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为不认识的陌生人奋斗》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我需要郑重其事地写下这个题目。如果用笔的话，应是屏气凝神，一笔一划。这是一部令人肃然起敬的纪实作品。喜欢这本书，并不是因为对西班牙内战这一主题有特别的关注。芥川龙之介有言道：军人如小儿。战争，革命，政治——一本描写同样主题的书，在一个缺乏热情与信仰的蹩脚作家笔下，完全可以令人心灰意冷，让一个未谙人事的青年从此变得理想破灭或玩世不恭。

然而，奥威尔的书是与众不同的。对战争细节的描写充满英国人的机智与幽默，却不能让我们忘记民兵志愿者一张张冷峻而坚定的脸。总有人争执道，该书给人的启示是政治理想终究归于幻灭。但在我看来，这仍然是一部关于热情、正义感和荣誉的书，因为它由一位信仰这些品质的人写就。

乔治·奥威尔，虽然以《1984》与《动物庄园》这样的悲剧性预言与讽刺作品出名，骨子里却充满了侠骨豪肠。居于和平英国的他，已经三十出头，并且新婚不久，却毅然踏上战火中的西班牙土地，成为了反佛朗哥法西斯战争的一分子。“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要参加民兵，我的回答是:‘反抗法西斯主义’；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而战，我的回答是:‘为了人类共同的尊严。’”因为英国共产党拒绝给奥威尔出具证明文件赴西班牙参战，他只能转而求助英国的独立工党，独立工党介绍他去巴塞罗那联系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简称马统工党，该党主要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影响较大)。奥威尔本来可以留在巴塞罗那写报道，从事宣传性工作，但是他决意上前线，只是未能加入在马德里地区与***军并肩作战的国际纵队，而是进了马统工党旗下的民兵组织。误打误撞进入马统工党，为他日后遭到的追捕埋下了祸根，却也为他将来深刻的政治批判提供了第一次宝贵的经历。

对于他所参加的战争，奥威尔的描述不可谓不真切。作者并非展现恢弘的战争全景，而是完全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陈述战斗的每一个细节：后方的巴塞罗那，物资匮乏，灰暗破乱。兵营污秽难当。热情却无视效率的西班牙人，令人哭笑不得。战场前线寒冷不堪，有着战争独有的气味：排泄物和腐烂食物的味道。军队缺乏足够的武器与装备，训练更是少的惊人，有如乌合之众。“蜂拥而至，身着破旧制服的民兵，在大街上四处游荡，试图让自己暖和一点。”关于不识字的哨兵因说错口令差点被自家人击中的描述，几乎可以让我笑出声来。当然，即使是战场上，也能遇到美丽而令人欣喜的事物，例如夜晚站岗后看到的美丽晨曦，耳边戴着野玫瑰撒网捕鹌鹑的农民。当读完那场进攻法西斯分子碉堡的战斗之后，我像奥威尔一样，为失去了大口径军用望远镜这么好的战利品，深感遗憾。

战争本身的荒谬足以让人怀疑它的意义，但它毕竟还是战争。缺乏装备的志愿民兵，尽管有权随时离开条件恶劣的阵地，却始终驻守着他们的前线。最为致命的，不是战壕对面的敌人，却是残酷的政治斗争。当前线的民兵承受寒冷与肮脏时，左翼联合***中的各个党派正在后方勾心斗角。将要在日后写出《一九八四》，深刻剖析极权共产主义的奥威尔，此时在政治上还比较天真。当他加入属于马联工党的连队时，他不能理解它与别的党派有什么区别。只有在他亲身经历了后方的巷战与追捕后，他才清醒地看到：西班牙战争首先是一场政治战争。要求立刻进行集体化革命，废除等级制度与私人财产的无***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与以“保卫苏联”为最高目的，要求延缓革命的西班牙共产党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无论情愿不情愿，每个人迟早都要站到一边去”。

