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r Undergang DES Abendlandes《斯宾格勒的矛盾之一》

斯宾格勒被认为是一个相对主义者，行动主义者，还是一个宿命论者 。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学者阿多诺在写于斯宾格勒70岁诞辰之日的总结性批评文章«没落后的斯宾格勒»里有一个比喻 :“人们必须把«西方的没落» 看作一个百货商店。在那里，各种烤糊了的阅读心得在廉价处理。这些阅读心得是聪明的销售经理从文化的破产者的财产中便宜的买来的。但在这些阅读经验中隐藏了转手商所属的德国世家的愤怒和反抗的欲望。这些知识销售的利润最终被用作资本来投资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重工业。对自由学者在集权阴影下的绝望的认识使他叛变到另一方。精神通过自我告发的方式适当的为自己提供了反意识形态 的意识形态。在斯宾格勒式的文化没落宣言背后是他作为思想之父的愿望。自我否定和站在的权力一边的灵魂希冀着宽恕。莱辛的格言：‘聪明反被聪明误’说的就是他这种人。在«西方的没落»的前言里有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应该让大家知道：‘在这本书的影响下，新的一代人用技术代替诗歌，用海上航行代替画油画，用政治代替对认知的批判。他们要是这么做，就像我愿想的这样，不能对他们有再好的愿想了。’我们能通过这句话，想象他说的时候，眯着眼睛，充满敬意。”就是在读过斯宾格勒的那本巨著之后，通过这段话，我才真正了解了斯宾格勒，理解了那本书的深层含义。德国学者海策尔在«斯宾格勒和本雅明的美学世界观» 里也有一句精辟之言：“颓废本身和对颓废的批判在他的作品里是如此的形影不离，以致于根本不能被区分。”综上所述，斯宾格勒是这样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人，他的作品也充满了矛盾。

在战后的发展的乐观主义年代里，英美的观念借着二战中的胜利和主导战后西欧重建及冷战的压力下，没人再愿意提起斯宾格勒和西方的没落这个命题 。而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后，人们注意到了斯宾格勒思想里的后现代因素，也就是说斯宾格勒变得“先进”了，这样在八十年代，在学术界又掀起了斯宾格勒热。

我们先来看斯宾格勒的主要理论：

斯宾格勒的整套历史哲学理论是建立在固有(das Eigne)和外来(Das Fremde)心灵（Seele）与世界（Welt），内在世界（Innewelt）与意义世界（Sinnenwelt），生成过程之物（das Werden）与已成之物（das Gewordnen），时间的逻辑(die Logik der Zeit)与空间的逻辑(die Logik des Raums)，作为历史的世界（die Welt als Geschichte）与作为自然的世界（die Welt als Natur），可能（das Moegliche）与现实（das Wirkliche），有机的（Organisch）与无机的（Aorganisch），观相的（Physiognomik）与系统的（Systematik），事实（die Tatsache）与真理（die Wahrheit），命运观念（Schicksalsidee）与因果性原则（Kausalitaetsprinzip），文化（Kultur）和文明（Zivilisation），存在（Sein）与醒在（Wachsein）这些概念之间的对立统一的演绎中建立的。其中后两对关系主要是在第二部书里出现。这个将在后文中提起。所以我们先考察这个理论的基础。

“每个固有冲动都拥有一个表现，每个外来刺激都产生一个印象，我们所意识到的一切，不论形式如何，……，对我们来说都有一个最深的意义。而把这个不理解之物变成可理解的唯一的而且终极的手段，就是用一种形而上学的方式，在这个形而上学里，一切都拥有象征意义。” 据此，他进行了他的形而上学构建。按照他的理论，当人在文化的名义下开始醒觉的一刻，他就产生了固有的和外在的区分，此处（Hier）之外即为彼处（Dort），在此处成为内在世界时，彼处也就成为了意义的世界 。即心灵与世界的区分。而对意义的认识必须要以对时间，空间和深度的方向性为基础，这三点就成为他的意义世界的坐标。“从此时起，它（深度的方向性）作为生命的原始象征（Ursymbol）留存，并且把他的风格和他历史的形式作为他的内在可能性的不断实现给他。” 他又阐述说，因为这种觉醒是在某一文化下进行的，所以同一种文化下的成员感才分享共同的原始象征，也就是共同的世界感（Weltgefuehl）和世界形式（Weltform）。“我把可能的和事实的文化（moegliche und wirkliche Kultur）鉴于心灵作为可能和世界作为现实来区分为：作为（总体或个体的）存在的观念的文化和作为观念承载物的文化，作为可感知，有形的，可理解的已成的表现的总和：行动与信念，宗教与国家，艺术与科学，人民与城市，经济与社会形式，语言，法律，道德，性格，面部轮廓和穿着。更高级的历史和与生成过程之物紧密相连的生命一样，是可能的文化的实现。”

