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堡岁月《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光》

近来读到很有意思的两本书，一本是何兆武先生回忆求学岁月的《上学记》，另一本是德国“四七社”创办人之一尼古劳斯•桑巴特的《海德堡岁月》。

 这两本书，单独来说，每一本面世后都广受关注，尤其是深受思想文化界好评，但遗憾的是，却鲜见有人将此两本书互相参照着阅读或介绍，更很少有人注意到何兆武先生和桑巴特的成长、求学背景，以及这两本书背后的相同和相通之处。

 作为思想界和历史界的权威，何兆武先生大家都很熟悉了。相比之下，我们对“四七社”，对桑巴特，则还相当陌生，这里或许还有对之介绍一二的必要：“四七社”成立于1947年，是德国著名文学团体，没有统一的纲领，主要通过定期的交流活动而延续，它的形成是二战后德国作家自觉意识的复苏，也是当代德国文学的疗伤之所。

 有必要解释的是，用“四七社”作为介绍桑巴特的引子，或许会让人觉得他仅仅是一个文学社团的发起人，而事实远非如此。1923年，桑巴特生于柏林，二战末从英国战俘营来到海德堡求学，1982年成为柏林学术讲座成员，后任教于柏林自由大学。作为德国文化生活中一位耀眼的人物，他身兼科学家、外交官、作家等多重身份，此外还是一位花花公子及无***主义者。这么介绍桑巴特，或许还不够完整，那么就再加上一句吧：他的父亲维尔纳•桑巴特，就是那位与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斯•韦伯齐名的一代社会学大师。

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都是一个满目疮痍的时代。对何兆武先生而言，他生于1921年，出生后不久即军阀混战，即国共内战，即抗日救国；而对桑巴特来说，他生于1923年，出生两年后陆军元帅兴登堡上台，旋即纳粹得势，魏玛共和政体风雨飘摇，进而希特勒全面掌权，直至二战爆发。他们那一辈人，是看着混乱和杀戮，听着隆隆炮声长大的一代，昏黄的烽烟和无边的战火，则是他们求学、成长的底色。

 回忆起西南联大，何兆武先生说：“1939年至1946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

 据《上学记》记载，在西南联大时，没有别的消遣和娱乐，条件也不好，大家只有去茶馆喝茶、聊天，有时也看电影，“都是好莱坞原版的，有的打字幕，有的不打字幕，没有配音”。至于读书，也没有一个目标，什么书都翻一翻，“完全是兴之所至，没有功利的想法”。此外，学生还可以逃课、凑学分和在窗外旁听，而老师讲课更是完全自由的，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随便讲，两人的讲解即使是针锋相对的，也是常见的事情。

 而1945年，侥幸活过二战的桑巴特，则来到战火之外的海德堡，一脚踏进科学与文学的世界，有机会亲炙大师的风采——阿尔弗雷德•韦伯、雅斯贝尔斯、魏茨泽克、阿多诺、霍克海默，朗读托马斯•曼和布莱希特的戏剧，在图书馆阅读黑格尔、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参加读书会，和师友长篇辩论“德国问题”，还有必不可少的办刊物、写文章、泡酒馆、谈恋爱等——在自由散漫和放荡不羁中蔓延着对知识生活的追求。

 说来真是匪夷所思，上世纪三四年代的中国和德国，时局都很动荡，国家和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尤其是德国，更面临着重建的困苦，中国虽是战胜国，但四顾山河，却是一片狼籍，何况又马上迎来了国共内战。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两国还都有过一段思想文化和学术盛放的岁月，出现了一批大师级的人物和世界级的成果——西南联大不仅有一批大师级的教授，还有一批大师级的学生，影响世界至深至广。

 这么多年来，西南联大作为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回顾、展览、回忆、怀念、纪念年年不断，但造成这个奇迹的原因，却是众说纷纭。如今，在西南联大求学的那些老先生们大多都已去世了，零星在世的也大都进入了耄耋之年，他们是奇迹的亲历亲为者，对此问题最有资格发言，邹承鲁先生说，原因在于自由；何兆武先生补充说，是自由地发挥你的潜力。

 自由确实是个大因素，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这和大的时代背景有关系。物质和精神不是共生的，或许只有在贫穷困苦的、战火纷飞的、辗转飘零的时代，人们才会无所不用其极地去创造，去排遣寂寞和无聊，去寻找其中的奥义，以有所寄托，而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歌舞升平的、安土重迁的年代，现实的安定、优裕和自足首先就限制了人的思维和兴趣自由蔓延的触角，每个人又怎么能“自由地发挥你的潜力”呢？

 对此，杜甫说也过一句极有名的话，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 由此看来，憎命达的不仅是文章，思想、学术、文化、艺术甚至科学等——凡是能融入一个人才情和创造力的领域，大概莫不如此，都憎命达，更憎时代的达。升平年代的人，萎缩了，枯灭了，开不出时代的花朵，或许惟有在离乱和艰苦的岁月里，一代人才能发挥出一代人的极致来——像恶人般处心积虑、丧心病狂地将天赋、才情、欲望、恶习都尽情地发挥殆尽，然后在时代的天幕上，星星点点地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