政治上的天真导致现实中的代价。奥威尔在西班牙所经历的最大的凶险，并非在反法西斯的前线（尽管他被击中咽喉差点身亡），却是在后方的巴塞罗那，在马联工党与国民警卫队的巷战现场。在挑衅的举动引起巴塞罗那的巷战之后，共产党控制的报纸颠倒黑白，将马联工党冠以莫须有的“托洛茨基者”罪名，并进行了恐怖的大追捕。当奥威尔亲眼目睹抛弃一切——家人、国家、生计——只为来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斗，曾与自己在前线与巴塞罗那的壁垒中并肩作战的战友柯普被投入监狱时，他感到无比愤怒。而他本人，也被警察列入黑名单，搜去了所有的日记、书籍与信件，最后不得不带伤逃离西班牙。没有什么比战争后方的内耗，更足以让人灰心丧气的了。事实上，正是这样的内耗，最终导致了佛朗哥的胜利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失败。尽管是一位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西班牙与苏联共产党的倒行逆施却让奥威尔彻底看清了极权共产主义政党的面目。在1946年的著名宣言式作品《我为何写作》中，奥威尔写道：“西班牙内战和1936年至1937年间发生的事件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事实上，《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不惜牺牲叙事的连贯性，在书中硬生生插入两章纯议论的文字，正是为了竭尽全力陈述事实的真相。更为难得的是，花了大量力气进行调查取证的奥威尔，还不忘提醒作者以批判眼光看待他的报道：“请注意我的派别身份，请注意我在事实描述方面存在的错误，以及由于我仅目睹了其中部分事实难免以偏概全。”

尽管经历了这么多难以描述的经历，“虽然西班牙战争已经结束，但这场战争最终将被证明是一场骇人听闻的灾难，它所带来的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屠杀和肉体上的痛苦。”然而，“奇怪的是，整个经历却让我更加坚信人类的高尚品质。”

在1936年，对多数英国人来说，此刻的西班牙战争应该是遥远的。这正如此时此刻，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一样遥远。这并不奇怪。善意同情的碗盛不满人间的苦难。诸如山区的贫困，井底的矿难，甚至街头的乞丐，对于有着自己小小快乐与悲伤的城市人来说，都是遥远的。我们可以看到的“真实”具有局限，奥威尔并不讳言这一点。在书的末尾，他写道：“英国——特别是英国南部，也许拥有世界上最和谐的风光。在经历了漫长旅程，特别是当你从晕船中逐渐缓过来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坐在列车专用丝绒坐垫上，你很难相信在哪里真的在发生什么事情。日本发生地震，中国发生饥荒，墨西哥发生革命？无须担心，明天早上牛奶还会放在门前的台阶上，《新政治家报》也会照常出版。”我们每天浏览新闻，目睹无数的悲苦，却只是熟视无睹。也许这无可厚非，因为我们真的很难去做什么。但是，毕竟有这样的人。他们为了某种信仰，甘愿抛弃眼前的现实，进入另一个世界；以自己的生命为风险，去为他所不认识的陌生人奋斗。尽管对人性的黑暗面有着比任何人更多的认识，他们却始终坚信，有一些价值值得以热情去追求。或许，保持热情本身就是意义。奥威尔在离开西班牙之后写道：“说出来别人也许会以为我们有些精神错乱，我们俩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回到西班牙”。也许我并没有表态同意的资格，但我想，我可以理解。

向奥威尔致敬。我喜欢他在书本一开头描写的意大利民兵。“他是一个看起来十分彪悍的年轻人，大约二十五六岁，有一头微微泛红的金发和宽阔有力的肩膀。他的尖顶皮帽拉的很低，几乎遮住了一只眼睛。他站着，侧面对着我，下巴挨着胸口，正皱着眉头，迷惑地盯着那位军官铺在桌上的一幅地图。他脸上有某种东西深深地打动了我。拥有这样一张面孔的人，可以为了朋友去杀人，或者牺牲自己的生命。”

我喜欢这样的人。我希望成为这样的人。

我希望我在加泰罗尼亚。1936年的加泰罗尼亚，今天的加泰罗尼亚。

200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