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活着《字字是良言警句》

曾读过些许王小波的小说，回想起来，依稀留下印象的只是性描写和暧昧的意淫，呵呵，或许自己太年轻，没能读懂书中的人情人性等深意。

相比较而言，他的杂文随笔就通俗易通得多了。本书收录了王小波的经典杂文，笔触渗透了他个人的经历，论理也生动幽默，逻辑性很强，有理有据，不得不服。

更重要的是，本书中收录的王小波的观点都是他细致观察中国社会后的所思所想，特别具有针对性，我想每个渴望自由生活和独立思考的年轻人，都应该仔细阅读他的文字。很多针砭时弊的对象10多年后依然存在于我们的身边，这真的让我感到有点儿悲哀……

以下摘录我阅读后王小波随笔后感触极大、很受启发的段落，与大家共同分享这些良言警句：

#摆脱童稚状态（1993）

目前中国人面对的知识环境是一种童稚状态，处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时期。也许，因为种种原因，特别是历史原因，我们眼下还不能不有些童稚的做法。那么，下一步怎么办？一种做法是继续保持童稚状态，一种做法是摆脱童稚状态，准备长大。相信前一种做法的人，也相信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杜撰的口号——无知即力量；相信后一种做法的人，也相信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

#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1994）

知识分子的批判力对两类人最为猛烈：一类是在校学生，尤其是中学生；另一类是踩着地雷断了腿的同类。这道理很明白——别人咱也惹不起。

#积极的结论（1994）

有关理性，……反不可信的东西就不信，像我姥姥当年对亩产三十万斤粮的态度，就是理性。但这一点有时候不容易做到，因为会导致悲观和消极，从理性和乐观两样东西里选择理性颇不容易。理性就像贞操，失去了就不会再有；只要碰上了开心事，乐观还会回来的。……所以假如你失去了理性，就会遇到大量令人诧异的新鲜事，从此迷失在万花筒里，直到碰上钉子。

假如别的东西不能保持人的乐观情绪，幽默感总能。据我所见，我们这里年轻人没有幽默感，中老年人倒有。……这种幽默感是老奸巨猾的一种，本身带有消极的成分。……和同龄人交流，他们说，自己或则从众，或则听凭朴素的感情的驱动。这种状态或者可以叫做虔诚。

……我见过不少虔信宗教的人，人家也不干荒唐事。最主要的是：信教的人并不缺少理性，有好多大科学家都信教，而且坚信自己的灵魂能得救；人家的虔诚在理性的轨道之内，我们的虔诚则带有不少黑色幽默的成分。如此看来，问题不在于虔诚。

人活在世界上，不可以有偏差；而且多少要费点儿劲儿，才能把自己保持在理性的轨道上。

#跳出手掌心（1994）

在科学上，有错误的学说，没有卑鄙的学说。

很显然，现在在中国，文学不是一种超越现世、超越人类的事业。我们评论它的标准，和三姑六婆评价身边发生的琐事的标准，没有什么不同。……传世之作，那就不是用现世的标准、道德的标准来评判的。这种标准从来不用之于中国人。由此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在文学艺术的领域，外国人可以做超越人类的事业，中国人却不能。

在文学艺术及其他人文的领域之内，国人的确在使用一种双重标准，那就是对外国人的作品，用艺术或科学的标准来审评；而对中国人的作品，则用道德的标准来审评。这种思想的背后，是把外国人当成另外一个物种，这样对他们的成就就能客观地评价；对本国人则当作同种，只有主观评价，因此我们的文化事业最主要的内容不是他的成就，而是他的界限；此种界限为大家所认同，谁敢越界就要被群起而攻之。……甚为一个中国人，最大的痛苦是忍受别人“推己及人”的次数，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要多。……这对文化事业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我认为，当我们认真地评价艺术时，所用的标准和科学上的标准有共通之处，那就是不依据现世的利害得失，只论其对不对（科学）、美不美（艺术）。此种标准我称之为智慧的标准。

一个知识分子在面对文化遗产时，必定会觉得它浩浩洋洋，仰之弥高。这些东西是数千年来人类智慧的积累，当然是值得尊重的。不过我以为它的来源更值得尊重，那就是活着的人民所拥有的智慧。那种东西就如一汪活水所有的文化遗产都是它的沉积物。这些活水之中的一小份可以存在于你我的脑子里，找我看来，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保存在文化遗产里的智慧让人尊敬，而活人头脑里的智慧更让人抱有无限的期望。……智慧永远指向虚无之境，从虚无中生出知识和美；而不是死死盯住现时、现事和现在的人。

#思维的乐趣（1994）

……有人想把中国人的思想搞得彻底无味。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思想的味道就该是这样的。

我最赞成罗素先生的一句话：“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大多数参差多态都是敏于思索的人创造出来的。……有些人不赞成……他们必然认为，单一机械，乃是幸福的本源。老子说，要让大家“虚其心而实其腹”，我听了就不是很喜欢；汉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我看来是个很卑鄙的行为。摩尔爵士设想了一个细节完备的乌托邦，但我像罗素先生一样，决不肯到其中去生活。……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某种程度的单调、机械是必须忍受的，但是思想决不能包括在内。胡思乱想并不有趣，有趣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绝新奇。

某些单调机械的行为，比如吃、排泄、***，也能带来***，但因为过于简单，不能和这样的快乐相比。艺术也能带来这样的快乐，但必须产生于真正的大师，像牛顿、莱布尼兹、爱因斯坦那样级别的人物，……我想能够带来思想快乐的东西，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比这再低一档的东西，只会给人带来痛苦；而这种低档货，就是出于功利的这种想法。

