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世道（上下）《如今世道》里的“如今世道”

【本文为特罗洛普《如今世道》的英文版导读】

1872年12月，特罗洛普在澳大利亚殖民地和新西兰度过了忙碌的十八个月后，途经旧金山、盐湖城和纽约回到了英格兰。旅途和繁忙并没有妨碍他进行写作，有关这些偏远地方的书“差不多也都完成了”。在流亡国外的几个月期间，他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因为已经很久没有打猎了，他现在要把错过的时光弥补回来。虽然已年近六十，而且还有打猎的劳累，他依然精力充沛，还能去干让人筋疲力尽的搬家的活，他从沃尔瑟姆搬到了伦敦蒙塔古广场39号。

安顿下来后，把书籍放到架子上再重新编排目录是需要时间的，这些事情也的确耽误了他很多工夫。直到1873年5月1日，他才开始另一本书《如今世道》的写作，但此时他已经答应《图文》杂志要写一篇圣诞节故事。情非得已，他不得不把这个更大的计划暂时搁置一旁。他为《图文》写的这篇短篇小说《冈戈尔的哈里•希斯考特》是关于澳大利亚仲夏圣诞节的。这用了他6月份四周的时间，刚好赶在《图文》杂志的圣诞节特刊中及时发表，并在1874年10月编纂成书。

他在7月份重新开始写《如今世道》，12月22日完成此书。从1874年2月到1875年9月，该书分二十个月连载发表，并于1875年6月成书。也就是说，在连载结束之前此书就已经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和他以往令人筋疲力尽的步调一副模样，这是他最长的一部作品。在他最多产的年代，他已经习惯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在早饭前坚持写作三个小时，每小时写一千字。尽管他的写作数量和高峰期相比略有下降，但是他并不为此感到羞愧，因为他仍然十分多产。“我认为所有那些以文学为生的人——那些每天辛苦爬格子的人”，他在《自传》中写到，“都会和我的看法一样的，每天三个小时应该能让一个人写出该写的足够多的东西了。但他应该让自己在这三个小时内连贯地工作——这样才能训练自己集中思想，在找不到合适的词藻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没有必要咬着钢笔，面对墙壁苦苦坐在那里。”他承认他的写作速度能让他“每年”写出“三部三卷宗的小说”，但这一定是“世界上的小说读者能从同一个作家手里得到的最多作品”了，并且这并不是出版商能应付得了的。但精力的严格使用和训练有素的晨间写作，能让他，特别是在他退休后，把一天中的其他时间用在狩猎和社交娱乐上。

尽管他乐意让别人知道他写小说赚到的稿费十分丰厚，比如他用1872年出版的《尤斯塔斯钻石》赚到的钱买下了蒙塔古广场那幢房子，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富人。理查德•穆勒，他的传记作者称，虽然按照维多利亚贵族①的标准来衡量，特罗洛普的确算不上富有，但是和大部分人相比，他的生活还是很好的。据估计，英国4 600 000个家庭中只有60 000户人家每年可以拥有800英镑的收入，这样才能有条件过上“安逸”的生活，而特罗洛普“至少享有那个数目的五倍”②。

很难用我们当前的金钱概念来衡量维多利亚时代的收入，他的收入或许约等于现在每年的350 000英镑的样子。他的勤奋写作和他对金钱的热衷不无关系，很久以来他也不断因为把这两者联系起来而受到指责，还有就是他竟如此直白地承认此事。实际上，正如《如今世道》所证实的那样，他是一个认真耿直又刻苦勤奋的艺术家。他觉得他的这些丰厚稿酬受之无愧，但拥有那么多的钱使他对整个社会的看法开始具有了局限性。他把很多可能本该有关的事情排除在外了，特别是在这本称做《如今世道》的书中。

他在《自传》中率真地坦白了他的政治立场。他说，他的政治立场终生未曾改变过：他是一名“先进的自由党保守派”。因为不知道“上帝的智慧是怎样起作用的”，所以我们就不能明白“我们所看到的可怕的不平等起因何在”，尽管我认为特权阶层“不会瞧不起那些没有文化、生活空虚的人们，那些辛苦劳作、汗流浃背却甚至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的人们，但是他们也没有感到这样有什么不公平，甚至没有任何被刺痛的感觉”。然而那些大声疾呼平等的人却感到了“不平衡”。不平等是“上帝制造的”。但另一方面，上帝和保守党一样，虽然在一心一意地维护社会差异，但同时也在致力于减少不平等，这样才能更有理由和另一边谨慎、平衡的自由党相抗衡——他们承认对遥远的千年认识模糊，认可社会“趋于平等”的趋势。

