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从哪里来？》

但凡一本正经的教科书，绪论导言之类就是少不得从"什么是***"下笔。文化研究虽说是"反学科的知识实践"，却也始终摆不脱纠缠于这类问题。然而，如同所有此类本体论的问题一样，很难有所定论。非但如此，高庚式的三段诘问，对于文化研究一向就鲜有明鲜的答案。时至今日，文化研究并无一部象样的纪传史书便是例证，而两年一度的"十字路口的文化研究"大会，命名本身就已言明对文化研究未来的不知所措。正因如此，tom steele的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这样对文化研究追根溯源的作品更显珍贵。

此书出版于1997年，作者系格拉斯哥大学教师主要从事成人教育的研究。由于很难算是文化研究圈中人士，此书问世后只能算是波澜不惊。或许也正因为作者并非标准意义的文化研究学者，才得以跳出固有成见来对待文化研究的起源问题。只要对文化研究稍有知解者，论起文化研究的起源，多半会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霍加特，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如果对文化研究了解更深，则会把文化研究的史前史推导到利维斯或是马修·阿诺德。而此书的副标题则已坦言"1945-1960 cultural politics *** education and the English question"。而作者也认为这本考古学式的作品旨在重建文化研究的史前史。虽然他同大多数文化研究史学者一样将文化研究的起始点定在1968年，而且将所谓文化研究之父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姆斯与ＥＰ汤姆森的文本作为研究的重点。不过不同于一般研究者，steele并未停留在对他们文本的分析，而是更深入地探讨了他们研究作品语境。"在他们的情境中，大众文化与跨学科分外重要，英国研究被大大拓展，溶入了利维斯传统以外的内容和经验。"依照他所梳理的文化研究的失落的谱系，文化研究并非来自大学英文系。虽然文化研究的先行者确实受到了利维斯主义的影响，而这种英国文学研究的影响对于文化研究而言只是接生婆。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积极地社会参入都无法从英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中得来。对日后文化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的来源于成人教育。战后的这一代学者，或者来自利维斯主义的文学批评传统，或者来自欧陆社会学传统，或者来自马克思主义社会文化理论，或者来自语言学符号学，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并使得他们的研究不同于以往学术研究的最主要原因则是他们参与了成人教育。这一点顺理成章，如果我们依照公认的文化研究的特性倒推回溯，的确很难在传统学科中找到他的生身父母，文化研究针对传统学科那根反骨很难从任何一门传统学科中找到遗传基因。而唯有成人教育，本身也是在传统学科体系之外。而且成人教育的受教育者，由于是成人，他们受教育的目的就不是通过教育而进入社会，他们更多地是需要通过教育获得所需知识与对世界的理解，从而避免了他们被传统的教育体制所洗脑。文化研究另一大特性：跨学科，也应当是成人教育的自然产物，恰恰是因为成人教育是没有那么严格的学科划分，才使得不同学科背景的知识分子走到了一起。基于成人教育的谱系来反观对文化研究历史的标准表述，早期文化研究学者作为奖学金儿童的经历，他们接受过文学研究的正统教育的经历被加以强调，甚至成了一种神话，这种表述忽视了文化研究作为长期争取共同文化构成的斗争的一部分，也难怪霍加特并不喜欢奖学金儿童的称谓，而将文学研究的经历称为既扩展了他的视野，却又将他限入象征价值之中。

成人教育作为文化研究的源头，而其本身亦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为了论证他在第一章中提出的设想：文化研究并非英文系派生出的支流，Steel梳理了整个英国成人教育与英语教育的脉络。根据历史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恩的《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构成》（The Formation of British Working Class Culture 选自Worlds of Labour）以及其他相关作品，19世纪，阶级认同（class-base identity）与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同时出现，而成人教育所作的工作则是试图协调这种种认同。英语研究起初也与成人教育，或是函授课程密切相关。有趣的是，依照一些激进的印度后殖民主义研究者的成果，其实英语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其实源自印度，英语研究在当时尚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实际上替代原有的基督教的传教功能。而其后英语研究在英国国内的兴起也恰是基于这种殖民隐喻，只是将殖民的对象从南亚次大陆移向了英国国内的工人阶级。这种说法虽然未免偏激，"然而，这并不是简单地认为这是一场组织严密的抹去认同强加霸权的过程，而是说由成人教育提供的边缘空间使得不同的声音可以被听到。因而英国化的过程被注入了对话式的特性，认识到了差异与区别�"到三十年代，成人教育工作者们开始了一轮利维斯主义的争论。此后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流亡者如卡尔·曼海姆等人又为成人教育引入了"社会学转向"，他强调知识分子的义务与自主，将文化置入社会意识的中心。也正是循着这样的轨迹才瓜熟蒂落地有了战后霍加特、威廉姆斯与汤姆逊等人的实践，与后来我们众所周知的文化研究的诞生。

Steel对文化研究失落的谱系的述说，并非完全推翻了我们所熟知的文化研究谱系，仿佛也并不简单将成人教育谱系加入文化研究的史前史。按他的观点，即便按�"正统"的文化研究的谱系所言，文化研究"派生"于"文学研究"或者更确切地说，"派生"自"英语研究"，真正的"英语研究"本来就该是文化研究，只是由学究们的努力，才将研究视野集中于文本分析，而不是生活与认同。在成人教育者利维斯主义的论争中，对"文本"和"社会"两个维度的纷争直至今日仍是文化研究的火热话题。

在全书的结论部分，Steele以明显葛兰西式地提出，文化研究自19世纪就是成人教育的一部分，文科教学，特别是英语文学在构建新兴民主阶级认同时起到显著作用。但这一过程并非正统马克思主义或是福柯式被当作强加的霸权压迫，而是不平等的权力集团相互协商的产物。这一过程强化了资产阶级霸权，同时却也带来了社会变革。

如果我们将视野从本书所讲述的历史维度拓展开，便会发现事实上英国的文化研究不仅在其史前史中打上了成人教育的烙印，似乎自始至终都与以成人教育为代表的社会运动休戚相关。七八十年代，大量伯明翰成员转战公开大学，不也是以另一种形式涉足成人教育。那么这本书的意义就并不仅仅在于以考古学的方式向我们述说文化研究的被人忽视的源头，从某种意思上，它是在召唤被学术建制化的文化研究工作者回到原有出发点。而对于尚属方兴未艾的中国文化研究者来说，它的意思不仅在于匡正我们对文化研究发展脉络的误读，也应当促使我们让我们的文化研究走出象牙之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