有必要对人类思维的器官（头脑）进行“灌输”的想法，时下正方兴未艾。我认为脑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把功利的想法施加在它上面，是可疑之举。有一些人说它是进行竞争的工具，所以人就该在出世前学会说话，在三岁之前背诵唐诗。假如这样来使用它，那么它还能获得什么幸福，实在堪虞。知识虽然可以带来幸福，但假如把它压缩成药丸子灌下去，就丧失了乐趣。……还有人认为，头脑是表示自己是个好人的工具，为此必须学会背诵一批格言、教条——事实上，这是希望使自己看上去比实际上要好，十足虚伪。……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想要用种种理由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这些人想要这样做，最重要的理由是道德；说得更确切些，是出于功利方面的考虑。因此他们就把思想分门别类，分出好的和坏的，但所用的标准很是可疑。

有些人认为，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调低下的思想。这种说法听上去，美妙，却使我感到莫大的恐慌。因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人既然或者，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连续性，到死方休。更何况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们自己的立场来度量的，加入我全盘接受，无异于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蛋，而我总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来是长了一座鸡窝。……菲尔丁曾说，既善良又伟大的人很少见，甚至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种脑移植带给我的不光是善良，还有愚蠢。……我当然希望变得善良，但这种善良应该是我变得更聪明造成的，而不是相反。更何况赫拉克利特早就说过，善与恶为一，正如上坡和下坡是同一条路。不知道何为恶，焉知何为善？所以他们要求的，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

假设我相信上帝（其实我是不信的），并且正在为善恶不分而苦恼，我就会请求上帝让我聪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而绝不会请他让我愚蠢到让人家给我灌输善恶标准的程度。假若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我就要请求他让我在此项任务和下地狱中做一选择，并且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选择后者。

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决不可对善人放松警惕。假设我被大奸大恶之徒所骗，心理还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骗，我就不能原谅自己。

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么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广知识。

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基于这种信念，我认为我们国家“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丧失了很多机会。

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很多理由封锁知识、钳制思想、灌输善良，因此有很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丧失了学习、交流、建树的机会，没有得到思想的乐趣就死掉了。……想到此类人士的总和有恒河沙数之多，我就趋向于悲观。此种悲剧的起因，当然是现实世界里存在的种种问题。伟大的人物总认为，假设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像他期望的那样善良——更确切地说，都像他期望的那样思想，“思无邪”，或者“狠斗私字一闪念”，世界就可以得救。提出这些说法的人本身就是无邪或者无私的，他们当然不知道邪和私是什么，故此这些要求就是：我没有的东西，你也不要有。无数人的才智就是这样被扼杀了。……据此我认为，我们国家在封建时代，一直在进行思想上受到大屠杀；而我能够这样想，只说明我是幸存者之一。除了对此表示悲伤之外，我想不到别的了。

为什么有很多人总是这样仇恨新奇，仇恨有趣。……假设历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发现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发现了终极真理，根绝了一切发现的可能性，我就情愿到该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因为假如这种终极真理已经被发现，人类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了依据这种真理来做价值判断。从汉代以后到近代，中国人就是这么生活的。我对这样的生活一点都不喜欢。

我认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情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种事实说明，一切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

在一切价值判断之中，最坏的一种是：想得太多、太深奥、超过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种罪恶。我们在体验思想的快乐时，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总有人觉得自己受了伤害。诚然，这种快乐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验到的，但我们不该对此负责任。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取消这种快乐，除非把卑鄙的嫉妒计算在内。

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假如现在我周围的世界又充满了“文革”时的军代表和道德教师，只能使我惊讶，不能使我惧。……我遇到了启迪我智慧的人。我有幸读到了我想看的书……我最感谢的是那些写了好书的人，比方说，萧伯纳、马克•吐温、卡尔维诺、杜拉斯等等，但对那些写了坏书的人也不怨恨。……作为一个有过幸福和痛苦两种经历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间来感到幸福，而且这种空间比给我的大得多。而这些呼吁当然是对那些立志要当军代表和道德教师的人而发的。

#我看国学（1995）

按照现代的标准，孔孟所言的“仁义”啦，“中庸”啦，虽然是些好话，但似乎都用不着特殊的思维能力就能想出来，琢磨得过了分，还有点肉麻。

孔孟程朱我都读过了。虽然没有很钻进去，但我也怕钻进去就爬不出来了。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说，这点东西太少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儿，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这么多读书人研究了两千年，实在太过分。……旧时的读书人都能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随便点出两个字就能知道它在书中什么地方。这种钻研精神虽然可佩，这种做法却十足是精神病。显然，会背诵爱因斯坦原著，成不了物理学家；因为真正的学问不在字句上，而在于思想。

四书五经再好，也不能几千年地念，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换着人地嚼。……有人说，现代的科学、文化，林林总总，尽在儒家的典籍之中，只要你认真钻研。……我认为，我们民族最重大的文化传统，不是孔孟程朱，而是这种钻研精神。过去钻研四书五经，现在钻研《红楼梦》。……四书五经也好，《红楼梦》也罢，本来只是几本书，却硬要把整个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会因此得益，而是因此受害。

任何一门学问，即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但你把它钻研得极深极透，就可以挟之以自重，换言之，让大家都佩服你；此后假如再有一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此种学问被无数的人这样钻过，会成个什么样子，实在难以想象。那些钻进去的人会成个什么样子，更是难以想象。古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

#东西方快乐区别之我见（1995）

东西方精神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人沉迷于物欲，而东方人精于人与人的关系；前者从征服中得到满足，后者从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中汲取幸福。

罗素在讨论伦理问题时曾经指出，人人都希求幸福。假如说，人得到自己希求的东西就是幸福，那就言之成理；倘若说因为某件事是幸福的，所以我们就希求它，那就是错误的。谁也不是因为吃是幸福的才饿的呀。

马尔库塞说西方社会有病，是说它把物质消费本身当成了需要，消费不是满足需求，而是满足起哄。……假如把人际关系和谐本身也当作需要，像孟子说的那样：行孝本身是快乐的，所以去行孝，那当然就更是有病，而且这种毛病我亲身体验过了（在“文化革命”里人人表忠心的时候）。人满足物质欲望的结果是消费，人际关系和谐也是人避免孤独这一需要的结果。一种需要本身是不会过分的，只有人硬要去夸大它，导致了自激时才会过分。……需要本身只有一分，你非把他弄到十分，这原因大家心里明白，社会对个人不是只起好作用，它还是个起哄的场所，干什么事都要别人说好，赢得一些喝彩声，正是这件事在导致自激。东方社会有东方的起哄法，西方有西方的起哄法。而且两边比较起来，还是东方社会里的人更爱起哄。