他对政治信仰的坦白可以追溯到1876年，这一点是值得记住的，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思考《如今世道》中的社会全景图。有一位评论家对书名中的“我们”（注：《如今世道》又译《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感到义愤填膺，指责特罗洛普的标题“不文明”，他指出并非“我们所有人”都那样生活；但即使是这样的抱怨肯定也是来自于“安逸”阶层，像那些上当受骗、被梅尔莫特敲了竹杠的投资家们。而题目中的“我们”指的就是那个阶层。这并不能被推而广之适用于那些遭受“不平等”待遇而生活无着的广大民众——不适用于那些在特罗洛普写作的年代，还生活在古斯塔夫•多雷所画的贫困肮脏中的人们，也不适用于在裁缝铺里每周挣十二先令或在码头生意兴隆时每周挣到十五先令的人们。像《纪事晨报》在早些年前就指出的那样，凭这些收入即使想“谨慎、俭朴、节制”①地过日子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他们只能望洋兴叹，永远也过不上一个小说家拥有的那种生活，因为尽管按照最高的标准来说，小说家并不富有，但他每年赚的钱也是这些人的百倍还多。

所以，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北部工业区，那些劳苦大众的生活方式——尽管是前一代人或在更早一些时候引起过狄更斯和狄斯雷利的关注——但那并不是现在的标题所要考虑和阐述的“我们”是如何生活的。特罗洛普小说中对地形的描写恰恰表明他对社会的关注仅仅局限于有限的几个地点——比如伦敦的金融机构，还有俱乐部和豪宅公馆云集的西区都是他关注的焦点（这里既有在伊斯林顿被流放到边境而成为局外人的赫特尔夫人，也有隐居此地的地主乡绅，这些人只在有这样那样的生意时才气急败坏地回到首都伦敦去）。他的主题中混合了那些通过资本投资发了财或想要发财的人们和那些现在或早就拥有“原始资本”并拥有封地的贵族们，为了保存和增值他们的财产纷纷寻找各种门路：要么通过古老的办法找寻有利可图的婚姻来稳固根基，要么另辟蹊径，攀上城市新贵来加固社会地位。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堕落（和某种程度上相伴而生的阶级和种族偏见的缓和）是他所关注的问题。无论怎样，从表面来看，这些情况和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小说的主题。

蒙塔古广场，虽说是“北部的公园”，但并不是中心地带，所以更加适合“安逸”阶层的人们而不是贵族阶层。这就使特罗洛普的社会生活简单了许多。在写《如今世道》期间，他能够在他常去的三个俱乐部里待上很长时间，还能在加瑞克委员会任职，因为委员会的新办公大楼离七盘商业区只有五分钟左右的路程。他还不忘在皇家文学基金会恪尽职责：狩猎，打牌，外出吃饭，休闲娱乐。当然，他的写作在稳步进行，速度也很快。1874年4月，写完《如今世道》后，他稍稍松了一口气，又愉快地开始创作另一部帕利泽长篇小说《首相》。完成巴塞特郡小说以后，下议院成为引起他浓厚兴趣并写来得心应手的背景环境。在《如今世道》中虽然也有精彩的议会场景，但是，整个下议院场景都被梅尔莫特的出色表演所掌控，并为他而存在，尽管狄斯雷利也引起了几处小小的轰动。《首相》使特罗洛普回到了更为完整的政治语境中来。这部作品用去了他大约六个月的早晨，他对此感到十分满意。

《如今世道》在它出版的时候并没有像最近这样赢得人们的广泛赞誉。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它是特罗洛普最伟大的著作或者至少是他最严肃最有抱负的小说。他自己说，在写这部作品时，他“被自己想到的那个时代挥金如土的商业气息鼓动着。自从这个世界开始思考以来，世界是否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更加邪恶了，这个问题可能就一直在困扰着思想家们的头脑。人们已经变得不那么残忍、不那么暴力、不那么自私也不那么野蛮了，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他们是否也变得不那么诚实了呢”？而且，他想知道，如果他们连这个最基本的考验也没通过，那我们能否认为还有进步呢？

他不愿勉强同意卡莱尔和拉斯金的谴责，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安逸、健康和教育都已经提高了；但是他担心“与此同时，某个阶层的不诚实——在这个阶层中不诚实的比例十分显著并且正在力创新高——已经变得那么猖獗和醒目。如果不诚实蔓延到冠冕堂皇的地步，那么男人女人们就不会再接受教育去认为不诚实是可恶的了”。

