，不断吸引我们的注意。

西方思想界早有大量论述死亡的著作。北大段德智教授专门编过一本《西方死亡哲学》，综述这方面的思想。年轻时我曾对存在主义着迷，虽然没有哲学基础，但也总把“向死而生”之类的警句挂在嘴边。岁数渐长，见识到一些真实而残酷的死亡，思想才慢慢从存在主义退回到伦理学，死和生这两方面，都是直到生命终结都未必完全理解的。我从傅伟勋教授的著作《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从临终精神医学到现代生死学》中了解到“死亡学”。对于死亡，人们总有一些常识，多少“了解”死亡为何物。经过一段研究过程之后，才会真正感到，它是最为深刻、最难了解的一门“生命的学问”。

即使是名家、大师，面临生死考验，往往也会烦躁不安。用我最近读到布罗特（Doris Brothers）的新书《面向不确定的心理学》（Toward a Psychology of Uncertainty）的阐释，那就是对即将到来死亡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烦恼。一种内心深处的虚无逐渐将我们的生命吞噬，这是我们出生以来就有的内心秘密，长期压抑的死亡直觉，终有一天不得不直接面对。

读一些吴宓资料时，发现很多人提到吴宓晚年一直在试图预知死期，计算可以精确到日期。我们无从知晓吴宓的推算方法，也许根据自己身体衰弱的速度，也许根据传统的数术，总之他并没有算准，但是对他心理安慰无疑起到很大作用。

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早在1969年出版的名著《死亡和死亡的过程》中，把罹患绝症、时日无多的病人的心理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拒绝、愤怒、妥协、沮丧和接受。这套范式在死亡学里得到大量案例的验证，也成为临终关怀的基本准则。

但是近来有很多学者开始不同意这套范式。他们认为，垂死的病人经历的这几个阶段，其实是医生逐渐披露信息导致的应激反应。就内心而言，每个人实际上都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走向衰弱。

人的生命时而柔韧，时而脆弱。这次的汶川地震猛地改变了我的很多想法。我学习过那么多种逐渐走向死亡、面对死亡的方法，却不能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数万人在几分钟内失去生命。无论他们此前是哭是笑，健康或者病痛，是否做好准备，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没有拒绝，也没有接受。

我们愕然之下，很快产生一种羞愧。他们死了，我们活着，谁更好，天知道。布朗肖说，我们幸存者的“我还活着”的意识，是对一种无法分析的情感无助中脱身和释怀。我们从毁灭威胁中被解放出来，我们终于过上了失去他们后的生活。可我们都是没有活着的活者，没有死去的死者，我们总处于活和死之间；我们不相信我们听说和体会到的远方的死的经验，我们也不相信能理解其本质。

我们捐钱，捐血，或者赶赴灾区，恨不得以自残方式来缓解内心的愧疚；我们想用娱乐来躲避心理负担，却又深知娱乐会造成更深的抑郁；我们想写点什么，另一只手又把我们张开的嘴堵上。就在一天又一天的电视新闻里，我们行尸走肉般地生活着。

我们并不一定惧怕死亡，往往只是惧怕最后支撑我们意识离去的那一刹。许多种宗教都教育我们超克生死对立之困惑，站在那濒死的一刻前后展望，所谓死而不灭，生死两通。那只是面对自己死亡的心灵控制，大规模陌生人的非自然死亡，触及人类存在的意义，却也帮助我们越过那一刹。很多人已经不能清楚记得5月12日那一刹的感觉，只是从那以后，他们死了，我们活着。

现在有个新词，Megadeath，意义与地震造成的大规模死亡有些接近。它源于核武器造成的毁灭，意指瞬间夺去数以万计的无辜生命。这个词直接导致对我们政治环境的反思。在Megadeath中，你的死与我的死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没有人在事前指挥，也没有人能在事后超越它而冷眼旁观。

人之为人，在于人会死亡。动物不死，动物只有毁灭。按照维柯的说法，拉丁语里humanitas这个词就来源于humando，意为埋葬。埋葬同胞，举行仪式，这才有了历史，开端总是这样地被记录下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们曾经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之中。他们不再参与未来的历史，身影则会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