假如此说是正确的，那么真正的幸福就是让人在社会的法理、公德约束下，自觉自愿地去生活；需要什么，就去争取什么；需要满足之后，就让大家都得会儿消停。这当然需要所有人都有点文化修养，有点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来，同时对别人的事少起点哄。

#花剌子模信使问题（1995）

中国的近现代学者里，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学者。……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当时以为，只要把马老臭批一顿，就可以根绝中国的人口问题，后来才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假设禁止我们出书，封闭有关社会学杂志，就可以使中国不再出现同性恋问题，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恋倾向是遗传的，封刊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些措施一点道理都没有。……对于学者来说，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

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直接反对不幸的事实，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消息。但是这个道理有一定的复杂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的。再说，假如能和他讲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总是对的，臣民总是不对。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适应这种现实。

我个人认为，获得受欢迎的信息有三种方法：其一，从真实中索取、筛选；其二，对现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凭空捏造。第一种最困难。第三种最为便利，在这方面，学者有巨大的不利之处，那就是凭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假定有君王专心要听好消息，与其养学者，不如养一帮***小人。……假如学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对于学术来说，是一种自杀之道。因此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条两全之路，文史学者尤其如此。……老师教诲我们说，搞现代史要牢记两个原则，一是治史的原则，二是党性的原则。这就是说，让历史事实按党性的原则来发生。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位学者都力求证明自己的学说有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学术必须有效益，这就构成了另一种花剌子模。学术可以有实在的效益，不过来得极慢，起码没有嘴头上编出来的效益快；何况对于君主来说，“效益”就是一些消息而已。最好的效益就是马上能听见的好消息。因为这个原因，学者们承受着一种压力，要和骗子竞赛语惊四座，看着别人的脸色做学问，你要什么我就做什么。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学者对本学科用途的说明做一比较，就可发现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说：科学可以解决问题，但就如中药铺里的药材可以给人治病一样，首先要知识完备，然后才能安放抓药，治人的病。按这种观点，我们现在所治之学，只是完备药店的药材，对它能治什么病不做保证。另一种说道，本人所治之学对于现在人类所遇到的问题马上就有答案，这就如卖大力丸的，这种丸药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无病强身。中国的学者素来有卖大力丸的传统，喜欢做妙语以动天听。这就造成了一种气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学问，旁的学问都不是学问。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有时也想做几句惊人之语，但又痛感缺少想象力。

面对公众和领导时，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点滑头：拣好听的说或许不至于，起码都在提防着自己不要讲出难听的来——假如混得不好，就该检讨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够甜。……至于君主，我以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粗暴型的君主，听到不顺耳的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一种是温柔型，到处做信使们的思想工作，使之自觉自愿地只报来受欢迎的消息。这样他所管理的文化园地里，就全是使人喜闻乐见的东西了。这后一种君主至今是我们怀念的对象。凭良心说，我觉得这种怀念有点肉麻，不过我也承认，忍受思想工作，即便是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也比喂老虎好过得多。

有句老话叫做“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这就是说，人不知自己是不是身在花剌子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点滑头，更搞不清自己以为是学术、艺术的那些东西到底是真是假。

假设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有人变得滑头时它会离人世远去，等到过了那一阵子，人们又可以把它召唤回来——此种事件叫做“文艺复兴”。我们现在就有召唤的冲动，但我很想打听一下召唤什么。如果是召唤古希腊，我就赞成，如果是召唤花剌子模，我就发对。……恕我说得难听，现在的人文知识分子在诚恳方面没几个能和马老（马寅初）相比。所以他们召唤的东西是什么，我连打听都不敢打听。

#个人尊严（1995）

提到尊严这个概念，我首先想到英文词dignity，然后才想到相应的中文词。在英文中，这个词不仅有尊严之义，还有体面、身份的意思。尊严不但指人受到尊重，它还是人价值之所在。从上古到现代，数以万计的中国人里，没有几个人有过属于个人的尊严。……除了皇上一人，没有一个人能有尊严。有一件最怪的事是，按照传统道德，挨皇帝的板子倒是一种光荣，文死谏嘛。说白了就是：无尊严就是有尊严。……到了现代以后，人与人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仍有这种遗风……环境就是这样，公共场所的秩序就是这样，人对人的态度就是这样，不容你有任何自尊。

公共厕所……不雅的景象外人看了丢脸，没有外人时，自己住在里面也不体面——这后一点总是被人忘掉。

我自己也想要点个人尊严，但以个人名义提出就过于直露，不够体面——言必称天下，不以个人面目出现，是知识分子的尊严所在。

罗素说，中国文化里只重家族内的私德，不重社会的公德公益，这一点造成了很要命的景象。费孝通说，中国社会里有所谓“差序格局”，与己关系近的就关心，关系远的就不关心或少关心。结果有些事从来就没有人关心。龙应台为这类事而愤怒过，三毛也大发过一通感慨。……所有指出这个现象的人，或则是外国人，或则曾在外国生活过，又回到了国内。没有这层关系的中国人，对此浑然不觉。

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作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这件事有点两重性，其一是别人把你当做人还是东西，是你尊严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还是东西，也是你的尊严所在。

说来也奇怪，中华礼仪之邦，一切尊严，都从整体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定义，就是没有个人的位置。一个人不在单位里、不在家里，不代表国家、民族，单独存在时，居然不算一个人，就算是一块肉。这种算法当然是有问题。我的算法是：一个人独处荒岛而且谁也不代表，就像鲁滨逊那样，也有尊严，可以很好地活着。这就是说，个人是尊严的基本单位。