想到这些，大受鼓舞，他说，“我坐下来，在新家里写下了《如今世道》。”他不仅要表现伦敦城里的丑恶腐化和欺诈，还要把其他圈子里的也表现出来。比如，那些处心积虑想结婚的年轻女子，那些游手好闲的社会青年，还有那些伺机“吹嘘”自己作品的作者，等等。事隔几年之后回头看看，他说，像他的某些批评家们所想的那样，他也认为他的“指控夸大其词了”。梅尔莫特，他说，他塑造得很好，还有熊园俱乐部和卡伯里夫人也都十分成功；但是，他发现赫塔和她的情人们——罗杰•卡伯里和保罗•蒙塔古——之间的故事实在是“索然无味”，而且小说的两条主线也并不相互兼容。他虽然拒绝说这本书是一部失败的作品，但是也承认它并不完美；在他看来，这本书的主要毛病就是讽刺过度。

有关这本小说的起源，根据特罗洛普的临时回忆和描述，还需做些更正。从现存的笔记和最初的计划来看，似乎卡伯里夫人曾经是“最主要的人物”——一个“因为缺乏诚实的知识理念而毫无原则的”女人，溺爱她的“相貌出众……但极端自私的”儿子，“对女儿却很坏，完全没有同情心”，“和编辑串通一气，用尽各种诡计来骗取别人的吹捧”。其他故事情节大都轻描淡写，并没有都出现在小说中。罗杰—赫塔—蒙塔古的三角关系情节倒是拟定得相当准确，虽然人们隐约觉得蒙塔古的“激进政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却让罗杰•卡伯里十分厌恶。显然，这些微弱的光芒也最终熄灭了。梅尔莫特是一个“法国（原籍美国的）大骗子”，他的妻子是个“肥胖的犹太人”，还提到了其他一些后来都没出现在小说里的人物。

的确保留了下来的一个人物就是约翰•巴勒姆神甫——被描写成了“叛教者，也就是，皈依罗马天主教的人，沃尔瑟姆的教区牧师，十分贫穷”。他在整部小说中起到的作用可能比最初设想的要小很多，因为特罗洛普，通过把他和一位大主教一起囊括进来让罗杰•卡伯里认识，似乎想要把罗杰的宗教困惑看成是一个陪衬情节；保留下来的主要是在罗杰晚宴上的几句零星的对话，而且罗杰对牧师的友好态度和他可能改变宗教信仰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小说中，卡伯里对巴勒姆坚持进行无礼的布道越来越不耐烦，甚至想要和他断绝来往。最后，他真的可能也被小说家放弃了，他的身影很少被看到了，虽然他和梅尔莫特那场戏还是值得一看的。他的原型是一个在沃尔瑟姆的叛教牧师，像巴勒姆不断骚扰卡伯里一样①，总去烦扰特罗洛普。

所有评论家都一致认为，小说现在的中心情节——梅尔莫特的故事——是在最初的构思完成后过了一段时间才确定了其在小说中的地位的。在作为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的伦敦，人们在过去的大约二十年里早已习惯了各种巨额股票的纠纷问题，所以创作一个一流大骗子的想法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因为南海骗局被禁的那些有限责任公司，在1856年都得到了法律认可。1866年的商业危机被归咎于金融企业的发展，比如出现了像“皇家商人信贷公司”这样的鼎鼎大名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出现吸引了投机性投资的目光，但也无疑给梅尔莫特擅长的阴险勾当创造了机会。

许多投资者迄今为止都还没从伦敦这个城市①里得到什么利润，所以当他们发现任何人都不要去费力生产真实的产品，钱就能生钱时，无疑是十分激动甚至是欣喜若狂的。更妙的是，人们有时候连真正的钱都没必要去制造了，因为所需要的全都是纸上的承诺。梅尔莫特只是在已然形成的路线上又前进了一步，他甚至连纸也免去了：“因为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们都是用交换纸币来购买商品，而不用真正的钱。那么现在，在梅尔莫特新的政权下，似乎只需要口头上的交换就足够了。”随着股票交易所和西区间的联系——无论是金融联系还是社会联系——越来越紧密，在市场中形成的新的道德体系会直接影响一个阶层——特罗洛普笔下的“我们”——这些人到目前为止一直被认为满足于他们所继承的东西，但是现在有关真实和诚实的想法都已经过时了。

