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薄书厚读》

和而不同

Parallels and Paradoxes: Explorations in Music and Society

平行与矛盾——在音乐与社会中的探索

其实，原书名已开宗明义，这是两个不同专业的人中翘楚的共识与异识，重要的，他们并非交斗攀比，而是交流分享；也许，划定专业分类以别不是画地为牢囿于专业空间，所有文化都相互交融渗透，唯有互通，才有发展。

萨义德和巴伦博依姆都是喜欢“在流动中感受”的人，从身世到职业，两个人的经历与见闻都让他们达到一些共识，得以在认同的基础上交流：音乐所具有的社会性、贝多芬作品的积极力量、原教旨主义在文学和音乐方面的表现、政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

尽管谈话中萨义德强调“他者”，巴伦博依姆主张“融合”，但二人认同并努力去实践：文化能够打开心灵。

萨义德已驾鹤西游，巴伦博依姆日渐耄耋，两人源自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两人同样经历这动荡的世界如何演绎分久必合的全球化。他们所交谈的既不是预言也不是结论，而是两位心胸广阔的学者超越种族藩篱之后的认识，是那种既关注单人个体也关注人类群体的矛盾激发后的思考，是基于历史回顾之上的对比。

对话录，堪称载道以文的典范。反复重读，在逐字逐句间，也复习陶渊明：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知行合一

萨义德、巴伦博依姆就是我认识的那样理性、敏锐，他们完全符合“知识分子”这一词汇本应具有的概念——具备思辩力的学者。1999年的魏玛短训班，评论赞誉“从音乐的共同性审视人类精神存在的某种延续性”，但这其实是倡导者多年经验之厚积薄发。

“唯一理智选择是以利益的调和或合作，而不是以冲突和竞争作为社会的基础。”一方面，魏玛短训班用音乐的社会属性作为调和剂，尝试着融合乃至共同表达；另一方面，这个短期实验班彰显教育的本质——启智，而不是灌输及管束。

我对巴伦博依姆的认识，始于对杜普蕾的钟爱；他与杜普蕾同样对音乐具有强烈的信念，但他的这种信念着重于理性分析，这使他与杜普蕾的感性在本质上有所区别；巴伦博依姆在文字和音乐中都更为积极地表达：“音乐的力量在于表达出永恒的感情，而不是短暂或主观的情绪。”那个因父亲的影响而拒绝师从富特文格勒又接受其帮助的少年、那个在六日战争中以贝多芬、勃拉姆斯劳军的青年，就是以后积极参与拜罗伊特并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率先演奏瓦格纳作品的中年人——巴伦博依姆，拥有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双重国籍，我更愿意认为这是另一种文化对他的肯定。

萨义德的成长地开罗，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汇集，其独特的包容胸怀也影响到萨义德多年后“他者”概念的成立。巴勒斯坦民众的处境、政客的诡异和虚伪以及《奥斯陆协议》签署前后的实际状况，让萨义德认识到原来秉持的理想真的只是单纯的理想，他转而主张建立——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共同的国家。历史的绵延与重复印证一个概念：独立政治实体的基础条件，不能建立在以民粹主义流变转化的权威主义之上；但，时至今日，这个概念仍然难以深入封闭的内心。极端主义者认为妥协是一种负面行为，没有尊严的举措。其实不然，某些时候，妥协是缓和的前奏、解决的开始；固步自封的人不懂得尊重，也不懂得在否定的基础上，做不到交流、达不成共识。

逐渐，我关注苏珊•桑塔格在南斯拉夫、肖恩•潘在巴格达（我愿意把他划为知识分子行列，除去表演专业，他的作为证明他的思考）……这些行为当然存在出身背景的复杂、混合名人效应及做秀之嫌，但总比明星们不断制造绯色新闻或爆炸新闻让自己保持知名度或娱乐大众而更能让我看到作为一位名流的作为！

巴、萨、桑、潘职业使然都是习惯面对公众的人物，但他们利用这一优势，宣扬的是他们的认识。那种具有强烈使命感具有大我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其言其行，高山仰止。评判计较作为明星、甚至名流级别的知识分子，留给专职批评家好了，他们是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谁又是个完美的人！