#智慧与国学（1995）

我觉得西方的智者有一股不管三七二十一，总要把自己往聪明里弄的劲头儿。……换言之，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干，这是一种兴趣。

中国人还认为，求学是痛苦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童不仅要背四书五经，还要挨戒尺板子……学习本身很痛苦，必须以更大的痛苦为推动力，和调教牲口没有本质区别。……孟子曾从思辨中得到一些快乐。但春秋以后到近代，再没有中国人敢说学习是快乐的了。一切智力的活动都是如此，谁要说动脑子有乐趣，最轻的罪名也是不严肃……据我所知，有些外国人不是这样看问题。……学习一事，在人家看来快乐无比，而在我们眼中则毫无乐趣，如同一个太监面对后宫佳丽。如此看来，东西方两种智慧的区别，不仅是驴和马的区别，而且是叫驴和骟马的区别。那东西怎么就没了，真是个大问题！

与罗素的注释相比，我更喜欢苏格拉底的那句原话，……：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智慧一文不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这对某种偏向是种解毒剂。

如果说我们都一无所知，中国的读书人对此肯定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孔夫子说自己知天命而且不逾矩，很显然，他不再需要知道什么了。后世的人则以为：天已经生了仲尼，万古不长如夜了。再后来的人则以为，精神原子弹已经炸过，世界上早没有了未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寻求智慧者的皈依——换言之，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中国人是全世界、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

我们这些人现在就无事可干，只能静待外国物质文明破产，来投靠我们的东方智慧。这话梁任公1920年就说过，现在还有人说。洋鬼子在物质堆里受苦，我们享受天人合一的大快乐，正如在天堂里的人闲着没事拿人间的朋友磕磕牙，我们也有了机会表示自己的善良了；说实在的，等人来这点事还是洋鬼子给我们找的。要不是达•伽马找到了好望角绕了过来，我们还真闲着没事干。

我宁可做个苏格拉底那样的人，自以为一无所知，体会寻求知识的快乐，也不敢做个“智慧满盈”的儒士，忍受这种无所事事的煎熬！

东方文化里所有的一切，（西方）那边都有，之所以没有投入全身心来研究，主要是因为人家还有些别的事情。

傻大姐是个知识的放大器，学点东西极苦，学成以后极乐。某些国人对待国学的态度与傻大姐相近。说实在的，他们把它放得够大了。……中国的人文学者弄点学问，就如大山临盆一样壮烈。当然，我说的不止现在，而且有过去，还有未来。

躲在人文学科的领域之内，享受自满自足的大快乐，在目前还是可以的；不过要有人养。在自然科学里就不行：这世界上每年都有人发明永动机，但谁也不能因此发财。

#知识分子的不幸

“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几何时过去。……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所说的不理智，到底是因何而起？……此种不理智，总是起源于价值观或信仰的领域。……因为某人写小说就杀了他是不理智的。……对于这世界上的各种信仰，我并无偏见，对有坚定信仰的人我还是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

因为狂信，人就不想讲理。无理可讲比尸横遍野更糟；而且，只要到了无理可讲的地步，肯定也要尸横遍野，“文化革命”里就死人不少，还造成了全民知识水平的大倒退。

信仰并不是总要导致狂信，它也不总是导致不理智。全无信仰的人往往不堪信任，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无信仰无价值的人正给社会造成麻烦，谁也不能视而不见。

不管是信神，还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念才成。就我个人而言，虽是无神论者，对于无限广阔的未知世界，多少还有点猜测；我也有个人的操守，从不逾矩，其依据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所以也是一种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理应不反对别人信神、信祖宗，或者信天命——只要信得不过分。

任何一种信仰，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迫害别人的工具。渎神是罪名，反民族发传统、目无祖宗都是罪名。只要你能举出一种可以狂信而无丧失理智危险的信仰，无须再说它有其他的好处，我马上就皈依它——这种好处比其他所有好处加起来，都要大得多啊。

现在，有这样一种信仰摆在我们面前。……它有很多好处：它是民族的、传统的、中庸的、自然的、先进的、唯一可行的；论说都很充分。但我不以为它可以保证自己不是打人的棍子，理由很简单，它本身就包括了很多大帽子，其分量足以使人颈骨折断：反民族、反传统、反中庸、反自然……尤其是头两顶帽子，分量简直是一目了然的。就连当初提倡它的余英时先生，看到我们这里附和者日众，也犯起嘀咕来了。最近他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著文，提出了反对煽动民族狂热的问题。……民族狂热就是把屠龙刀啊。

作为墨子门徒，我认为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对理智的定义是：它是对知识分子有益，而绝不是有害的性质。——当然还可以有别的定义，但那些定义里一定要把我的定义包括在内。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砍倒橄榄树。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自己的思想监狱。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我觉得后一种罪过更大——没了橄榄油，顶多不吃色拉；没有思想人就要死了。信仰是重要的，但要从属于理性——如果这是不许可的，起码也该是鼎立之势。要是再不许可，还可以退而求其次——你搞你的意识形态，我不说话总是可以的吧。最遭的是某种偏激之见主宰了理性，聪明人想法子自己来害自己。

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相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相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该信什么，信到哪种程度，你说了并不算哪，这是令人遗憾的。还有一条不令人遗憾，但却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所以弄得不好，就会自己屙屎自己吃。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节上从来就不明白，所以常常会害到自己。

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

想当年，像姚文元之类的思想流氓拿阶级斗争当棍子，打死打伤了无数人。现在有人又在造一根漂亮的棍子。……我怀疑除了落进思想流氓手中变成一种凶器之外，它还能有什么用场。鉴于有这种危险，我建议大家都不要做上帝梦，也别做圣人梦，以免头上鲜血淋漓。

对于什么叫美好道德、什么叫善良，我有个最本分的考虑：认真地思索，真诚地明辨是非，有这种态度，大概就可算是善良吧。……如罗素所说，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该是种美德吧？