莫德勒，出现在狄更斯的小说《小杜瑞特》中的人物，是更早时候小说中描写到的大投机家②，特罗洛普看过那本小说。而且人们也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各种各样用来塑造梅尔莫特的原型人物。约翰•萨瑟兰认为这个人物综合了约翰•萨德莱尔，自杀了的大银行家兼下院议员；哈德森“大王”，一个声名狼藉的铁路投机家，也是下院议员；还有法国人查尔斯•勒弗威尔，他发起了两个大洋之间的铁路设计和洪都拉斯贷款。勒弗威尔的职业生涯在很多细节上和梅尔莫特的都十分相像。然而，理查德•穆勒则更倾向于阿伯特•格特海默尔，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格兰特将军；像梅尔莫特一样，他也得到了一幢很大的房子，甚至还买下了莱斯特广场。他在伦敦筹集到了24 000 000英镑的巨额资金后，又失去了其中的20 000 000英镑。骗子，从来不缺。

特罗洛普，当时正在耐心选取当代素材。但是他也十分热心学习古代经典，所以这个故事中帝国的辉煌和腐败自然会让人想到罗马的历史。他还充分认识到神秘的特点甚至可能也存在于旨在用来表达亨利•詹姆斯描述为特罗洛普“完全欣赏的普通寻常”①的故事中。当然，这些普通寻常都是经过精心设计才呈现给读者的，比如对伦敦地形的详细描述就是这样。费利克斯在提议私奔的早晨却因醉酒在街头漫步的路线，还有梅尔莫特在参加选举的那天早晨步行前往的路线，今天我们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我们可以像梅尔莫特那样先走那么远，然后乘出租车到伦敦市里，跟他做的一模一样。这些步行者的性格特点和漫步意图或许十分不同寻常，但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却明显是再普通不过的。

但是，梅尔莫特这个神话般的人物，却改变了这种普通寻常。他是更为普通的社会腐败混乱的象征和代言人，他在出场时可能更像个出身神秘，但卑鄙肮脏地生活在伦敦的狂妄之徒。但是在故事发展过程中，他却罩上了另外一层光环。虽然他浮华虚荣、野心勃勃，但是人们在他身上甚至看到了，某种意义上令他比其他人物都要高贵的品质。在第二十三章中他会见了费利克斯公爵后，我们可能都会断定他在道德上是胜过了这位公爵的。他款待中国皇帝的场景十分荒唐可笑，但是他举办这次盛宴的事实却让他在伦敦商人中变成了一位王子；荒谬也罢，失望也好，都带着一种英雄气质、皇家风范；似乎不是梅尔莫特，而是他的某些宾客显得有些卑鄙吝啬了。虽然他仗势凌人、曲迎奉承、言语暧昧，但是像史蒂芬•沃尔说的，他应该得到他的“巴尔扎克式的制高点”。

沃尔是对的，他说，在梅尔莫特达到或接近那一点的短暂瞬间，特罗洛普能用概略而形象的方式展示出“金钱与等级的勾结，这是对如今世道的最佳控诉”①。而且，那一场景破灭了的富丽堂皇依然赋予了他迷人的魔力，这魔力莫名其妙地掩饰了罗杰•卡伯里过于简单的判断：“他就是他，因为他虽然是个骗子，却比其他骗子都更了不起。”尽管他可能很粗俗，但是他却有着复杂的经历，而且他不害怕成为巨人；他可能和古罗马的暴君尼禄说过：在我身上死去了多么好的一个艺术家，但是作为对他蔚为壮观的事业的回报，他反而能够更大声地喊出像诗人贺拉斯认为他会在他的诗中永垂不朽一样：我永远不会完全死去。

罗宾•吉尔莫尔公正地评价说，梅尔莫特的悲惨结局表现出“特罗洛普小说核心中的自相矛盾——他密切熟知又无限尊崇的所有维多利亚小说家身上都有的那种似是而非的说法，那些把整个社会团结在一起的道德规范，却又一次次被引诱去创造出蔑视甚至违背这些规范的人物。局外人的孤独寂寞引起了他的强烈兴趣，每每写到这些，他都会发挥得淋漓尽致。”②梅尔莫特，在威斯敏斯特选举中成功地成为候选人，又借助于首相的力量跻身下院议会。（这一描写有时会被看成是特罗洛普又一次在嘲笑狄斯雷利，而这一解读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正文本身可能只表现出了那位热爱下院议会的小说家联想到议会交际时礼节性的客套；这种模棱两可的写法——把决定事件是否重要的权利留给了读者——特罗洛普使用得可能比大家想象到的还要多，因为他一向以缺乏细节描写而闻名。）

