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文化眷恋的绝佳切入》

台湾、国学大师、1949，三个关键词勾勒了本书所要实现的写作企图，本书写作意图要写出知识分子心中深深的文化眷恋，那么还原、呈现“1949年去台湾的国学大师”的别样人生，也许正是一个绝佳的切入。

那一年，国民党溃逃台湾，在带走大量贵重文物和黄金珠宝的同时，还裹挟了一批在当时中国深负名望的知识精英。他们中有胡适、傅斯年、林语堂、钱穆、方东美、徐复观、牟宗三、陈鼓应、南怀瑾等。这些人在治学上虽然各有侧重，学派立场也各有不同，但都学贯中西，满腹经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思想独立，不畏权贵，特别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中华文明的复兴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堪为一代楷模。

然而，他们在孤岛上的生活却是“花自飘零水自流”，乱世浮沉、沧桑几度。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中的光荣与梦想流水落花春去也，却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学术和道德的阵地，毕生为民族文脉的传承续写春秋。尽管这些硕学鸿儒在政治面前往往显得“幼稚”、“单纯”，甚至一度盲目误信、天真以为，但是就文化的意义而言，他们无疑是读书人要高山仰止、一生追随的榜样。于是，当他们在那一段日子的真实经历被后人遗忘，当他们身与名俱被历史的尘埃遮蔽，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者自觉有这样的责任和道义去消除尘嚣对他们的偏见和误读。

然而，并没有从学术研究或历史考据的角度去写这几位大家，毕竟以一本书的篇幅，要详尽诠释他们高深而庞杂思想的全部无疑是种“妄为”。与其如此，不如选取他们在1949年后的几个生活片段，透过对各自不同人生的叙述，展现出他们不为人所熟知的生活，按周为筠的说法，“我只想写出他们有血有肉人性的一面”。

在作者的笔下，这些大师们虽然历经荣辱悲欢、世道坎坷，但自始至终保持了对国学的研究志趣，几十年如一日沉潜于学问，或整理国故，或阐发宏论，继承传统，发扬国学，卓有建树。当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学研究活动在大陆一直处于“失语”状态，因此相对而言，这些定居台湾的学者显然是“幸运”的，至少他们能潜心治学，而无须担心为意识形态所纷扰。不过，另一方面他们似乎是可悲的。如前所述，出于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的选择，他们在政治上都或多或少倾向于国民党***，承认它的正统地位，甚至有一些人还是***的座上宾，积极为***“戡乱治国”出谋划策。至于面对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信仰缺失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他们却怀抱“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再使风俗淳”的救世理想，把希望寄托在国民***上，笃信它最终能开创太平盛世、自由民主的社会气象。但事实证明，他们错了，“《自由中国》事件”、“台大哲学系事件”等无不是对他们“学术上老练，政治上幼稚”的最好证明。

如今，这些在孤岛“为中国文化披麻戴孝的最后孝子们”大多也已百年作古、随风而逝，幸存的也已人入暮年、风前残烛，但不论逝者还是生者，他们的思想光芒仍然历经多年透过俗世的层层喧嚣而照耀人间，引导着人们去遵从既有的传统，善待祖宗的文化，思考未来的方向。南怀瑾常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

这绝非危言耸听，传统文化是否保护得当将直接决定了中华文明能否得以传承延续、发扬光大。特别是在普遍浮躁和热衷炒作的今天，在曾经一度有过传统断裂的这边，这样的关切和呐喊尤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这也正是本书写作的另外一个“抱负”。表面上，所做的只是记录了几个历史人物，将其置于他们当时生存年代的大背景中去解读，在庞杂芜秽的事实中去芜存精，梳理出清晰的脉落。而背地里，有着更为丰富的言外之意。当他写道：“在台湾，每逢孔子诞辰，岛内孔庙要举行庆典以及其他一些节日，社会名流均要举办诗歌雅集，普通百姓酒酣耳热时还常常吟诗唱和。也因为有这样的氛围，才培养出林怀民和‘云门舞集’，演绎出《薪传》、《水月》这样现代和古典的完美结合；才孕育出李安这样的艺术大师，拍摄出《卧虎藏龙》、《色，戒》这样意蕴悠长的电影；才滋养出方文山等著名词曲作者，创作出《东风破》、《菊花台》、《青花瓷》这样宋词小令般典雅凄艳的歌曲，引领华语乐坛的中国风。”

他无非想说，文化的成就其实就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的简单逻辑，所以它更讲究传承、讲究脉络、讲究一衣带水。对此，本书以一个非常精当的总结提升了整个写作的高度和深度，文化没有两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