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政治《一本被错误命名的“身体文学理论”》

一本被错误命名的“身体文学理论”

——对《身体政治》的考误种种

开始，以为葛红兵与宋耕两学者合著的《身体政治》即为讲政治的身体论。可是一翻到“后记”才发现著作者自己的话：“这本小书凝聚着我们关于身体与文学关系问题的思考和探讨。”

再从全书的构架与事例，又发现这本《身体政治》，不仅为一本关于“身体文学理论”，而且是一本关于中国的“身体与文学理论”。

在第一章“ 身：中国思想的原初立场”中，重点探讨了春秋战国诸子对“身”的原初观点——“贵身”（老子）、“养身”（庄子）、“修身”（孔子）、“舍身”（孟子）、“惜身”（扬朱）——争论焦点围绕着“一元论身体观”还是“二元论身体观”。实际上，这里的身体的分野才是：身体与原欲；身体与理性的问题。

著作者认为：“身”在汉语思想中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层面的“身”为肉体，无规定性的肉体、身躯；第二层面的“身”躯体，它是受到内驱力（情感、潜意识）作用的躯体：第三层面的“身”是身份，它是受到外在驱力（社会道、文明意识）作用的身体——这种“身”观念，坚持人的“身/心”二元论，而且把“心”看成了“身”的主宰。

然而，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的主线构成儒、道、释三家，在《身体政治》没有探讨佛教对身体的基本立场。

《身体政治》在第二章 “政治的身体：在古代希腊及现代西方世界”中，又缺失了对基督教文化对“身体”所持的基本立场。因为“古希腊—罗马神话”与“希伯莱—基督教文明”为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

不过在此章中最精彩的论述是“五 福柯：身体的‘现代性’”。在《性史》中，福柯称这一新的权力模式为“生命—权力”（bio—power）。它是以身体为中心，把人的身体整合在知识和权力的结构之中，成为符合各种规范的主体。因而在18世纪，性成了理性管理和塑造的对象。

福柯将权力对个体身体的管理称为“解剖政治学”（anatamo-politics），而将权力对那个社会群体的身体管理称为“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福柯认为权力首先是一种“规训”的力量。那么什么是“规训”（surveillance）呢？福柯把它定义为“规范人的多样性的手段”。

著作者进一步论述道：福柯主义认为，在以身体为中心的现代社会，人的身体从出生到死亡都处在医药的监控下，权力通过医药来管理人的身体，通过对疾病的诊断和隔离来规范“正常”的身体。……身体不但是我们赚取资本的本钱，而且还是消费的对象和自我崇拜的工具。充斥在今天社会的时装、化妆品、保健品、整容手术等等到关于身体的消费就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身体从“惩戒”到消费的历史，有论者曾这样总结：

福柯关注的历史，是身体遭受惩罚的历史、是身体被纳入生产计划和生产目的中的历史，是权力将身体作为一个驯服的生产工具进行改造历史；那是个生产主义的历史。而在今天的历史，是身体处于消费主义中的历史，是身体被纳入到消费计划和消费目的中的历史，是权力让身体成为消费对象的历史，是身体受到赞美、欣赏和把玩的历史。……一成不变地贯穿着这两个时刻的，就是权力（它隐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实践中）对身体精心而巧妙的改造。

如此简明扼要论述，从此处，可以窥察出葛红兵与宋耕两学者合著的《身体政治》，主要理论支撑与命名皆出于此：

我们认为，福柯关于身体和权力关系的论述，无疑为我们解读中国文学中的身体呈现的形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又有着独特的、既不同于基督教文化又有别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身体观。从跨文化的角度对这种身体观进行深入的探讨和解读，将助于从真正全球化的视野来进一步修补和批判福柯的身体理论。

葛红兵与宋耕两学者在这里应当是说是“借鉴和补充福柯的身体理论”。因为《身体政治》接下来的章节并没有见到“修补和批判福柯的身体理论”，而是“借鉴和补充福柯的身体理论”。

《身体政治》“第三章 ‘五四’新文化革命中‘身体’观念”

一 作为近代政治场域的“身体”；

二 头发：辛亥政治的身体标记物；

三 身体解放：“人性论”作为一个身体政治概念；

四 病重的中国：文化诊断中的身体隐喻；

1．病。把国家比作母亲，是“五四”人的爱国主义发明，此前国家因为是皇帝的国家，所以没有人敢于用一个女性的身体来象征之，而现代文学家和思想家则不这样，他们把国家赋予女性身体的形象：在以母亲象征国家的时候，是因为母亲的乳房哺育了我们，这是政治化的身体——以乳房为中心的政治身体。郭沫若还善于把国家比作情人，这是政治化的身体——以情、性为中心的政治身体。

2．睡。

3．狂。

4．颓。

第四章 阶级的身体——革命时代的身体意识形态

一 革命叙事中的衣着；

二 知识分子的身体；

三 劳动者的体质；

第五章 身体写作——启蒙叙事、革命叙事之后：身体的后现代处境

一 解欲望化及其所指；

消费主义时代，身体不是智慧，也不是劳动，而是欲望，而欲望的积累和消除都是通过消费这个中介来实现的。身体直接成了消费和被消费物，启蒙时代曾高喊“我是属于我自己的”身体、革命时代“劳动和牺牲”着的身体，被“消费的身体”所取代。身体在消费中积欲又被解欲，消费是一个解欲的过程，但是，解欲过后是更加激烈的欲望：消费撩拨了欲望，这激发起来的欲望又进一步增进了消费。