梅尔莫特就这样走进了官僚政客的社交圈；但是，虽然有首相的殷勤好意和他自己的盲目自信，他仍然完完全全是个局外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议会中该怎么做，仓促发表了首次演讲，表现糟糕透顶。到他最后一次出现在那里时，他被彻底放逐了，他站起来要讲话时却摔倒了；身体上的摔倒预示了他精神上的崩溃。他独自走了出去。

特罗洛普的观点可能有些夸张，他说，“成为一名议员应该是每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的最高目标和抱负”（《自传》）。梅尔莫特，一个局外人却宣称自己是英国人，于是冒冒失失地篡夺了这一特权，但他显然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就像他虽然不费吹灰之力就同样厚颜***地走进了那个早已腐化堕落、毫无生气的贵族行列——或许只是走进了它的某一部分一样，他并不知道这些古老的英国荣誉法典从来就没有坚定的承诺。

这些都得到了罗杰•卡伯里的完全认同，他虽然只是一个本本分分的乡绅，但却知道哪些宾客他可以邀请共进晚餐而无伤大体（某些偏见只是这一得体礼节的变相衍生物）。无论梅尔莫特表现得多么彬彬有礼，他闯入议会这一举动，就像卡伯里可能早就预见到的那样，有违常规，注定是灾难一场。他能够暂时厚着脸皮忍受议会里的尴尬困窘，但是当他的羞耻心最后层层紧逼的时候，他的意志崩溃了，无路可逃，只能自杀，然而这生命的毁灭仍然有着某种尊严，并不完全是在拙劣地模仿罗马人的坚忍克己。这个外国人被驱逐出去了；但是梅尔莫特似乎既是一个闯入者又是一个替罪羊，既是一个***恶棍又是一个了不起的伟人。当赫特尔夫人对他大加赞许并把这样的人奉为道德楷模时，她，作为一个满怀怨恨的局外人，对此事有些言过其实了；但是整个故事在讲述中又稍许认可了她的观点。

说到这儿，大家应该来反思一下特罗洛普对外来者尤其是美国人和犹太人的态度了，虽然这态度有时是模糊不清的。他对美国有着直接的了解，而且几乎是理所当然地还写了一本有关于它的书（《北美游记》，1862）。美国内战期间，他不顾英国人的情感倾向，选择支持北方军。他认为他看到了两国仇恨的根源：这根源来自于他们彼此间的惊人相似。他在1864年一次演讲中说，“英国人认为让整个世界英国化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而美国人就像这栋古老大厦上剥落下来的碎片，他们有着同样的希望，那就是让整个世界美国化。”①他后来的一部小说《美国议员》，讲述了美国参议员埃里亚斯•古特贝德在被他肆意误解和恶意中伤的英国经历的一系列滑稽可笑的不幸遭遇。在《他知道他是对的》（又译《真爱的代价》）一书中，特罗洛普并无恶意地描写了一个在佛罗伦萨的美国大使家庭，父亲十分傲慢自负，但却把女儿嫁入英国贵族阶层；但是他却保留了对女权主义者瓦拉吉娅•皮特里的诽谤——说她是“共和党人的布朗宁”。然而，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凯特•菲尔德不仅是个美国人还是个女权主义者，这样的话，她岂不是个双重外来者了？

美国不是那么简单的。在《自传》中，他对这个问题总结道，“他们是极度热爱和万分崇拜美国的英国人，可是他们，”他说，“也情不自禁像其他英国人一样要用最犀利最强悍的语言怒斥美国人的罪行。”无可否认，他们慷慨大度、热爱教育、思想独立；他们也欣赏英国人的绅士风度。但是，政治上他们全面腐败，上流社会中的不诚实现象“耀眼夺目”。特罗洛普，自己就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所以十分欣赏美国人的精力旺盛，但是却不信任他们活力四射的方式。毋庸置疑，他在美国看到了对这种方式的警告，如果人们为了赚钱而盛气凌人、无所控制甚至强抢豪夺，这种态度就将毁掉英国人现有的矜持——长期以来体面交易的习惯，绅士风度的诚实可信，地主阶层的殷实可靠，贵族政治的德高望重。这一切的代价可能是某种傲慢自大，也可能是某种未经核实的偏见，但总的来说，它是一种值得付出的代价。美国人里没有贵族，而且，他们中的品行最好的那部分人也只能勉强被称为绅士或女士。显然，金融家哈米尔顿•K. 菲斯克，尽管技能娴熟、精力充沛——和“熊园”成员的委靡不振形成鲜明对比——还有赫特尔夫人，也是那样精神抖擞——完全不像英国姑娘的柔顺内敛，但他们都不配被称为绅士和女士。