#沉默的大多数（1996）

人要永远做小孩子虽办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办到的。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这是中国人的通病。龙应台女士就大发感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说话。……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这是不对的。沉默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国人，外国人中也有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

话语教给我们很多，但善恶还是可以自明。话语想要教给我们，人与人生来就不平等。在人间，尊卑有序是永恒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听。

有一件事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可以在沉默和话语两种文化中选择。……话语即权力，权力又是个好意思，所以的确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进话语的圈子，甚至在争夺“话语权”。……进了那个圈子就要说那种话，甚至要以那种话来思索，我觉得不够有意思。据我所知，那个圈子里常常犯着贫乏症。

保持沉默的理由……就是信不过话语圈。……它是一座声名狼藉的疯人院。

你不信我从未在会议上，“表过态”，也没写过批判稿。这种怀疑是对的：因为我既不能证明自己是哑巴，也不能证明自己不会写字，所以这两件事我都是干过的。但是照我的标准，那不叫说话，而是上着一种话语的捐税。……连一些伟大的人物都“讲过一些违心的话”，这说明征税面非常的宽。因为有征话语捐的事，不管我们讲过什么，都可以不必自责：话是上面让说的嘛。但假如一切话语都是征来捐税，事情就很不妙。拿这些东西可以干什么？它是话，不是钱，既不能用来修水坝，也不能拿来修电站；只能搁在那里臭掉，供后人耻笑。

征收话语捐的事是古已有之。说话的人往往有种输捐纳税的意识，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口头上。……《红楼梦》里，有两个姑娘在大观园里联句，联着联着，冒出了颂圣的词句。……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躲在后花园里，半夜三更作几句诗，都忘不了颂圣，这叫什么事？仔细推敲起来，毛病当然出在写书人的身上，是他有这种毛病。这种毛病就是：在使用话语时总想交税的强迫症。

我认为，可以在话语的世界里分出两极。一极是圣贤的华语，这些话是自愿的捐献。另一极是沉默者的话语，这些话是强征来的税金。在这两极之间的话，全都暧昧难明：既是捐献，又是税金。在那些说话的人心里都有一个税吏。中国的读书人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就是交纳税金，做一个好的纳税人——这是难听的说法。好听的说法就是以天下为己任。

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作为最后这种人，也有义务谈谈自己的所见所闻。

话语权属于阳的一方，它当然不会说阴的一方任何好话。就是夫子也未能免俗，他把妇女和小人攻击了一通。这句话几千年来总被人引用，但我就没听到受攻击的一方有任何回应。……简言之，话语圈里总是在说些不会遇到反驳的话。往好听里说，这叫做自说自话；往难听里说，就让人想起了一个形容缺德行为的顺口溜：打聋子骂哑巴扒绝户坟。仔细考较起来，恐怕聋子、哑巴、绝户都属于阴的一类，所以遇到种种不幸也是活该……任何人说话都会犯了这种毛病，圣贤说话也有毛病，这种毛病还相当严重。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1996）

比利时的小城市和荷兰的城市，都有无与伦比的优美之处，这种优美之处就是历史。相比之下，美国的城市很是庸俗，塞满了乱糟糟的现代建筑。他们自己都不爱看，到了夏天就跑到欧洲去度假——历史这种东西，可不是想有就能有的呀。

有位意大利的朋友告诉我说，除了脏一点、乱一点，北京城很像一座美国的城市。我想了一下，觉得这是实情——北京城里到处是现代建筑，缺少历史感。……我小时候住在北京的郑王府里，那是一座优美的古典庭院，眼看着它就变得面目全非，塞满了四四方方的楼房，丑得要死。……所有的人文景观属于我们只有一次。假如你把它扒掉了，再重建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真古迹使人留恋之处，在于它历经沧桑直到如今，在它身边生活，你才会觉得历史至今还活着。要是可以随意翻盖，那就会把历史当作可以随意捏造的东西，一个人尽可夫的娼妇；这两种感觉真是大不相同。这位意大利朋友还说，意大利的古迹可以使他感到自己不是属于一代人，而是属于一族人，从亘古到如今。

房龙曾说，世界上最美丽的乡村就在奥地利的萨尔兹堡附近。那地方我也去过，满山枞木林，农舍就在林中，铺了碎石的小径一尘不染……还有荷兰的牧场，弥漫着精心修整的人工美。

中国人只重写成文字的历史，不重保存环境中的历史。这话从一个意大利人嘴里说出来，叫人无法辩驳。人家对待环境的态度比我们强得多。我以为，每个人都有一部分活在自己所在的环境中，这一部分是不会死的，它会保存在那里，让后世的人看到。在海德堡，在剑桥，在萨尔兹堡，你看到的不仅是现世的人，还有他们的先人，因为世世代代的维护，那地方才会像现在这样漂亮。和青年朋友谈这些，大概还有点用。

#工作与人生（1996）

人从工作中可以得到乐趣，这是一种巨大的好处。相比之下，从金钱、权力、生育子女方面得到的快乐，总要受到制约。……现在把生育作为生活主题，首先是不合时宜；其次，人在生育方面比兔子大为不如，更不要说和黄花鱼相比较；在这方面很难取得无穷无尽的成就。我对权力没兴趣，对钱有一些兴趣，但也不愿为它去受罪——做我想做的事，并且把它做好，这就是我的目标。我想，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总不会是一个都没有。

总而言之，干什么都是好的，但要干出个样子来，这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人在工作时，不单要用到手、腿和腰，还要用脑子和自己的心胸。我总觉得国人对这后一方面不够重视，这样会把工作看成是受罪。失掉了快乐最主要的源泉，对生活的态度也会因之变得灰暗……

对我自己来说，心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达到的最低目标。……罗素先生曾言，对人来说，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我同意他的意见：不加检点的生活，属于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种。人必须过他可以接受的生活，这恰恰是他改变一切的动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我对这种想法是断然地不赞成，因为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种糟糕的样子，从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义。高尚、清洁、充满乐趣的生活是好的，人们很容易得到共识。卑下、肮脏、贫乏的生活是不好的，这也能得到共识。但只有这两条远远不够。……我知道某种文章好，也知道某种文章坏。仅知道这两条尚不足以开始写作。还有更加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某种样子的文章对我来说不可取，决不能让它从我笔下写出来，冠以我的名字登在报刊上。以小喻大，这也是我对生活的态度。