另一个细节：所有这些关于音乐、文化和政治的谈话都是在“9.11”事件之前（据萨义德前言，2002年结集为对话录）。

但即使在之后，我仍然相信他们是勇于把设想付诸行动的磊落君子；即使其后有马德里411、伦敦地铁爆炸、伊斯坦布尔袭击等等的恐怖事件，即使是这样，我相信萨义德、巴伦博依姆的认识不会有本质的改变，因为我相信他们内心有信任，是对不分种族的整个人类有信任，心中没有因文化差别而衍生的种族仇恨。

仇恨拉开距离，交流融和差距。知易行难！

现时的聪明人信奉“知先行后”，甚至“不知不行”。在这越来越犬儒的时代，又有多少自诩“知识分子”不谈破立，知且能行？现代文士，多半门客，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空设愿望，无力行动；择木而栖，虽不唯唯，但也诺诺。

我没有什么能耐，更没有权力指责别人的蝇营狗苟、鼠目寸光、愚昧偏激，比我聪明的在争辩左右站队以及标榜精英，言论比山高。

然而这本薄薄的书，让我看到笃实躬行之榜样——魏玛短训班，让我认识到——参与音乐，参与历史，都需要敬畏和勇气共存。“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那些傻子不是先知，他们只是坚守信念。

一个心中没有大爱的人，终其生，只不过是一个小我。

退步千里

假设一下新的对话录——

萨义德：治大国如烹小鲜。

巴伦博依姆：治大国如举小棒。

萨义德：哦？

巴伦博依姆：难道不是吗？协调好一个乐队，需要秩序与管理，每个乐手需要融小我于大我，整部乐章才能有完美表达。音乐，是秩序与团队的最佳体现。如果说指挥即权威，那也是必须的。正如全球化，是建立新秩序，也是一种新的协调手段。

萨义德（耸耸那著名的络腮胡，语态依旧冷隽）：哼！全球化也是一种帝国主义。

交流是思想者观点理念的碰撞，不仅是相互认识同时也是自我认识的过程，作为对话者是如此，作为不参与对话的阅读者，得益还是困惑，只有自知。问题还是那些问题，答案却各不相同。

萨义德总是强调各文明的内在动力与多样性。但，太过成熟的文化都存在突破自恋和自闭的必要？因为互相认同文化确有其必然性、必要性；而单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的交流渗透是否与民族性相关？一位具备民族特性的独立个人是否也会对不同的文化产生归属及认同感，若有，这种归属感怎么会被本民族的极端分子视为背叛？高屋建瓴的是萨缪尔•亨廷顿：“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上的，文明之间的错位线将是未来的战线。”

现在时代，延续的是以西方殖民化为特点的现代化文明的后殖民化，各种文明努力强调本民族文明的独立性，以抗拒西方文明的过度渗入。汤因比曾说：“人类的选择实际上只有两个：要么共有一个世界，要么毁灭。”在极端民族主义者，寻求新秩序，只有一条狭窄的暴力途径。而那些鼓励消融冲突的有识之士，并不一定依赖于西方社会泯灭自身的文化侵略能力，他们更寄希望于对话——外交方法之一种；他们又是否高估了对话的功能（马德里世界对话大会）：对话及其宗教和文化基础、对话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对话领域的普世价值、对话的评估和改善、对话和共存文化的传播。

整个世界硝烟四起纷争不断，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是谁？我们能寄予期望的，是文化的传承与互通如静水深流般的效果？

富特文格勒某种意义上与瓦格纳相似，他们都将神性崇拜融合在自己的音乐表达中，在《贝九》和《尼伯龙根的指环》中已不为陌生。我们反感富特文格勒弱化纳粹政治理念，以及我们反感纳粹时期对瓦格纳音乐的利用及滥用，可为什么我们并不排斥他们的音乐表达？是不是我们内心深处都隐含对强者、对神的崇拜？是不是我们都有《指环》中对创新的渴望与追求？所以，在强权暴政以缓慢的节奏逐渐递进时，作为相对弱势的大众也因逐渐适应冷水炖蛙的环境而逐渐变为协从？