这就解释了《如今世道》中对美国人的总体描述。梅尔莫特（他可能有个叫梅尔默狄的父亲，就像众所周知他也有可能是个犹太人一样）的大起大落，部分是由菲斯克的阴谋诡计造成的，他通过经济困难、良心不安的保罗•蒙塔古把魔爪伸向了梅尔莫特。在这些人所玩的游戏中，蒙塔古不过是个被人利用的英国走卒而已。菲斯克，冷酷无情，让人联想起蛮荒的美国西部，这种品质对出身高贵的英国人是陌生的。保罗•蒙塔古，卡在两个世界之间，正因如此，他成了赫特尔夫人的猎物。赫特尔夫人也象征着美国西部，她是一个曾生活在枪支法之下的女人，和她地道的美国丈夫离了婚却仍然关系暧昧，又用她的性感美貌诱惑了年轻文雅的英国绅士。

蒙塔古也不是完全虚弱无力，特别是我们把他和费利克斯•卡伯里比较来看的话，费利克斯醉得不省人事，甚至都无法起床赶去私奔。而蒙塔古在董事会的伪证会上勇敢地抵抗梅尔莫特；虽然冒了些个人风险，也有过惶恐不安，但是和罗杰•卡伯里进行了一番谈话后终于硬下心肠，下定决心和他缠扰不休的情妇分手了。然而，即使是这一小小的成功最后也是依靠她天生的宽宏大量才实现的；或许是她对英国人的斯文体面中毒太深，以至于她都不会再用马鞭和手枪了。

她和菲斯克同病相怜地结伴回到了美国，而菲斯克却在路途中俘获了玛丽•梅尔莫特的芳心。像我们最后清楚看到的那样，她绝不会嫁给一心攫取她钱财的英国贵族做妻子。她已经牢牢抓住了她父亲留下来的富足家产，所以在这个社会风气和金融环境都更加恶劣的新世界里，她更会好好看住她自己的万贯家财。继费利克斯•卡伯里公爵和尼德达尔勋爵都失败后，菲斯克却成功得到了这位姑娘还有梅尔莫特遗留下来的大笔钱财；然而，尽管英国现在可能十分腐败，但还是巧妙应对，几乎没怎么行动就除掉了这些外来者。

虽然特罗洛普对犹太人的态度还达不到现在所谓的毫无偏见的地步，但是他在犹太人问题上的处理多多少少要比同时代的其他人复杂许多。他在说到“希伯来绅士”和影射人们想象出来的犹太人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特征时，会公然带有一种常见的讽刺口吻，所以有时候他听起来就像个愚蠢的反犹太交际家。就在这时，他还在《尤斯塔斯钻石》中很老套地塑造了一个令人厌恶的人物，名为约瑟夫•艾米利亚斯。但是，他也会用他敏锐的观察力和同情心给人以惊讶。他的《尼娜•巴拉特伽》（1867，匿名出版）以布拉格为背景，关注了一个天主教妇女和一个犹太商人的婚姻问题；像穆勒所说，它反映了1867年奥地利帝国结束了对犹太人进行民权限制的历史事实①。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的通婚虽然还被各种问题困扰着，但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的宗教信仰都同样得到了尊重。

和《尼娜•巴拉特伽》不同，《如今世道》被称为是反犹太人的。伦敦城内已经出现了对犹太人很强烈的兴趣，而这一事实并不是所有人都乐意看到的。梅尔莫特的合伙人寇亨鲁普是个无赖，一个地地道道的大骗子；但是更有趣的一个人物是伊齐基尔•布雷格特，他的行为举止可能达不到英国贵族的标准，但却是个绝对诚实的人——如果算不上是绅士风度的话，那至少也是很有男子气概的，这类形象总是特罗洛普十分认可的。实际上，布雷格特这个人物形象是用来衡量朗杰斯塔夫一家的势利嘴脸和腐败堕落的。

特罗洛普很显著的一个小说技巧就是巧妙利用信件来评判人物性格，乔治娅娜•朗杰斯塔夫和布雷格特之间最后的通信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家里人粗暴而势利地反对她的犹太求婚者，而且这个人不但比她大很多还是个“做买卖的”，但乔治娅娜拒绝接受他们的反对意见，主要是因为她十分迫切地想要嫁人，但是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她感觉到在犹太人这个问题上，“现在社会上的看法普遍有所抬头……这种不断改良的变化很快就会让人不再去在意一个人到底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了”。乔治娅娜目光短浅，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是公正无私的；但是即使是特罗洛普也不会比大部分犹太人或基督徒更觉得丧失所有这些区别差异会是件好事儿。他其实并不支持乔治娅娜的想法，虽然表面看上去他是这样；但是人们仍然觉得他还是有些同情她的求婚者的。