#人性的逆转（？）

贫困是一种生活方式，富裕是另一种生活方式；追求聪明是一种人生的态度，追求愚蠢则是另一种生活态度。

人趋利避害，趋乐避苦，这是伦理学的根基。……相比之下，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大不相同，认为礼高于利，义又高于生，这样就创造了一种比较复杂的伦理学。由此产生了一个矛盾，到底该从厉害的角度来定义崇高，还是另有一种先验的东西，叫做崇高——举例来说，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这是人先天的良知良能，这就是崇高的根基。我也不怕人说我是民族虚无主义，反正我以为前一种想法更对。从前一种想法里产生富裕，从后一种想法里产生贫困；从前一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快乐，从后一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痛苦。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前一种想法就叫聪明，后一种想法就叫做愚蠢。

人应该追求智慧，这对西方人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道理；苏格拉底甚至把求知和行善画上了等号。但是中国人却说“难得糊涂”，仿佛希望自己变得笨一点。……别人希望我变得笨一些。谢天谢地，他们没有成功。人应该改变自己，变成某种样子，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有疑问的只是应该变聪明还是变笨。像这样的问题还能举出一大堆，比方说，人（尤其是女人）应该更漂亮、更性感一些，还是更难看、让人倒胃一些；对别人应该更粗暴、更野蛮一些，还是更有礼貌一些；等等。……你也许会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风尚，但我对这种话从来就不信。我更相信乔治•奥威尔的话：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必须承认一加一等于二；弄明白了这一点，其他一切全会迎刃而解。

西方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源于自身，所以就重视解决肉体的痛苦。中国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是亲亲敬长，就不重视这种问题。……现在还有人说，西方人纲常败坏，过着痛苦的生活——这种说法是昧良心的。

从孔孟到如今，中国的哲学家从来不挑担、不推车，所以他们的智慧从不考虑降低肉体的痛苦，专门营造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理论。

假设某人做出一份牺牲，可以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很多幸福，这就是崇高——洛克就是这么说的。孟子不是这么说，他的崇高另有根基，远不像洛克的理论那么能服人。……除了良知良能，他还另有说法。他说反对他意见的人（杨朱、墨子）都是禽兽。由此得出了崇高的定义：有种东西，我们说它是崇高，是因为反对它的人都不崇高。这个定义一直沿用到了如今。……这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混蛋逻辑……

现在有种说法，以为民族的和传统的就是崇高的。我知道它的论据：因为反民族和反传统的人很不崇高。但这种论点吓不倒我。……

要逆转人性，必须有两个因素：无价值的劳动和暴力的威胁，这两个因素缺一不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就包含了这种东西。……见皇上要三磕九叩、扬尘舞蹈，这套把戏刷起来很吃力，而且不会带来任何收益，显然是种无代价的劳动。但皇上可以廷杖臣子，不老实的马上拉下去打板子。有了这两个因素，这套把戏就可以耍下去，把封建士大夫的脑子搞得很糊涂。回想七十年代，当时学大寨和抓阶级斗争总是一块搞的，这样两个因素就凑齐了。……要逆转人性，还要有第三个要素，那就是人性的脆弱。

七十年代的青年和现在的青年很不一样，更热情、更单纯、更守纪律、对生活的要求更低，而且更加倒霉。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是一种极难得的际遇……有些人认为这种经历是一种崇高的感受，我就断然反对，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病态的。……七十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极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轻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种牺牲毫无价值。……就七十年代这里例子来说，我认为崇高有两种：一种是当时的崇高，领导上号召我们到农村去吃苦，说这是一种光荣。还有一种崇高是现在的崇高，忍受了这些痛苦、做出了自我牺牲之后，我们自己觉得这是崇高的。我觉得这后一种崇高比较容易讲清楚。弗洛伊德对受虐狂有如下解释：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使自己好过一些。……人是一种会自己骗自己的动物。我们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所以有人就想说，这种经历是崇高的。这种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过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还有些坏作用：有些人就据此认为，人必须吃一些无益的苦、虚掷一些年华，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崇高。这种想法不仅有还，而且有病。

从正确的前提能够推导出正确的结论，但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就什么都能够推导出来。把无价值的牺牲看作崇高，也就是接受了一个错误的前提。此后你就会什么鬼话都能说出来，什么不可信的事都肯信——这种状态正确的称呼叫做“糊涂”；人的本性是不喜欢犯错误的，所以想把他搞糊涂，就必须让他吃很多的苦——所以糊涂也很难得呀。因为人性不总是那么脆弱，所以糊涂才难得。

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直有害哲学的影响之下，孔孟程朱编出了这套东西，完全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的上层生活。假如从整个人类来考虑问题，早就会发现，趋利避害，直截了当地解决实际问题最重要——这不是什么哲学的思辨，而是我的生活经验。我们的社会里，必须有改变物质生活的原动力，这样才能把未来的命脉握在自己的手里。

#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

我以为，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大概有点问题。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人本的文化，但是它和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完全不同。在我们的文化里，只认为生命是好的，却没把快乐啦、幸福啦、生存状态之类的事定义之内；故而就认为，只要大家都能活着就好，不管他们活得多么糟糕。由此导致了一种古怪的生存竞争，和风力、水力比赛推动磨盘，和牲口比赛运输——而且是比赛一种负面的能力，比赛谁更不知劳苦，更不贪图安逸！

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影响到来之前，在物质生活方面有这么一种倾向，不是人来驾驭自然力、兽力，而是以人力取代自然力、兽力；这就要求人能够吃苦、耐劳、本分。当然，这种要求和传统文化对人的教诲甚是合拍，不过孰因孰果难说明白。我认为自己在插队时遭遇的一切，是传统社会物质文明发展规律走到极端所致。

