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读品•专题：中国问题】聂日明：转型之路在何方

何为转型（转轨）？在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就具体内容来说，一般是指苏（联）东（欧）地区、中国等原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在这里转型也就意味着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对外开放等制度变迁和相应对的社会转型的复杂过程。不仅如此，在政治制度的研究中，拉丁美洲、东南亚地区等地的民主化过程也被纳入到转型的体系里。如果从长时段历史和当前的世界各国的现状来看，我们也可以将转型扩展成国家的大规模制度变迁的过程，对中国当前的发展来说，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在理解中国转型之前，我们需要了解，转型是什么？也就是说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前是什么状态？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认为现代化或现代社会的出现及发展，要归功于近代在西欧出现的启蒙运动，现代化的历史性事件则为：以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为政治代表；以英国工业化及自由市场为经济代表；以启蒙运动为思想代表。而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虽然在具体转型的路径选择有一些差异，但就各个国家的转型的走向而言，大多可以归纳在三个方面之内：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个人意识觉醒。从近几十年来国际上的制度变迁来看，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类：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

二战的胜利促成了此后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化进程，自20世纪60年代起，民主制度在世界上遍地开花先后开始了政治转型的，70年代中期的南欧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随后南美的军人独裁政权倒台，乌拉圭、巴西、阿根廷、智利开始了民主化转型；80年代中期，东南亚的菲律宾、台湾、韩国等相继开始政治转型（印度尼西亚是在90年代后期苏哈托***倒台后开始转型的）；之后就是80年代末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转型，包括原苏联国家，东欧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还有就是稍特殊的中国大陆，除此以外像非洲的津巴布韦，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开始政治转型的尝试，虽然结果相异，但民主化已经成为世界政治制度的潮流。

中央计划经济的兴起和失败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试验败笔之一，支持计划经济理论的学者和政治家过高的估计了市场失灵的负面作用，也过高的估计了层级制计划调节模式的能力。其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到计划体制中的低生产效率与商品短缺，而经济制度的转型也就是重新设计激励机制与资源配置机制。扩展来看，经济转型不仅仅存在于后社会主义国家，近几十年以来，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边界问题和垂直一体化的效率之争一直是经济领域的前沿课题，英国在撒切尔夫人主政的时候，对公共事业部门开始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软预算约束等现象在美国、日本等国家也大量出现，如80年代美国的储贷机构危机、90年代早期瑞典的银行危机，以及晚近时期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日韩企业、银行和***间那复杂的关系。在这一基础上，我们说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问题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有那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危机，也是因为这些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存在。

相对政治和经济的转型来说，社会转型的测量则不是那么明显，包括人们的生活习俗、观念的改变，还是行事准则、信用体系、理性精神等的重构等等。这些方面的转变是最根本的转变，也是民主转型后的巩固、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石。同样这也是最困难的，这也是所谓的软实力，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宜居指数等，可以想象，一个不诚信的社会可能会造成社会交易成本极高，人人都想去骗人，又要防止被骗，大量的资源并没有用来生产和消费，其政治经济运行的效率很难提高。今年四月份马英九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获胜，有评论说台湾的民主已经成熟，正是因为选民在政治生活的理性表现，这有红衫军的功劳，他们可以上百万人游行而不出现重大的冲突。这种成熟正是民主转型得已巩固的标志之一，否则即使暂时民主化，仍然会存在反覆或灾难，像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家。

站在这一横向对比上来看，我们可以粗略的确立中国转型的时代位置。从中国历史纵向来看，自1840年以来，中国面临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自秦汉以来的朝代轮替、东方专制模式在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冲击下已经不能在持续下去。这个变局，就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可以称之为转型。尽管处身于当下说历史，难免会高估当前事件的重要性，但无疑当前的时代可以与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动荡期相提并论，如夏商周与秦汉之间的春秋战国时期、隋唐与宋元之间的五代十国等，每一个动荡期都可能是一两百年甚至更多，从这一个视角来看，中国今天的转型之路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长。