布雷格特和乔治娅娜的父亲见过面后，给她寄去一封措辞优美的信，就是那种特罗洛普称之为确实有“男人气质”的信——他恳切地说这封信“说话直截了当、实事求是”——来应对她父亲的反对意见，并特别指出朗杰斯塔夫已经不会再改变对英国犹太人社会处境的看法了。他还体面地补充说他在梅尔莫特垮台中损失惨重，可能在未来两三年都没有办法实现向她许诺在伦敦购买第二处房产的诺言了，建议她想办法让自己暂时在福尔翰的住宅里舒适地生活一段时间。乔治娅娜对这封信的内容不太高兴，最不高兴的是有关布雷格特经济损失的消息。她在回信中说，尽管她愿意忤逆家人的意愿嫁给他，但她需要那栋许诺过的市内住宅：“福尔翰有时的确一切都好，但是我认为我应该不会愿意一年到头都住在福尔翰的。”她敦促他改变这一决定。他对此的反应是她的信表明她是不愿嫁给他的，“除非我能给她在市区和乡下各提供一套住宅”，然后，他十分优雅地宣布他们的订婚取消了。

所有这一切都处理得十分巧妙，而我们需要记住的正是在这部小说中特罗洛普被说成是反犹太人的。的确，他写作方式的特点就是经常在故事本身的引诱下把原则上本可以黑白鲜明地表达出来的东西弄得深奥而复杂起来。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罗杰•卡伯里，他当然代表的是越来越被人忽视的旧时代的价值观念，他对梅尔莫特和赫特尔夫人的看法总体上也是正确的，但是他的正直却笼罩在成见和偏见的阴影之下。更率直地说，他本可能是诗人蒲柏欣赏的那种绅士，一个在“不被腐化就意味着耻辱”的社会里蹑手蹑脚地做着好事的拉尔夫•艾伦。可是，尽管特罗洛普有时会如此贴近于创作出这样的典型形象，但他却不允许这样的人物出现在《如今世道》里。

卡伯里只有在恭顺的索夫克那儿才会高兴起来，在那里“穷人会手扶帽檐表示尊敬，而富人也会为穷人着想”。我们常会被指引着去欣赏他一下，像他自己常说的那样：

“赫塔，我是个守旧的人。”

“而我们属于一个更加新潮却十分糟糕的世界。”

赫塔能够这样说，因为她深知母亲的狂妄和哥哥的卑鄙，所以她会不加批判地接受卡伯里的正直。另一方面，我们也被告知无论这个世界可能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依然有必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布克先生不能“完全反对自己当时的各种习俗”，而卡伯里也完全有理由坚守他“过时的想法：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人们必须得要结婚，即使是在一个没有爱的世界里也是这样。“现在谁还会去在乎有没有爱呢？”乔治娅娜问道，因为她迫切地想要嫁出去，这样说也是可以理解的；答案是罗杰•卡伯里在乎，但是却因为过度浪漫，和没能得到他选中的那个女人而打算孤独一生。但是人们确实对于爱情已经不再那么浪漫了，就像他们不再感到“需要像几年前那样，一定要谨小慎微、一丝不苟地付钱似的”。事实上，罗杰•卡伯里代表的是受人崇拜和尊敬的行为方式，但他又是一个不可避免地必须向剧烈的变化稍稍屈服的人。这些会继续让人不可抵抗，即使有梅尔莫特这样的恶棍还是如此，卡伯里就十分讨厌他，所以英国社交圈本该像卡伯里一样拒绝梅尔莫特这样的人，那样才恰当，而不是去和他同桌进餐、邀请他到家里做客还去投资他的公司。

特罗洛普在他的自传里讲到这本小说时提到，他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大投机者的不法行为了，他不仅抢劫每一个人，还犯下了许多其他罪行——哄骗那些想要结婚的女孩子们，利用那些想要保持单身的社会青年的穷奢极欲的心理，和作家们想要欺骗公众去购买他们的作品而自吹自擂的倾向”。

这最后一项企图开始了这本书，尽管特罗洛普一定早就明白，以上流社会穷文人堆里的小作家们之间的蝇营狗苟为主题的小说，几乎是不能用来宏观研究城市的变化和腐败的。但是，他强烈感觉到了在文化出版界的欺骗现象这个主题，而且把它看成更为普遍的社会弊病的一个症状。在《自传》中，他说自己尤其不喜欢那些匿名评论（比如，在他那个时代之后很久，《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仍然保留着这种做法）。