在人与兽、人与自然力的竞争中，人这一方的先天条件并不好。……我们不像驴子那样有四条腿、可以吃草，也不像风和水那样浑然无觉，不知疲倦。好在人还有一种强大的武器，那就是他的智能、他的思索能力。假如把它对准自然界，也许人就能过得好一点。但是我们把枪口对准了自己，发明了种种消极的伦理道德，其中就包括吃大苦、耐大劳，“存天理、灭人欲”；而苦和累这两种东西，正如莎翁笔下的爱情，你吃下的越多，它就越有，“所以两者都是无穷无尽的了！”（引自《罗密欧与朱丽叶》）

我认为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不提倡用脑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结果不但是人，连驴和猪都深受其害。假设一切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意、不方便，都能成为严重的问题，使大家十分关注，恐怕也不至于搞成这个样子……“潜在的贫困无处不在”。我们的祖先怎么感觉不出来？我的结论是：大概是觉得那么活着就不坏吧。

#优越感种种（1996）

我们民族的文化里也有这一类的东西：以天朝大国自居，把外国人叫做“洋鬼子”。这虽然是没了味的老话，但它的影响还在。……尤其不喜欢听人说别人是洋鬼子。这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都有特异性，就如每个人都与别人有些诧异。人活在世上，看到了这些差异，就想要从中得到于己有利的结果。这虽是难以避免的偏执，但不大体面。我总觉得，这种想法不管披着多么深奥的学术外衣，终归是种浅薄的东西。

中国人里也有崇洋媚外的，觉得自己的人种不行，文化也不行……有人以为，说自己的特异性无比优越是唯一的出路，这又使我不懂了。人为什么一定用一件错事来反对另一件错事呢？除非人真是这么笨，只能懂得错的，不能懂得对的，但这又不是事实。某个民族的学者对本民族的人民做这种判断，无异于是说本民族人民是些傻瓜，只能明白次等的道理，不能懂得真正的道理，这才是民族虚无主义的想法。说来也怪，这种学者现在甚多，做出来的学问一半像科学，一半像宣传，整个儿像戈培尔。戈培尔就是这样：他一面说日耳曼人优越，一面又把日耳曼人当傻瓜来愚弄。我认识一个德国人，一提起这段历史，他就觉得灰溜溜的见不得人。灰溜溜的原因不是怀疑本民族的善良，而是怀疑本民族的智慧：“怎么会被纳粹疯子引入歧途了呢？那些人层次很低嘛。”这也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啊。

#生活和小说（？）

生活对我来说，不是算草纸，可以说撕就撕，……但是我的生活对于某些人来说却的确是算草纸，可以拿来乱写乱画。其实我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像上山下乡这样的事，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保不准还会有 。对此当然要有个正确的态度，用上纲上线的话来说，就叫做“正确对待”。这种态度我已经有了。

我希望现实的世界在理性的世界里运作，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像这样的事，我们自己是一点也做不了主的。

至于小说越来越不好看，……是因为有人要求它带有正确性、合理性、激励人们向上等等，这样的小说肯定无趣。换言之，那些人用现实所应有的性质来要求小说、电影等等。我听人说，这样做的原因是小说和电影比现实世界更容易管理，如此说来，这是出于善良的动机，正如堂•吉诃德挑风车也是出于善良的动机。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很不幸。因为现实世界的合理性里就包括有趣的小说和电影，故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得现实世界更加不合理了。由于这些人士的努力，世界越来越不像世界，小说越来越不像小说。我们的处境正如老美说的，在middle of nowhere。这是小说发生的地方，却不是写小说的地方。

#从Internet说起（？）

我赞成对生活空间加以压缩，只要压不到我。但压来压去，结果却出乎我的想象。

海明威在《丧钟为谁鸣？》里说过这个意思：所有的人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所以，不要以为丧钟是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

#拒绝恭维（1996）

人经不起恭维。越是天真、朴实的人，听到一种于己有利的说法，证明自己身上有种种优越的素质，是人类中最优越的部分，就越会不知东西南北，撒起癔症来。我猜越是生活了无趣味，又看不到希望的人，就越会竖起而都来听这种于己有利的说法。这大概是因为撒癔症比过正常的生活还快乐一些吧……

平心而论，恭维人所在的学校是种礼貌。从人们所在的民族、文化、社会阶层，乃至性别上编造种种不切实际的说法，那才叫做险恶的煽动。因为他的用意是煽动一种癔症的大流行，以便从中渔利。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1996）

……

#有关天圆地方（1996）

要是文化氛围和辨明是否不可兼得的话，我宁愿明辨是非，不要文化氛围。

要想明白些道理，不能觉得什么顺眼就信什么，还要听得进别人说。当然，这道理只对那些想要知道真理的人适用。

#椰子树与平等（1996）

据说，在三国以前，云南到处是椰子，树下住着幸福的少数民族。……椰子有很多用处……忽一日，诸葛亮南征来到此地，他要教化当地人，让他们遵从我们的生活方式……当地人没看出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什么优越之处……汉族人的衣着在当地也不适用……政治制度，……未免太繁琐。诸葛先生磨破了嘴皮子，言言必称孔孟，但也没人听。他不觉得自己的道理不对，却把账算在了椰子树身上：……一夜之间吧云南的椰树砍了个精光……

人家有几样好东西，活得好一点，心情也好一点，这就是轻狂；非得把这些好东西毁了，让人家心情沉痛，这就是不轻狂。

假如有不平等，有两种方式可以拉平：一种是向上拉平，这是最好的，但实行起来有困难；……另一种是向下拉平，要把所有的正常人都变成残疾人就很容易，……诸葛先生采取的是向下拉平之道，结果就害得我吃不上椰子。

