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杂忆关于《牛棚杂忆》的杂议

初识季羡林老师（抱歉，神交而已），是在读高中的时候，《读者》上发表过一篇季老的《赋得永久的悔》，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这个名字我却一直没有忘，说不上来，总之是有一种非常亲切、自然的感受。刚刚上网把这片文章重新翻了出来，才知道这“永久的悔”是讲母爱的，季老在文章的结尾处写道：“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注：‘红的’是指高粱饼子）”。读来真是感动，也颇有同感，孩子从娘胎里出来，剪断了用以传输营养的脐带，却牵走了母亲一生的心。世界上还能有什么爱比母爱更无私、更伟大呢？我想象不出来。

季老的《牛棚杂忆》是一本回忆wenge的书，这样的书在中国少之又少，除了它和另一本《往事并不如烟》（章含之著，章伯钧之女），记忆中好像没有别的了。这是很让我们悲哀的现象，二战之后的德国总理勃兰特尚能向犹太人的纪念碑下跪，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不允许知识分子们广泛地回忆抑或反思那段惨痛的历史呢？其间的原因是不难想见的。不过，我也有一点小小的欣慰，季老的这本书竟然是zhong共zhong央dang校出版社出版的，这是一种必然的进步还是有些偶然的因素，我也不敢妄加猜测，防止出现希望过大，失望更大的局面。不过，从书中内容来看，不能以缓和来形容，有些言词虽然在人物名称上加以隐讳，但语气中的批评还是很尖锐的，这样的书能够公开出版并走向畅销，至少是我国向正常心态回归旅程中的一朵浪花吧。

和现在的本科生同学们相比，我对于wenge的了解应该算是比较多的，虽然没有专门研究过，但大量的文字资料的确增加了我不少感性认识。但《牛棚杂忆》中记载的zaofan派pohai知识分子的种种手法，还是严重超乎我的想象，让我大大地惊讶了一翻。我曾表达过不想观看《南京》的观点，因为那种刺激对我只能造成伤害而没有其他，但是我今天要打自己一个巴掌，摘抄几段革命小将们的革命行为给大家看看，我相信读到这些文字的朋友一定会很伤心，我不会为我为大家带来的痛苦而感到羞愧，因为我们太缺乏这种痛苦了，当愤青们高呼“日本人是野兽”的时候，他们有否想到，或者说是否知道中国曾经有过那样一个***大发的阶段呢？从同学们的眼神里，我读到了否定的答案。如果我们的年轻一代不对那段历史进行了解和反思，那么，wen化da革ming（或者是其他换汤不换药的革命）永远不会卷土重来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跟的，如果我们认真总结当前中国社会流行的种种负面现象，不难在其中发现wenge思维的遗风，这些零零点点的文革遗风一旦遇到了滋长的环境，便极有可能聚合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此点稍后再议，先看季老书中的几段文字。

我只是蜷缩在厨房里冰冷的洋灰地上，冷眼旁观，倾耳细听。我很奇怪，杀鸡焉用牛刀？对付三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何必这样兴师动众！只派一个小伙子来，就绰绰有余了。然而只是站在厨房门口的就是两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个是姓谷的朝鲜语科的学生。过去师生，今朝敌我。我知道，我们的性命就掌握在他们手中。当时打死人是可以不受法律制裁的。他们的木棒中，他们的长矛中，就出法律。（《抄家》，54页，这段文字是描述季羡林遭遇第一次chaojia，被造反派驱至厨房的情景）

有一位地球物理老教授，由于年纪实在太老了，而且脑袋了除了数学公式外，似乎什么东西也挤不进去。连据说有无限威力的“最高指示”也不例外。我经常看到他被打得鼻青脸肿，双眼下鼓起两个肿泡。我颇有兔死狐悲之感。（《牛棚生活（一）》，118页，讲的是要求“罪犯”们背诵maozedong语录，背错一个字就要被打）

有一位西语系的归国华侨教授，年龄早过了花甲，而且有重病在身，躺在床上起不来。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把他也弄到黑帮大院里来。他行将就木，根本不能劳动，连吃饭都起不来。就让他躺在床上“改造”。他住的房子门外就是晚间训话“罪犯”们排队的地方。每次点名，他都能听到自己的名字。此时就从屋中木板上传出来一声：“到！”声音微弱、颤抖、苍老、凄凉。我每次都想哭上一场，这声音震动了我的灵魂！（《牛棚生活（一）》，122页，晚间训话是黑帮大院的一项重要活动，每天晚上把罪犯们召集到一起，从他们的思想汇报中找出只言片语进行批判，或是进行最高指示的传达等等）

有一天，中午，时间大概是七八月，正是北京最炎热，太阳光照得最——用一据山东土话——“毒”的时候，我走过黑帮大院的大院子，在太阳照射的地方，站着一个人：是那为总支书记。双眼圆睁，看着天空里像火团般的太阳。旁边树阴中悠然坐着一个生物系学生的牢禁头子。我实在莫名其妙。后来听说，这是牢禁头子对这位总支书记惩罚：两眼睁着，看准太阳；不许眨眼，否则就是拳打脚踢。（《牛棚生活（二）》，137页）

