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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自选集现代性的反思——读《汪晖自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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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3-26 04: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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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在其97年出版的自选集中收录了以下五篇文章:“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科学的观念与中国的现代认同 “、”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以及”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文集包括其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文章,基本来说所概括的都多多少少包含了一种对传统意义上被现代学界所接受的”现代性“的反思。诸如“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讲述了韦伯自身对中国思想的误解,以及直接从西方理论对中国现代性进行“排他性的分析”的错误。汪晖看来,韦伯自身的理论上存在一种双重标准(double standard)的问题:

“韦伯对理性化过程的悲观主义态度预示了批判理论的基本主题,但这种悲观主义完全不存在于他的中国研究之中;现代化理论用社会学的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重构了韦伯理论的基本主题,其特点是切断现代性与西方理性主义以及启蒙所提供的最终目标的内在联系,使西方社会中的所谓理性化过程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社会指标,用以分析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现代化理论决定了中国研究的基本前提和历史想象方式。现代化理论决定了中国研究的基本前提和历史想象方式,而这一理论产生于对西方理性化过程的观察,又是这一过程在知识领域的结果。重建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视野,使理解中国现代社会的必要条件(23)。”

中国现代性的问题在于其理论根本来自于西方理论普遍化衍生的结果,缺少其本土性与根本的历史延续性。这种构架下建立的理论不但忽略了西方理论本生的限制性(诸如韦伯对中国研究的特殊性方法)、其自身矛盾,更是消解了文化之间异同所构造的更深成的、历史性的矛盾问题。汪晖想提醒我们的是他在“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人同”中所强调的章炳麟以不齐为齐之思想“而突出的一种特殊性,却又包含公理的思想:

”章氏的齐物论宇宙观强调“以不齐为齐“的物各有己的思想,但是,“不齐”与“己”都是对一种更高的状态的印证…章氏的个体概念之所以是临时性的,归根结底只有”公“才是永恒的自然状态。换言之,章氏虽然用个体对抗国家,似乎是极端的个体主义这,但个体对他而言并非价值源泉和认同的基础;相反,价值源泉和道德基础渊源于一种独特的自然状态,这种状态是无私之公(117)。“

而相反,“五四”以来兴起的“德先生赛先生”反而是一种忽略了异同性根本,对中国来说未达到“无私之公”的理论。科学概念在试图脱离价值取向的过程中恰恰是重新确认了价值取向的存在。所以对往回来说“五四”学人从理学“格致”演发到科学的过程中终究使科学获得了“格致”的根本性特点(269)。与西马的理论相似,汪晖预设了“五四”启蒙思想的内在矛盾及其自我瓦解。其自身的发展异于当代想象,并非是一种单一性的思想,而是一种复杂的,无法自成一体的多元性代名词。中国无法在几年内“走完”西方几百年几千年走过的道路,也没有必要走完。所以在“五四”启蒙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无***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是可以并存的:它并不是代表中国有其独特的包容性,而是导致了其无法完全消化任何理论之一。汪晖说,

“作为一个思想运动,[“五四”启蒙思想]是在面对过去、反叛过去的激烈态度中形成的。“五四”启蒙思想没有共同的社会哲学基础,从而没有建立起自己的逻辑体系,而启蒙主义的思想原则一旦离开了它的逻辑体系,也就丧失了它的明确规定性。在“态度的同一性”基础上形成的启蒙运动思想,同时包含了对启蒙的思想原则的否定,即使各种“主义”荏苒标举启蒙的口号。但这些”主义“在更为基本的前提和精神上与启蒙原则的对立和冲突,必然导致中国启蒙思想的内在的混乱和启蒙运动的迅速的分化与解体。这就是我所谓“五四”启蒙思想的“危机”。“危机”不是外在的,不是由外部历史事变决定的,而是内在于启蒙思想运动的。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和中国社会政治的分化只是促成了”危机”的爆发(339)。”

”五四“启蒙的思想困境是一种普遍性理论的内在逻辑窘境。如张旭东提出的,现代性思想的论争是一种“普遍性”和“特殊性”思想的论争。那末来说汪晖是站在“特殊性”这一边的。对汪晖来说鲁迅的重要性就是在其“怀疑主义”已经远离了启蒙主义,而是一种从人为出发点的特殊性精神。那种“反抗”的精神正是属于鲁迅的,也是属于汪晖的根本性回答。这种思维方式诚然是重要的,但其缺点与大多左翼批评理论一样,特别与阿尔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相似,缺少了一种“反叛”以后的建设性。阿尔多诺对社会未来的构想仅限于一种悲观的”策略”,只能通过学界和知识的努力来重新构造公民批判性思维能力。这一点来说汪晖对现代性的反思也是一样。其根本来说是一种“反思性”的,从理论的角度来说未必能支撑某种特定的政治构想。就汪晖来说,其政治思想可能是一种左翼的民主社会主义构造,但这种理论的建立是”否定-否定“式的,而不是根本建设性的。它缺少了本体性的理路根本,而只能是一种1)对市场化自由化的批判,和2)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但“特殊性”的理论根本应注意,当代的中国社会已经市场化了,已经是一个消费社会了。其建设根本不应该是一种对现实的否定,而更应该是一种建立在不可改变的现实基础上的历史性项目。

http://decennis.com/ruoshuitang/2008/06/06/%e7%8e%b0%e4%bb%a3%e6%80%a7%e7%9a%84%e5%8f%8d%e6%80%9d-%e8%af%bb%e3%80%8a%e6%b1%aa%e6%99%96%e8%87%aa%e9%80%89%e9%9b%86%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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