这样，就到了我们熟悉的基点。作为历史的世界就是每一种作为可能的文化以原始象征为基础实现所有内在可能（或中途夭折）的过程中，每一实现时刻的总和。因此把世界看成是历史的就是把世界看作生成本身，是“活生生的现实”（das Lebendige） 是有机的。而和它对立的是作为自然的世界，是已成，是无机的，是已死。通过这个有机生成的暗喻，一切历史的在斯宾格勒那里都和有机的，生命的等价。既然是有机的生命的，就具有了出生，生长而死亡的方向性。因此，“每个文化在出自前心灵状态的伟大心灵唤醒永恒的孩子般的人类一刻出生，形式从无形中，边界和流逝性从无际与混沌中代替。它从有限的风景的土地上发育生长，对这个风景他保持植物性的联系。一种文化在人民，语言，信仰，艺术，国家，科学的形式上实现了它的所有可能性时死亡而重新回归到前心灵状态...每一种文化与广延，空间都有一个深刻内在的，近乎神秘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文化意愿通过它（广延，空间）来实现自身。一旦目标达成，观念把内在的可能性的丰富填满并向外的实现，文化就会突然僵化，死去，血液凝结，力量破碎---它成为了文明” ，虽然每一个拥有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风格和形式，但都逃离不了这个命运。这就是“有机的，命运的必然性，时间的逻辑”。 也就是他最著名的文化有机循环论。

考察这个生成的过程，康德式的系统的方式是不胜任的。因为系统的方式里面不包括真正的时间因素 ，系统的方式是用原因（Ursache）和后果（Wirkung）的分别把已生成的分类并认知为定律，对于一次的事实而言，是不可能有什么因果性定律可以认知的。如此，斯宾格勒发明了观相的方式，“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早期，每一个上升期和衰落期，每一个它内在的必然的层级和时期，都有一个确定的，总是相同的，总是和翻版的象征一起反复持续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有意义的个别存在都是对各个时期它所属的文化带有最深刻必然性的复述。” 因此，通过已成之物的形态考察它生成的时期就成了可能。而这种考察本身也是一种生命的体验，是一种直观内视（anschauen）的过程。只有通过这个过程，才能通过已成之物把握生成本身。而具体操作方式就是在深层意义的方式上进行类比。 又因为艺术品是已成之物中具有最确定的形式的，对他来讲，历史研究就成为了美学式的。 （很重要的需说明的一点是，德语里艺术这个词Kunst的广义上泛指人造之物，和自然Natur相对）。这也就是观相的形态学研究。

通过观相的形态学研究有机循环中的文明，他得出如下的结论：

1， 并不存在古代，中世纪，现代这样一个线性的，进步的发展方式。

2， 西方文明正处在衰落期。

这就是这本书命名为«西方的没落»的原因。这种文化形态学研究的开启给后来的学者很大启发，比如英国学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但这只是表面的相似。斯宾格勒远比目前所说的复杂。要是想了解斯宾格勒其人的思想复杂性，首先要了解他那个思想年代。

我们再通过考察他的形式谱系来找到其深刻矛盾所在。

在大陆哲学传统里，由费希特提出，黑格尔修改的大写自我（das Ich）的戏剧形式反反复复经过改头换面从新出现。这个戏剧的过程是这样的：“每一个精神实体，首先都以原始，直接，统一的形式存在。绝无自我认识。自我设定自我，自我设定非我作为自我的否定与之对立。自我遇到非我而自我和非我分别给对立方设定界限。这个界限就是合题就是知识。每一次朝向外部的历险都是自我的异化，只有经过长期的自我分裂的艰苦跋涉之后，自我才通过完整的自我认识返回原初的统一性而最终‘实现’。”

我们再来看看斯宾格勒自己是怎么说的。“伴随着觉醒，某样东西在此和彼之间为我们展开。此体验着，彼被体验。一个作为固有的（斯宾格勒的固有的和外部的区别其实就是自我与非我的区分，这点斯宾格勒自己说过） ，一个作为外部的。心灵和世界之间的对立作为现实性的极性。在这个对立里，不仅有我们因果性把握事物和性质的反抗，还不仅有在其中我们感受本质如我们自身的冲动，而且还有对对立的扬弃（注意这里他用的正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里扬弃Aufheben这个词）。现实性--和心灵相关的世界---对每一个个体而言是在广延的领域里的方向性投射；它就是在外部投射的固有物，它意味着固有物自身。通过这样一个不自觉的创造性行为--不是“我”实现了可能性，而是“它”（可能性）通过我实现了自身。“