人人理应生来平等，这一点人人都同意。但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如罗素先生所说，最大的不平等是知识的差异——有人聪明有人笨，这就是问题之所在。这里所说的知识、聪明是广义的，不单包括科学知识，还包括文化素质、艺术品味，等等。这种椰子树长在人脑里，不光能给人带来物质福利，还有精神上的幸福。这后一方面的差异我把它称为幸福能力的差异。有些作品，有些人能欣赏，有些人就看不懂，这就是说，有些人的幸福能力较为优越。这种优越最招人嫉妒。消除这种优越的方法之一就是给聪明人头上一闷棍，把他打笨些。……另一种方法则是：一旦聪明人和傻人起了争执，我们总说傻人有理。久而久之，聪明人也会变傻。这种法子现在正用着呢。

#写给新的一年（1997）

“文化革命”里……据说哲学就是聪明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假如真能耐着性子把哲学学会，人也许能够变得聪明一些。但当时人学的并非真正的哲学，而是一些很简单的咒语和小诀窍。怀疑这些诀窍是很不聪明的：你会被打成落后分子，甚至是反革命。

时至今日，文化人总在不断地发现新的咒语和诀窍，每发现一个，就像电影《地雷战》里那个反面角色那样兴冲冲地奔走相告：地雷的秘密我知道了！在这种一惊一乍的气氛中，我们知道了“第三次浪潮”、“后现代”，还知道了不管说点什么，都要从文化的角度去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对文化、浪潮等等抱有充分的尊敬，对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也很有兴趣。我不满意的只是在知识领域里的这种古怪现象：它和超声波哨子、打鸡血是同一类东西。热起来人人都在搞，过后大家都把它忘掉。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记着这些事情，感觉很是寂寞。

据我所见，诀窍和真正的知识是不同的。真正的知识不仅能说明一件事应该怎样做，还能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而那些诀窍呢，从来就说不出为什么，所以是靠不住的。能使人变聪明的诀窍是没有的。倒是有种诀窍能使人觉得自己变聪明了，实际上却变得更笨。人应该记住自己做过的聪明事，更该记得自己做的那些傻事——更重要的是记住自己今年几岁了，别再搞小孩子把戏。……但愿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能远离一切古怪的事，大家都能做个健全的人——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话比这句话更吉利。

#《怀疑三部曲》序（1997）

我认为没有智慧、***而且没意思的生活不足取，但有些人却以为这样的生活就是一切。他们还说，假如有什么需要热爱，那就是这种生活里面的规矩——在我看来，这种生活态度简直是种怪癖。很不幸的是，有这种怪癖的人是很多的，有人甚至把这种怪癖叫做文化，甚至当作了生活本身。

我可以说服别人相信智慧是好的，***是好的，但我没法说服一个无趣的人，让他相信有趣是好的。有人有趣，有人无趣，这种区别是天生的。

细读过《孟子》后，我发现里面全是这样的一些想法。这世界上有很多书都是这样的：内容无可挑剔，只是很没有意思。除了显而易见的坏处，这种书还有一种害人之处就在于：有人从这些书中受到了鼓舞，把整个生活朝更没意思的方向推动。孟子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把奉承权威当作一生最主要的事业，并从中得到乐趣。有关这一点，可以从“乐之实”一节得到证明。这个权威在家里是父亲和兄长，在家外是君王和上级。现在当然没有了君王，但是还有上级，还有意识形态。我丝毫不同意他的观点。

假如你不肯站出来说，有趣是存在的，别人就会以为你和他一样是个无趣的人。到现在为止，这世界上赞成无趣的书比赞成有趣的书多得多。这就证明，人的生活应该无智无性无趣，在我们这里仿佛已经成了人间的至理。好在，哲学领域里已经有人在反对无聊的乌托邦，反对那些以无趣推及有趣，以愚蠢推及智慧的人，比方说，波普先生。

Word is Out……有些话仿佛永远讲不出口，仅仅是因为别人已经把反对它的话讲了出来。因此这些话就成了心底的暗流，形不成文字，也形不成话语，甚至不能形成有条理的思路——它就变成了郁结的混沌。而已经讲出的话则被人们一再重复，结构分明地架在混沌之上。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讲出来。

#弗洛伊德和受虐狂（1997）

弗洛伊德他老人家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点儿歇斯底里——这真是至理名言！所谓歇斯底里，就是按不下心头一股无名火，行为失范。……古人有首咏雪的打油诗曰：夜来北风寒，老天大吐痰。一轮红日出，便是止痰丸——有些人的痰气简直比雪天的老天爷还大。谁能当这枚止痰丸呢？只有弗洛伊德。

《独立宣言》里说：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这话是讲给英国皇上听的，表明了平民的尊严。这话孟夫子一定反对。他说过；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又简直是宣布说，平民不该有自己的尊严。总而言之，个人的体面与尊严、平等、自由等等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没有的，有的全是些相反的东西。

有时候我想：假如“大跃进”、“文化革命”这些事，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外国，该有多好。……有些坏事发生在了中国，我们就说它好，有些鬼话是中国人说的，我们就说它有道理，这种做法就叫做有痰气。有些年轻人把这些有痰气的想法写成书，他本人到不见得是真有痰气，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一直普遍存在的事态比这要命得多。举例来说，很多中年人因为“文革”中上山下乡虚耗了青春，这本是种巨大的痛苦；但他们却觉得很幸福，还说：青春无悔！在比方说，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总在权势面前屈膝，毁掉了自己的尊严，也毁掉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本是种痛苦，但又有人说：这很幸福！久而久之，搞到了是非难辨，香臭不知的地步……这就是我们嗓子里噎着的痰。

人若落入了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就会把这种痛苦看作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这样一来，他的价值观就被逆转过来了。有些人不会被逆转的……有些人不仅被逆转，而且还有了痰气，一听到别人说自由、体面、尊严等等是好的，马上就怒火万丈，这就有点不对头了……

#肚子里的战争（1997）

一切人间的荒唐事，整个社会的环境虽是一个原因，但不主要。主要的是：那个闹事的人是在借酒撒疯。这就是说，他明知道自己在胡闹，但还要闹下去，主要是因为胡闹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