够了，足够了，对于那些处在“wenge懵懂”中的青年朋友们来说，难道革命小将们的这几招还不够狠毒吗？如果有人觉得还不够过瘾，那么最好把《牛棚杂忆》和《往事并不如烟》都找来读一读，这两本书所描述的知识分子在wenge期间所受的非人待遇，一定会让你瞠目结舌，直至痛恨自己的无知。

然而，事情还不应到此为止。关键性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会变成那样？倘若我们去翻越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史籍，一定会发现不少残酷的迫害，譬如古奴隶社会、朱元璋的酷刑、清代文字狱等，但是如此大面积、高频率、长时间地用残酷手段迫害知识分子的行为，似乎只有中国的wen化da革ming。而且这种迫害不仅仅是肉体的殴打甚或消灭，在进行拳打脚踢之前，还先要讲上一通说不通的大道理，编出一堆不是理由的理由，扣上几十顶顶不起的帽子，好端端的爱国华侨，怎么就变成了敌方间谍；一个极有礼貌的告别挥手，却要被扣上“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大名而大受批判；曾经的师生、同事、亲友，在所谓的阶级派性面前，却变得彻底地反目成仇。这一切，归因何处？

我对于wenge的研究尚属肤浅，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也才刚刚起步，对于“归因何处”这个严肃的问题，我是不敢胡乱猜测的。但是我又忍不住要思考，曾经想过基督教中的“原罪”和中国的“性本恶”论，又觉得似乎有些不妥。有人说西方人的教义中提出了“原罪”，同时也用教义抑制了“原罪”，那么，我们国家几千年来奉为经典的儒家哲学，不也谆谆教诲人们要讲求“仁义礼智信”吗，为什么一到wenge，孔夫子就变成了孔老二，儒家的那套东西，也变成了“大毒草”了呢？如果我们想得再深入一点，是不是因为西方人对神的信仰比较单一，而中国人的信仰比较随意呢？从小到大，我们所崇拜过的、甚至想模仿的神就有不少，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一个是终极无敌的。我想，这种极具可塑性的信仰也许就是原因之一。

不管是“原罪”还是“性恶论”，都是针对人这一个体来说的，而“民族劣根性”一词，指向的就是整个中华民族（准确地说就是汉族）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有哪些？柏杨先生早就写得很清楚了，最典型的就是“窝里斗”，但要把窝里斗说成是wenge的终极原因，也显得有些牵强。同类争夺是人的本性，因为人赖以生存的资源是相同的，不然，人为什么不跟狗、猫、猪争夺？只要粗略地读一读历史，就会发现西方人也是喜欢窝里斗的，美国的南北战争不就是吗。尽管如此，我们中国人的确还是有一些非常明显的民族劣根性的，值得大家去认识和研究，这个不必否认，否则自欺欺人。

我还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德意志这么理性、这么崇尚科学的民族，在希特勒的煽动之下，就变成了一个天天神经质般的、紧张兮兮的民族了呢。如果不从理论上进行什么分析，单对中国和德国的个人崇拜进行一下横向比较，我们也就不难接受中国具备发生wenge这个条件的事实了。如果大家希望深入地了解这个问题，可以去读一读南京大学周晓虹教授的《现代社会心理学》（具体内容已经忘光了），这本书研究的是社会心理、群体心理而不是个人心理，对于分析社会群体现象自然是有帮助的。

以上是我斗胆提出的研究wenge的几个方面——性恶论、多元神、劣根性、个人崇拜，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不全面的，但也可以确认它们都值得我们去关注。那么，既然文革给我们造成的是创伤，是悔恨，是惨痛的记忆，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新时期，我们仍然要去读《牛棚杂忆》，去回忆那段历史？当然不是为了揭民族的伤疤，而是为了消灭第二次wenge的滋生所具备的条件。这个条件现在具备不具备？很难说，个人崇拜确实是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对于领导人的评价越来越走向客观，但性恶、劣根这样一些东西，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全消灭的，甚至是永远也消灭不了，只能慢慢抑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见到诸如打小报告、官本位、恶性竞争、上纲上线等等，何尝不是wenge在结束二十多年之后的强劲遗留呢？就算wen化da革ming、文hua小ge命永远不会重来，这种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的现象，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进步又有什么益处呢？拿我们的大学校园来说，在大学生中间有一些类似于权谋文化的现象，虽然我不曾直接接触，但曾经从许多渠道听说过。刚刚20出头的年轻人就学会了阿谀奉承、过河拆桥、见风使舵，他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不敢说得太多，唯恐也变得上纲上线，但这种忧虑是不能没有的，希望读到这篇文章的同学们不要指责我的杞人忧天为好，忧天是一种对于天空的怀想，对于未来的思虑，如果中国历史上多一些忧天的杞人，我们的民族一定会比现在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