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s New Confucianism《丹尼尔·A·贝尔的儒学观》

11 VI 2008

昨天在书虫咖啡馆听了清华讲师Daniel A. Bell讲儒学。他认为儒学作为一伦理学—政治尺度来说对中国有益，可以把一种家庭式的关爱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成面上。贝尔说他的儒学观和甘阳的比较相似，是一种“左翼的儒学观”，但同时又说明了儒学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一种民族性的学说——其“修齐治平”和“天下”的概念是普世性和国际性的。他说，你看，中国的企业多不错啊，老板在上班以外的时间和员工一起去卡拉OK，这不正式一种家庭式的关爱吗？儒学是一种人的家庭式感情的自然延伸，其学理上包含了一种对社会的责任。

抛去上诉例子不谈，我想就“修齐治平”式的儒学伦理进行简单探讨。首先，“天下”的概念确实是普世性的，但同时也说明其根本带有一种“普适性”的内在需求。按照柏林的说法应该是属于“积极自由”的一种，它在进行一种伦理学说的同时有一种规范性的要求。按照如此看来，儒学是否和康德学说有相似之处？其最大区别和问题则在于修齐治平的过程。修齐治平所讲究的是一种人感情的自然延伸，一种按照贝尔所说的“家庭式”社会关照。如果社会关照是“家庭式”的，而其根本的出发又是修身，我们可以看出其本质上来说是“私人性的”，与康德式的“公共性”相反。那么，“私人性”和“普世性”的结晶是什么呢？我觉得这种思维方式是危险的，是一种把家族的父权主义所扩大的可能性。所以在一儒家社会，关系学是必要的，腐败是肯定的，因为“公共性”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国家也好，天下也好，都是私人个体和其小集体“家”的延续。这种思维脉络的发展方式到了极限就成了一人或一党成为了“天下”的家长，是家天下，也是党天下，最终成为了压迫人性的思维方式之一。

就个人来说，我并不讨厌儒学，甚至赞同相当一部分的儒学理论。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时尚“重建”中国传统就忽视了儒学内在逻辑中的种种问题而盲目地提倡“国学”。这一点上汪晖说得有道理：中国是一多民族，多传统的特殊性国家；我们不能因为提倡某一属于特定民族的、特定阶级的学说来概括一切。在这一点上，我想补充：我们更不应该因为其学说所号称的普世性（或者“天下性”）就忘记了其学理的根本是“特殊性”的，是建立在某历史环境因素之上的，是属于某特定部分人的（在这一点上和“全球化”的话语是一样的）。

对我来说，儒学的根本不应该是修齐治平，而更应该是“克己复礼为仁”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http://decennis.com/ruoshuitang/2008/06/11/%e4%b8%b9%e5%b0%bc%e5%b0%94%c2%b7a%c2%b7%e8%b4%9d%e5%b0%94%e7%9a%84%e5%84%92%e5%ad%a6%e8%a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