把费希特的“自我”换成了“心灵”就是斯宾格勒的文化认识自身，实现自身的过程。由此我们看出，斯宾格勒的文化循环论至少在前一半是符合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的这套自我异化的术语和戏剧的，我们也因此可以说，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在认识（本文中所说之理性，不是康德意义上的纯粹理性，而是和结构交好，具有维持结构或建造结构的倾向的意思，相反，非理性，就是和结构相对立的，具有瓦解结构的倾向）上和具体实现的过程上是理性的。但后一半斯宾格勒的结论是文明的衰亡，从广义的讲还是符合最终回归自身的这个戏剧，但这么归纳因为生和死的本质上的不同而显得牵强。

我们先来看一看另一个著名的悲观主义者叔本华的版本：“意志是物自体，是一，是不变的，具体体现在个体生物的生命意志当中，而在其自身中却是无限而永恒的。我是个体，通过个体化原则而被确认为与自身同一。意志在我当中显示出来，仿佛被诱骗为个体存在的条件一样，而诱骗它的，就是个体在表象世界中展现自身的无尽欲求。意志自身是无时间性的，不可毁灭的，意志自身是普遍的基质，一切个体都由此出发进入表象的时间，在生存斗争之后，再次沉沦。个体的存在是个错误，而生命意志把自身作为理念展现给自身的需要，却无时无刻不把生命意志诱入这个错误之中。意志陷入了个体性当中，又从作为家园的永恒的宁静之海当中分裂出来，被诱入了表象世界而暂时的生存着。意志的生命作为个体的生命是原罪的补偿，是生存自身的罪孽。” 如果把叔本华的“意志”换成抽象而中性的“生命”的话，我们可能很清楚看出，这就是斯宾格勒加入了有机生命的隐喻之后的文化循环论。“生命”和“意志”一样是非理性的，盲目的，也就是斯宾格勒所说的“植物性” 。这样斯宾格勒的所说的文化的存在这件事本身又是非理性的。阿多诺对这点评价到：“人类在历史中斗争的那个自然被斯宾格勒的哲学强行推到一边。因此，历史就被变成了第二个自然，盲目，没有出路，充满深渊的正如蔬菜一样的生活。谁想去寻找人类的自由，只能通过对自然力的打断。如果这一点被忽略，如果世界图景中只剩下了人类，那么在全部的人类历史中，自由就消失了。” 阿多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到了斯宾格勒历史哲学的非理性的一面，并且正确的指出生命哲学是斯宾格勒宿命论思想的根源。但他没看到斯宾格勒思想中理性的一面。其实从如上分析，很清楚的看出，斯宾格勒相信对方向的分析可以是理性的，但又清楚的认识到方向性本身是非理性的。而斯宾格勒的“历史”这个概念进行对换，结论就很明显了。他一方面相信历史认识可以是理性的（否则它的整个学说都不可能成立），另一方面他清楚的认识到历史本身是非理性的存在。这就构成了斯宾格勒思想的一个矛盾之处。而他又清楚的认识到，即使是用来认识，理性还是有明显的局限性的。

这里也是他和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相区别的一点，但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德国历史主义传统自兰克以降，把自然和历史作出了绝对区分，认为历史是客观的过程，因而把因果性分析和永恒的价值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这样就面临着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何把绝对的个体性的连成一个整体。德国历史主义借助的是神意。“一切历史时期都直接通向上帝。”这样历史就具有了终极意义，成为了价值判断的绝对标准，也是绝对的乐观主义， “为一切既有统治的合法性辩护”（本雅明如是说）。 而当拒绝了上帝和神意的概念，历史主义就必然导向价值相对主义。斯宾格勒对自然和历史之间的区分，虽然还是德国历史主义的传统的延续，但他取消了神意，而且他用的是新康德主义的里凯尔特的版本。“如果把一切生成之物均归做已成之物，实在就是自然。如果把一切已成之物均归做生成之物，实在就是历史。” 如此，历史就不再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历史和自然只是观察实在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它们的区别不在于本体的不同，而是方法论的不同。历史只是看世界的方式，这样他就取消了历史具有终极意义的可能性。但他走的更远，开启了另一种可能性：一切都可以看作历史的。历史实际上是世界图景的动态化（Dynamisierung）。

