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握红小札：还“曹雪芹”以“人”，还“红楼”以“红”》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郁达夫《怀鲁迅》

写下这个题目，再抄了一段关于鲁迅的话，算作开头。忽地想起前几天看过的一个历史故事来。古时候有一位将军，在一次冲锋结束后，抓住自己手下的几个士兵就要杀头，这些士兵当然就不服气了。那个将军说：“看你们头上的皮斗笠就知道，我在后面喊冲锋的时候，凡有后退的士兵，我就会在他们的皮斗笠上砍上记号。”当然以后，士兵就再也不敢后退了。这位将军就自然地在历史上留下了赫赫的名字。

但我是记不住的。眼见着一排排尸首在迎着大刀和长矛或翻卷或钝秃的锋刃上溅着浓浓的血倒下去的时候，后面的黄罗伞盖下，并不一定会是一位将军发了狂似的挥着什么刀剑，而是一个人若诸葛孔明状摇着鹅毛扇，轻轻拈着三缕长髯，在那里喝着玫瑰花露，微微笑呢？这当然只是我恶意的一种猜测，而历史上确实有不少仁人志士，譬如说岳少保，譬如说文天祥，再譬如瞿秋白罢，更是死在自己同志那或软或硬的屠刀下。难怪作者要借宝玉发话了：“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究竟何如不死的好！”可见，曹公在寒夜著书的时候，是太明白这些“大字报”和“大口号”背后的蹊跷和缘故了。

怎么办？周汝昌老先生曾针对眼下“红学”的现状，提出“要还‘红学’以学”的路子上来。这意思倒还不错，在“政治”或“经济意识”在一切领域挂帅的时候，要象盲翁陈寅恪“为真正之学术，做独立之人格”那样谈何容易？何谓“学”？在辛亥革命的志士眼里，“《红楼梦》是“排满”；在“革命文学家”的斧头和镰刀下，《红楼梦》成了“阶级斗争的范本”，是“反封建”；而在封建士大夫的案首，在细细地赏玩了三四遍之余，《红楼梦》是有伤风化的“***”，该禁；不过这一点我倒是确信：旧上海时的四马路倒是狂打着《红楼梦》的招牌广揽生意，又何尝不是发挥了“学以致用”的结果，赚了不少银钱倒是真的。

于是，关于“曹雪芹”的身份也就开始微妙起来。他可以被的“狗头军师”，奉为韦小宝那样的青木堂主以便成为利刃；也可以在一些“革命贩子”的手里作为随时扔向封建堡垒的炸弹；而在那些“大红灯笼半掩门”等私窠子的老鸨耳朵里，也就等同于一个会调几下丝竹的琴师……至于现在呢，名目越来越多，身份也越来越复杂，大概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重作用下的结果罢。笔者曾有意地问了问农村一些不识字的老大娘，竟是一种声音回答道：“曹雪芹？写《红楼梦》的那个作者，不就是一个‘你唱他唱大家唱’的说书人吗？算不上什么稀奇。”

看来这倒是无意间“还原”了曹雪芹的某些真实身份。在现在的中国，小老百姓就是小老百姓，土里生土里埋，“说书人口中的故事”就像他们耕种的土地一样，没有人整天捻着土疙瘩做白日梦，企图刨出一些黄灿灿的金子。所以简简单单的一部红楼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指桑骂槐，那么多含沙射影，那么多借题发挥。几句闲话，一阵瞎搬，无非是多了一些穷愁，一些愤激，一些千古不曾散尽的悲喜和苍凉罢！

至于“曹雪芹”老先生还活着，也一定会固守于一个“说书人”的本份，并不是如某些“歇斯底里的想象”那样，用“血滴子”或是“鹤顶红”，要了雍正皇帝的人头；或是超前“马克思主义化”，武装并净化到每一粒牙齿；或是如某些“天方夜谭”的怪论，去万岁爷的“寝宫”里寻求素材，自剪绿蕉，写就一部《红楼梦》。而这些“别有用心”的“红学家”，即使是摇着“鹅毛扇”，被冠以“学术权威”和“清史专家”的头衔，我想他们的脸，并不一定就比四马路游荡着的老鸨和龟奴的脸来得更平整一些；而他们的心，也并不一定就比那些头绿锈到嗓子眼的心来得更坦荡一些。李国文在一篇论红的文字里说过：“这才是埋葬大师最恶毒的手法。”

所以，在曹雪芹被“英雄”填补了大量泡沫的时代里，而我仅仅希望把他还原成一个“人”，一个有些普通有些真实的人（而不是忽然地多了或少了某件东西）。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对曹雪芹（中国文学史上一位真正的大师）最起码的一点尊重。而《红楼梦》，也只有作为一部小说，还“红楼”以“红”，才能真正地不为阶级意识和经济意识的限制，在任何时空里，都能迸发出它那伟大的生命力和持久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