要研究中国问题，我们就必须要在横向和纵向对中国问题进行定位，要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在当前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往往对具体问题的理解（了解）非常之浅，不仅在问题的当前状态的理解上缺乏准确性，对所发生事情的刻画既不具体也不深入；并对同一问题或同类事情的变迁也很少进行动态的跟踪。例如对近现代史的研究，充斥了谎言和不实。在当前的政策制定也同样如此，比如近几年***屡次调控房价，但房地产的供求关系、成本构成等都缺乏合理权威的数据。在这种思路下，越调控房价越高也就不难理解。再如金融体系中的热钱、流动性泛滥等，单讲金融体外循环的货币中的地下钱庄，现在还没有一份准确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要制定汇率、利率方面的政策无异于盲人瞎马、夜半临池。从这一方面来说，中国转型问题（或者就说中国问题）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我们也只有在搞清楚了事实以后，才能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转型，转型的应然方向以及转型路径的选择。

如何理解（解释）转型，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有不同的范式。比较有意思的研究是对晚清中国近代化的研究。从表面上来看，晚清时的利益集团、社会冲突与经济结构等方面与现在有很多同构之处，例如中央与地方分权，晚清渐近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力阻止最终立宪失派。而当时的权贵与外资的勾结、民营资本的弱势与今天的状况也颇有相似之处。以史为鉴，或对当前转型有所借鉴，如萧功秦对清末新政的研究，桑兵主持的近代史研究中对现代学科体系如政治学、社会学等的建立，对晚清地方议会等的研究，周锡瑞对清末民初的改良与革命之争的研究，任达对日本如何影响清末新政的研究等等，还有像苏全有对邮传部的研究，张从容对司法改革的研究等。但总得来说，这个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多，不够细致，也远不够深入，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的对比、借鉴则可能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对经济转型的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转型研究的重心，也促进了经济学本身的极大发展，如从强调市场一价要理论转为强调合同行为以及合同行为的法律、社会和政治环境。经济转型的第一张药方最先由经济学家开出，哈佛神童杰弗里•萨克斯设计了“大爆炸”（Big Bang）的转型模式，采用“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他与利普顿在1990年的两篇文章《在东欧建立市场经济：以波兰为例》与《东欧的私有化：以波兰为例》代表了“休克疗法”的主要观点，其许多建议来源于基础经济学教科书，即华盛顿共识，以价格自由化、紧缩的货币政策和预算平衡、私有化为主要政策导向，支持其观点的包括施莱弗、鲍依科等人，这种方式被东欧和俄罗斯采用。另一种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近式改革，如阿吉翁、罗兰、钱颖一等人的渐进主义观点。总结中国经验比较典型的是林毅夫，他在总结国有农业、企业和外贸三个部门的改革时，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通常都是以改进微观激励机制入手，随后通过新的市场机制中的增长及其对其它方面改革的要求，将改革本身推进到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方面。局部试验、增量改革来做大蛋糕，是中国近三十年经济转型的特色。

然而在以俄罗斯代表的激进式改革中，出现了大幅的GDP下滑、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等现象，与之相对的是中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这种反差使得华盛顿共识遭到了质疑，相当部分的经济学家饱受批评。但正如热若尔•罗兰所说，“转型”这个词本身会有许多误导之处，好像只不过是一种短期政策问题。而实际转型的时间要比我们想象的长的多，现在盖棺定论为时过早，转型不仅仅要考虑运行中的效果，重要战略问题是，改革的速度以及先后实施的顺序。设计政策时必须要考虑到改革的顺序和速度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既得利益集团，从而阻止进一步改革？从这一意义来看，迅速的进行价格自由和国有财产私有化，其意义正在改革的不可逆转性。

从另一方面来说，转型路径的选择是当前博弈的结果，苏联研究专家陆南泉先生在《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中尽述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的逼不得已，正如有学者指出来的那样，“在俄罗斯利用中国改革经验，也许在这一经验出现的前十几年是可行的。但现在为时已晚，与其说需要医生还不如说是需要挖坟者”。施莱弗和维什尼在1995年论证，备受非议的俄罗斯私有化政策，其实实行的依据并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过程的逼迫，其它的方案在当时根本就不可能通过。赫尔曼在1998年就含蓄地指出，渐进改革往往在***权威较强并且对选民较不负责的国家通用，而***比较接近选民的国家，大爆炸等激进改革成为***的首选。