在斯宾格勒早年的关于赫拉克利特的论文里，清楚的借着赫拉克利特的思想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首先阐述19世纪晚期的自然科学观功能概念（Funktionsbegriff）对本质概念（Substanzbegriff）的范式转换，“自然是能量的总和”，然后他阐述了赫拉克利特的世界观在当时也是这样的范式转换。而这样的范式“就内容来说在有限的时间内适用，并且如此不可避免，以至于从这种范式中解放出来，而没有困难的理解其他更早期的范式的概念是不可能的”， 这样的逻辑后果是不同属性范式间的相对主义和视角主义。当然，斯宾格勒这样的判断，其实是用赫拉克利特的世界观范式进行的，“一切都是永恒的流动，没有开始和结束” 因而任何物自体是不可能的。而绝对变化的世界观的必然后果是，认识到这个世界观自身也是相对的。而这是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值得我们特殊注意的是他对这种范式选择的原因，这才是了解斯宾格勒这个矛盾背后的更总括性的矛盾的关键所在。他在不同时期反复运用了赫拉克利特的火的隐喻，“生命像火一样，是被动态化的此在，也是历史。运动就是历史，就是发生。火是纯粹的运动。” 所有生的呼吸，这样和热，燃烧，火相关联。生命就像火焰，被靠近而燃烧。无论植物和动物都有热液体的循环，尤其是血液，是火的意义图象。“ 可见他对这个范式的选择完全是因为美学的因素，因为他的非理性的内在冲动。但他的理性的一面同时在调和非理性。这就是他和绝对的非理性主义者比如尼采的不同之处，“世界是绝对的运动，逻各斯是运动的节奏。”这样他就把完全相反而矛盾的两种世界观放在一起了。存在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非本质论的和本质论的。他的内在冲动的矛盾也就体现为他的全部著作的矛盾：文化相对主义原则的客观性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矛盾 。

下面从他的著作里，具体分析这个矛盾的体现，“一切已成都是逝去的。逝去的不只是民族，语言，种族，文化。数百年内，将不再有欧洲文化，不再有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就像查士丁尼时代不再有罗马人一样。不是世代的序列消失，而是不再有民族内在的形式......每种思想，每种信念，每种科学都是逝去的，只要精神（复数的）已消失，在这些精神的世界里，‘永恒真理’曾被感知为真。“ “在宇宙的某一偏僻角落，分散成无数的行星系，曾经有一个星球上聪明的动物发明了认知。这是世界历史中最自傲虚伪的一刻，不过仅仅一刻而已。在自然叹了一会儿气，这个星球凝固了。这些生物不得不死。” 前一段是斯宾格勒的，后一段是尼采的重要文章«超道德感的真理与谬误»里著名的开头，两者都用同一种方式论证了真理的局限性，即通过人类文化的时间性特征来论证“真理”也逃不掉时间性。这样，“真理”自身也就成了相对性概念。

无独有偶，两个人均通过语言来证明真理的相对性。但尼采因为没有形而上学的束缚而走的更远，他的结论是一切所谓“真理”都是语言对现象之间联系的一种描述，而不能确定这个描述和物自体有任何关联（这就是尼采著名的视角主义观点，让我们想到贝克莱大主教和叔本华的现象主义，但他走的更远），而所为的真理就是“修辞，转喻，同一的动态行列......是被忘记了是幻象的幻象” 语言不是从物自体而来的理念，而是取消个体性的规范。这种规范通过被认为是真理而客体化而成为行动绝对的准则，束缚了人类的创造力。

而斯宾格勒因为内心对形而上学的情感的矛盾使他对真理的态度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他认为，“逻辑和系统对精神来说是绝对的真理，但对历史来说是非真理。不论在思想的王国里，内在之眼如此无条件的凯旋性的压倒外在之眼。在事实的领域里对永恒真理的信仰是个体头脑中一出小荒诞剧而已。一个真的思想系统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没有符号可以代替现实。深刻而真诚的思想家总是发现，所有的认知活动都被自身形式事先决定了。” 还如，“抽象思维通过有限的构词的运用，在系统中把无限的生命形式压缩进去......思想系统的理想是，精神对生命的最终的完全统治。它在理论中，是通过把所有已知的看作现实而把现实标记为虚假和欺骗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它在实践中，是通过让血气在伦理规范面前沉默而完成它的。” ，另一方面，“思维的目标叫做真理，真理被确定，这就是说真理就是把光的活生生的不可理解的世界在形式中把概念抽象出来，以在精神空间里以一种系统，一种方式被获得一个永恒的地位。真理是永恒和绝对的，这就是说，它们和生命不再相关。” 通过以上几段话看出，斯宾格勒虽然像尼采一样认识到了真理的危害，也认识到了真理的局限性，但他不想落入绝对的相对主义里。所以他在绝对真理和绝对的相对主义之间做了调和。他把绝对真理归入到精神里，绝对的非真理归入到历史里。而按照他的观点，精神还是在历史里，所以这样就确立了历史的至高无上地位，也把绝对真理赶下了神坛。

