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地狱的窄门：十九世纪的乌托邦》

人类对于乌托邦的妄想症犹如一条文化脐带，连接着现实与天堂，对于天堂的渴望俨然成了孕育文明的子宫，我们渴望从现实中获得的一切的美好愿望都脱胎于此。从幻想的天堂中汲取养分，然而，我们的生命最终却被投向了大地。于是，依照天堂的标准来苛求现实，这成了幻想家与妄想症患者的日常生活，也成了乌托邦思维的逻辑起点。

在十九世纪之前，乌托邦幻想仅留存在文人的笔墨之中，此后，不同派别的革命家与野心家们相继接管这片阵地。在漫长的一百年中，乌托邦轻而易举地从文学与哲学领域偷渡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领域。《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一书作者珀蒂菲斯对此的见解是：其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它造成的社会后果以及工厂浓浓的黑烟改变了乌托邦的命运，使它由田园和牧歌进入了政治的领域”；其二，“同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乐观主义和合理的人道主义一样，乌托邦的错误也源于同样的哲学根源：相信一旦改善了教育和生存环境，人会重新表现出初期的善良和追求完美的能力”。

工业革命与启蒙运动，促使现代乌托邦形态得以顺利完成。正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转引荷尔德林之言——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现代乌托邦形成了独特的“围城效应”。起初，革命精神斗志昂扬地涌向“天堂”；最终，却不得不被迫逃离“地狱”。在《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一书中，珀蒂菲斯以翔实的史料向读者展览了兼具天堂和地狱双重性质的乌托邦。此书既是一部“天堂的颓败史”，又是一部“失掉的好地狱”。

不同于以往来自正统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划分，原本被统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忽然在该书中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主义，自由主义，这些价值取向与政治诉求迥异甚至对立的立场，形成了凝聚各个不同乌托邦共同体的核心动力。在革命家与野心家的振臂高呼下，十九世纪的西方流民们奔赴荒芜之地——修理地球、建设天堂。欧文、傅立叶、卡贝，他们堪称是人间天堂的总设计师、总指挥，他们用地狱的材料建筑天堂，因此设计图纸上的构思与最终的结局总是相距甚远，不论哪门哪派，又或者何种主义，所有这些以和平手段建立起来的乌托邦几乎都在二十世纪来临前集体覆灭。马克思早就预言了空想社会主义在政治形态上的绝种，死因在于它们没有使用暴力。在《资本论》中，他主张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它是粉碎旧世界，孕育新世界的催生婆”。倘若说空想社会主义成了一个死胎，那么在天堂妄想症和暴力的双重作用下接生出来的怪胎婴儿就是列宁式的暴力革命以及日后的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当然，从本质上来说，两者并无多大区别，结局也异曲同工，略有不同之处仅在于建立过程中是否使用暴力。《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中所描绘的图景，与著名的三大“反乌托邦小说”（分别为奥威尔《一九八四》、赫胥黎《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我们》）颇为相似。在二十世纪的极权时代中，严酷的现实往往都能够超越人类对于地狱的想像力。该书展示了各种乌托邦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方方面面，小到饮食起居、服装穿着，大到社会形态、政治结构都让人错把这些乌托邦当作了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显示了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同构性。

妄想症患者、革命家与野心家，毫无例外地总是想的要比看的更远，紧随他们的是那些脚步蹒跚而眼睛近视的乌合之众，他们分辨不清前方的路标上写的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只是将他们的落脚处称之为乌托邦。“通往天堂的道路往往是用地狱铺就的”，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狱非极权社会莫属。据此，不妨将《十九世纪乌托邦共同体的生活》视为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前言部分，因为正是通过十九世纪的乌托邦这道窄门，误以为进入天堂的人们才会跌落进了二十世纪的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