而对于中国来说，在1994年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以后，到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几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间，但自近几年对改革的反思叠起，不仅包括国企改革、住房改革等经济方面，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互动关系也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杨小凯生前与林毅夫论战的时候，就曾提出，如果政治改革长期停滞不前，而只是单方面发展经济的话，到最后政治会成为一个最大的约束，可能会发生更大的震荡，转轨反而不能很好的进行，所谓后发劣势。丹麦的诺格德在《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中明确的指出，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决定着一国能否成功地实现为本国国民创造更美好生活的愿望，也就是中国念念不望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济制度限定了如何使物资、人力和金融资源高效运行的激励机制，然而这种促进经济发展手福利增长的经济制度能否存在，首先取决于政治体制。中国当前的转型已经走到进退维谷的境地，未来到底如何，实难预料。

近年来对政治转型的研究著作引进也颇为壮观。就个人阅读经历来看，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其一是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从选民偏好入手（尽管在很多威权体制下并不存在真正的选民，但在政治、经济危机的时候，低层会出现冲突和抗议，这会影响决策层），来分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激励和约束是什么？以及其决策的后果如何影响选民和各利益主体的行为。今年引进的海哥德和考夫曼的《民主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就是围绕经济政策及绩效、政治制度和威权及民主政体稳定几个核心命题展开的，分析威权晚期的威权退出的时机和条件、民主化的初期中的经济政策和政治冲突，以及民主的巩固和常规化、民主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等。

胡安•林茨和奥唐奈对民主转型的研究则是另一种思路。在林茨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中，他对南欧南美和东欧国家进行了案例分析，是通过政治参与者所采取的政治策略来确定他们的身份，强调突发事件、特殊人物、政治身份等对最终结果的影响。他提出了五个民主巩固需要的五个方面：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法治，官僚和经济社会。这种分析方式在胡佛研究所的《中国领导人观察》等海外中国政策分析中很常见。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陈尧在其博士论文中将其归纳为决定论和选择论。他认为前者是功能主义的方法，或称为宏观导向的研究，认为政治转型是由经济发展、文化模式、阶级结构和现代化进程等决定的，并试图通过逻辑推断而探求政治转型的决定模式，巴林顿•摩尔、利普塞特和陈尔蒙德是这一方面的代表，20世纪50、60年代比较流行。而后者则是发生学的方法，或称微观导向的研究，十分重视实证性、经验性的材料，关心具体的政治转型个案，认为政治转型实际上是政治精英在特定时刻作出的政治选择，这一方的代表是林茨、普沃斯基等人。这种模式是在功能主义对7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东欧转型，解释力的不足的情况下兴起的。但在晚近的民主转型研究中，这两种模式逐渐开始融合，认为客观条件只是提供了民主转型的可能性，民主的充分实现还有待于政治行为者的现实选择，但又必须在现实所提供的宏观背景中展开，两者的互动构成了民主转型的方方面面。

当然还有相当多的对民主转型的著述，比较有意思如蔡爱眉在《起火的世界：输出睚由市场民主酿成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中批评，西方输出自由民主式的转型，导致了大规模的西化后反西方的行为，例如津巴布韦的民主转型。而卡尔斯坦在《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阐述了一些殖民地地区的民主转型，如香港、日本和西德。

但不管是政治转型、经济转型还是社会转型，都需要综合考虑同一性、普适性和本土性、独特性两者之间的协调。如果转型是有目标的，那么必然就会有同一性、普适性的东西存在，例如不管是社会主义民主，还是资本主义民主，落脚点都是民主，而这一切又都不能抛开传统和本土差异。这需要我们不仅重新理解大规模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转型是如何产生，其间的制度结构如何演化，最终又将走往何方？这一问题吸引了几代学者，也将继续吸引未来的学者，直至我们更好的理解了制度的构架和变迁。

[比]热若尔•罗兰著：《转型与经济学》，张帆、潘佐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40元。

[美]斯迪芬•海哥德、[美]罗伯特•考夫曼著：《民主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张大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3月，48元。

陈尧著：《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