他既对历史运动的绝对性有一种美学的体认，又不想破坏历史认识的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基础。但是按照他的理论，我们的认知活动的形式是历史赋予的，所有认知都是被这个形式决定的，“自然是个别文化的函数”， 因而只能是视角主义的。而这种视角主义使历史认识甚至他的著作的内容也具有了相对性。斯宾格勒对这点是认识到的，他甚至把他自己的怀疑思想基础本身也看作西方历史的没落的必然体现， “西方的怀疑主义必须，如果它拥有内在必然性，如果它应该是我们接近结束的心灵的象征，彻底的是历史的。它的解决是把一切理解成是相对的，把一切理解成历史现象......怀疑主义是纯粹文明的表现。” 就在这里，他的相对主义，宿命论和行动主义达成了统一。下面来对他的行动主义多说几句。

“但是在历史性的现实中不存在理想，只存在事件。不存在真理（复数），只存在事件。不存在基础，不存在平等，不存在平衡，不存在最终目标；只存在事件--谁如果不理解这一点，他只能写关于政治的书籍，但做不了任何政治。” 阿多诺就此评论到：“斯宾格勒不间断的模仿尼采盛气凌人的语调，但没有一次像尼采一样与对世界的认同相脱离......他用形而上学自身的武器来抵抗形而上学的批评对事件的信念和对行动主义的顺从的阻力。他从行动主义里造出形而上学，从存在的无序中造出对命运的爱，从随波逐流中造成宇宙节奏，从无意义中造出秘密，从对真理的反对中造出他的真理。这就是他的力量。” 他正确的分析出了斯宾格勒的行动主义的基础不是理性。但其实也不是非理性

阿多诺又精彩的比喻到：“世界历史的形态学和测人命运的笔迹学的目的的相同的。在小市民的愿望里，通过笔迹，过去和他的命运的图像被占卜出未来来，斯宾格勒尖刻的把这些人贬低为：对自觉的自决的放弃。他把自己认定为权力，但他的占卜形式却出卖了他的认同的无力。他对他的任务如法官下达了处决令后的刽子手一般确定，在他的历史哲学的世界格式里被永恒的不仅是外物，还有自身的无力。”

这就涉及到斯宾格勒历史的世界图象的问题，命运感的问题。“每一个高级文化都有一些词语，它们被一个深刻的秘密包围：命运，深渊，偶然，安排，决定。没有假设，没有科学能触碰它。如果人们沉入了这种词语的意义和声音时，就能感受到它。它是象征（复数），不是概念。这就是作为历史的世界的和作为自然的世界相区别的世界图景的关键所在......谁要是在活生生的现实中寻找原因和后果，谁要是相信关于生命的意义的更深刻的内在必然性等同于宿命论和命定论，那么他根本不知道这些说的是什么，他已经把体验经历与已认知和可认知相混淆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作为历史的世界的世界图景的意义是纯然美学式的，完成它的意义在于它的美的实现。而这个实现的方式就是去体验经历生命的内在必然性。他的行动主义就因为它是这个体验经历而获得意义的。他的行动主义因此和作为纯然的美的命运感紧密相连。这个行动主义不必然是理性的，也不必然是非理性的。它是不是理性的完全取决于这个命运感的指向是不是和理性一致。

从一篇关于斯宾格勒和托马斯曼的比较的文章里 可以看出，斯宾格勒和托马斯曼在个人好恶上是有很多相同的取向的，这从托马斯曼在斯宾格勒的书刚出现的时候的高度评价可以看出。当这些价值接近于消失时，托马斯曼用理性的权益之计妥协以挽救，而斯宾格勒毫不妥协的在命运的感召下推动其速亡。

由此我们到达了«西方的没落»第一部的戏剧性矛盾核心，也是斯宾格勒生平的一个重要矛盾：斯宾格勒历史性的自我意识到自己快到了自己的终点，而为通过完成灭亡这个步骤，实现自身的历史性的美，历史性的自我推动自身走向毁灭。如此历史性在斯宾格勒那里具有绝对的美学意义，这种消灭自身之美只能是非理性的。历史性自我和非理性奇怪联姻。这个非理性在亲密交往中不断破坏历史性自我的意义，而被历史性自我抛弃的理性在通过形而上学徒劳补充历史性自我的意义。它的结局很容易预测：历史性自我死去，非理性借助帮助其死去的过程，施展自身，而彻底压倒了理性，继承了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