（此处举例：棉棉《糖》、卫慧《上海宝贝》、沈浩波《肉体》：男肉体和女肉体/滚到一起/抱成一团/用鼻子嗅/用手摸/用嘴唇舔/不一会儿/就热了起来/两具肉体/汗腻腻的/又过了一会儿/女肉体/对男肉体说/你下去吧‘咱俩别靠/这么近/太热了/男肉体/十分委屈/他没忍心说的话/女肉体竟/先说了。

这不是一场启蒙时代的爱情关系，也不是革命时代的男女关系，这是后现代消费时代的积欲和解欲，也是欲望消费，身体的解欲来得太快，以至于消费行为尚完成，就被解欲事实提前中止了。

二 大写的身体：表述什么，怎样表述

朱文在其第一部长篇小说《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中写道：“所有身体上的问题，也就是生活问题。”

一个真正自由开放的社会，首先是身体自由的社会，欲望不会被当作压抑的手段，自由也不会将欲望当成反抗的工具，人们对待欲望的态度应该是放松的，它应当允许欲望借用身体本文自由地书写自身。韩东的《障碍》、朱文的《我爱美元》、葛红兵的《沙床》、林白的《汁液》等小说中，20世纪90年代出场的新生代作家面对欲望是放松的，他们相信个体欲望比阶级仇恨好，感性开放比理性压抑好，他们甚至渴望以身体的欲望性来对垒意识形态的覆盖张力。他们据此寻找着身体写作的意义。

三 “下半身”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而后现代文化则是一种身体型的文化。它坚持“存在就是身体”的主张，它重视每个人人的身体性存在，以“我存在”为中心来认识世界，是一种注重每个个体的生存，注重每个个体存在的文化。

2000年1月，新生代作家还没有在自己的地位上坐稳，而它的反对者已经从其内部诞生。当尹丽川以一篇《爱国、性压抑……与文学——致葛红兵的公开信》作为处女作杀进文坛时，身体写作的内部分裂了，她通过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对知识真理等大词汇的消解）以及对身体本能（在她那里身体还原成了野性和欲望的单纯体）的过分强调，而身体写作发展成一场彻头彻尾的破坏运动。

尹丽川说：“是不是我中毒太深？关于男人女人，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男女关系。”她说：“失去了爱情（拥有***）。你永远不会老。”

他们对“身体写作”这个词已经不满，他们宣称，他们进行的是“理半身写作”，这种***的对情欲的歌咏，对身体的热恋，和早期新生代身体写作比起来，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他们完全不相信身体之上的精神因素了，“爱情”这样的词汇在他们的作品中是贬义词。

尹丽川《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哎 再往上一点再往下一点再往左一点再往右一点/这不是***这是钉钉子/噢 再快一点再慢一点再松一点再紧一点/这不是***这是扫黄或系鞋带/喔 再深一点再浅一点再轻一点再重一点/这不*** 这是按摩、写诗、洗头或洗脚/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呢 嗯 再舒服一些嘛/再温柔一点再泼辣一点再知识分子一点再民间一点/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

在这里，《身体政治》可能将女性主义的写作没有给予区分与单列。

第六章 饥饿的文化政治学

一 饥饿、饥饿感、永远饥饿

二 饥饿感与政治革命：从“反饥饿”到“反压迫”

三 饥饿政治学的完型：翻身乐

四 饥饿政治学：“饥饿”的控制

第七章 性政治

一 男性书写中的性逻辑

张贤亮的《唯物论者启示录》

二 征用、奴役

苏童《米》

三 授受政治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地主的美人计。

李佩甫《羊的门》中，读《人民日报》对女色的抵御。

国家和革命政治常常会充当婚姻关系的监督、调控者。

四 婚姻：性政治的人类学图谱

婚姻是迄今为止人类性政治的最基本形式。

第八章 病中的身体

一 医学专制与罪恶隐喻

薛燕平《21克爱情》

二 疼痛中的身体

三 死亡隐喻

第九章 身的在世状态——论穷愁、悔恨、陶醉、孤独

一 穷愁

愁的最基本形态是穷愁，在此基础上绽放着的病愁、离愁……存在本身只存而不在，存在之“在”成了中心问题，存在为“在”而忙碌，但是“在”依然不能给存在者以安泰。

王鲁彦《黄金》

二 悔恨

悔恨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处世倾向，它介于羞愧和忏悔之间。

三 陶醉

陶醉是一种身体虚践状态，在者坚持于对自己的满意体验，并把该满意体验发展为持恒状态。

四 孤独

退场的基本命题是“孤独”；退场的反面是出场，出场的基本命题是“交往”。

美国的梭罗是孤独的伟大实践者和研究者。

第十章 身体伦理学——伦理奠基于身体之上是否可能

一 未来的伦理学

身体伦理学要求的是一种对所有存在者而言都有效的善，而不是对部分存在者而言有效的善。

二 身的伦理学意义

三 身体伦理学：一个信念

身体伦理学的建立就是要恢复身体对于伦理学的奠基。存在就是身体，对于人来说身体性存在是第一位的，任何真正的自我言说必然是以身体性为依据的言说，灵魂的语言已经过多地被“公共信念”沾污和压抑，今天要对压抑性公共信念进行拆解。真正地传达个体性体验在伦理学中的应有的声音，依据唯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身体性存在。

对于，《身体政治》的“第九章 身的在世状态——论穷愁、悔恨、陶醉、孤独”，尽管新颖，却有些游离。

最后，“第十章 身体伦理学——伦理奠基于身体之上是否可能”，虽说开出一种可能，却又远离了对文学的诉说。

尽管如此，葛红兵与宋耕二学者的关于《身体政治》的研究，还是最有可能为中国身体文学的原理论，并且也是一次饶有兴趣的阅读。

2008-6-9于成都北门天开居余震中

《身体政治》，葛红兵 宋耕 著，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1月一版，15•00元。冯至诚 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