富特文格勒关于音乐哲学的基本观点是“必须通过矛盾和极端才能达到平稳，”如若说人的行为是人的整体性表达，极端主义的思想也让他深思身处的极端政治时代；说到底，是不是他的民族根源在影响他，以至于“前夜”的贝九——那一脉相承的民族性——成为富特文格勒永恒的演出及难以逾越的巅峰？

我们单向地排斥恶，可否想过，有些恶，竟起源于善？

如果说音乐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作为受众在理解或误解富特文格勒的时候没必要去统一接纳或排斥的标准；直到现在，因为战争胜负的影响，官修历史没有给出正解或负解富特文格勒的答案。

宽容至上，并非妄语诳言；但是，我们的宽容以何基准作为起点？仅仅凭据人性和人类的共同价值？

在瓦格纳身处的那个时代，他的思想相对前进且具有革命性，他和崇拜他的人创造了拜罗伊特神话。他的精神实质——在对极端完美制度的追求中沐火重生，成为大众对拜罗伊特的理性认识；但仅从正面角度关注拜罗伊特的象征意义，我们是否也在内心无形地树起道玻璃墙——面对着透明墙那头以自闭保守为特点的极端民族主义？我们都知道玻璃脆弱的属性，在危机逼近以前，总是漠然和轻视；而经历之后的告解和忏悔，带来的是痛苦后的自省，还是反复后的依赖？我们悖离的究竟是什么？

巴伦博依姆以犹太人的身份谈到拜罗伊特的象征意义时说：“人们必须非常清楚地知道你是怎样对待自己的敌人和那些仇视我们、仇视了我们几个世纪的人。你可以向他们妥协，你还可以继续和他们毫无接触，但我并不赞成只接受对我们有好处的方面，否则就批评他们或者对他们不理不睬。……我觉得那些对拜罗伊特产生的厌恶感情并不是非常公平的，我这里并不是对我们的人民，我们犹太人民所经历的痛苦漠然置之，但对过去的看法要非常清晰的界定好，要说得很清楚。我觉得我们没有权力对那些曾经仇视我们的人进行总体批评，如果不是仇恨的话，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把自己降到那些多年以来一直压迫我们的那些人的水准。”

超脱以后的巴伦博依姆是否借此隐示：重要的，不是仇恨与报复，也不是原谅或遗忘，重要的，是沉淀之上有所反省——所有的伤害都不是单向的。

作为普通人，因包容不同观点而带来的痛苦远远高于认识上的进步，那么，这种难言的甚至无法排解的痛苦算得上退步吗？

作为思想先驱的萨义德，他的困惑也无法自我排解，“贝多芬‘第九’或者《菲岱里奥》成为在没有自由的社会里对自由的支持。在一个自由已经被普遍接受的社会中，这些作品还有什么意义？它们只是对现存状况的肯定吗？”

这完全是另类颠覆——贝多芬的音乐总是被借喻为自由的表达，人类需要的是这种追求自由的精神不终结地延续下去，比如《T2》中“NO FATE!”——但这也是萨义德关于“他者”的认识。

人们欣赏认同贝多芬对秩序的要求，追本溯源认为这就代表人类共同的追求。没有谁能忽视贝多芬的民族特性，但又有多少人重视那个时代是日耳曼文化一个蓄积和上升的时期。

贝多芬是音乐界的席勒，他的作品除外辉煌，仍然充满疑问：必须得经历黑暗才能看到光明，是人类在劫难逃的命运？

也许，惑由心生；解，也由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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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非借不可读。重读反复，耗时九月；作文写写停停也有九月。感谢杨奎峰先生慷慨借予我书，耐心等我还书。

读后笔记散记于汶川震后失眠夜晚，那些天，夜夜惊醒，总是那些难过得让人无以复加的……怅然心悸，夜夜借读书安慰自己——

逝者远行，生者前行。

谨此，百日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