然而，即使是那些署名的评论，虽然看上去更诚实一些，也无法弥补这种不幸。公众不再信赖评论界的引导，因为编辑要么粗心大意，要么贪污受贿，而批评家们则不合格也不胜任。后来在《自传》中，特罗洛普又回到“欺骗性评论”这个问题上来，也就是卡伯里夫人教唆她的编辑朋友写的那种评论，人们还会看到他怎样把这个问题和其他在大部分人眼里更大的贪污受贿的例子联系在一起，把它们都看做是探索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的证据。他甚至在《自传》里还想象出人们对他的反对意见所做出的典型反应：“‘朋友，你过去20年是在哪儿生活的……现在竟然写出这样过时的东西？’欺诈相互滋生，直到最后欺骗看上去都是美丽的了。”（原文如此）像西塞罗在一篇文章中说到的那样。据卢斯•爱普罗伯茨说，特罗洛普回应道：“你能怎么办呢？这就是事情现在的样子”，或者说，那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卡伯里夫人的行为牵连到的枝节藤蔓都被巧妙地暗示出来，而且为整部小说宏伟复杂的故事情节开了一个好头。她的儿子，漂亮的费利克斯公爵，是个粗俗的流氓，常常光顾他的俱乐部“熊园”，这个地方就像一个市场一样，沦为一个外国投机商的奴隶，靠借据做生意，这些借据都不太可能被偿还，最后都沦为梅尔莫特发行的股票。（小说中有一个场景就是，“熊园”的一名成员通过赎回从别人那儿得到的借据，而在梅尔莫特的企业中获得了股份；而梅尔莫特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网罗了好几个俱乐部的成员加入他的投机生意。）

特罗洛普对俱乐部场景的处理受到高度赞扬，因为它准确地表现了那些出身高贵却游手好闲的当代年轻人所过的生活，而这些赞美之词也都是恰如其分、理所应当的。然而，一个年轻贵族屈尊引诱一个农村姑娘却被她强壮的农民情人阻止的故事——费利克斯和鲁比•拉格尔斯的故事——却是古已有之的。这个主题回到了中世纪牧羊女的故事中，在那里庄园主有时候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有时候，就会像费利克斯公爵一样得到他应有的惩罚；这一主题在许多年后都不断出现在很多描写农民的美德和领主的邪恶的故事里。

这种新老故事的混合使用是很有特色的，而特罗洛普充分利用情节的技巧又进一步在拉格尔斯一家与约翰•克拉姆和罗杰•卡伯里的关系中表现出来。大胆简约的情节构思让鲁比恰巧就出现在赫特尔夫人在伊斯林顿占有的那幢房子里，紧接下来就和费利克斯的故事还有罗杰的密友蒙塔古的故事交互作用。蒙塔古遇到赫特尔夫人和罗杰一起出现在罗斯托夫的沙滩上，似乎难以置信但却策划精巧。这正是特罗洛普看似简单而实际深思熟虑的平铺直叙和他甘愿淹没在维多利亚小说常规中的精神——如果这些事件可以构造成情节结构，为什么不把它们设计成精致的情节呢？这样才使得读者不会觉得这些联系不太可能发生而引发沮丧。现实主义是一种高度人为的体裁，它既要求有绅士小姐的戏剧情节，也要求有读者的积极配合。我们有没有因为在费利克斯公爵决定强行带走鲁比的关键时刻，约翰•克拉姆恰巧就在伦敦的后街上而觉得烦恼呢？或者烦恼于罗杰碰巧及时出现和约翰•克拉姆讨论这场喧闹呢？

在一位出版商要求对故事情节做些改动时，特罗洛普礼貌地告诉他说，他从没觉得自己能够“在故事的情节上做改动。虽然那些联系都十分微小，但是每一件小事都连着另一件，所以任何改动都会让整个故事发生错误。”①要把一个故事衔接为一个整体，不仅要去研究梅尔莫特和他的生活圈子，还要研究布朗讷先生和阿尔夫先生，研究赫特尔夫人，无聊势利的朗杰斯塔夫一家，作为背景的“熊园”，包括可爱的尼德达尔——一个比他首次出现时复杂得多的年轻人（在玛丽•梅尔莫特的父亲去世后，他的首次出现见证了他对玛丽无私的友善）——要把这些都妥善处理好绝不是一件小事。而这还是只提到了一小部分人物；其他人物根据情节需要随时出现，像形成鲜明对比的律师斯斯夸库姆和柏迪怀尔、蒙诺格拉姆夫人、巴勒姆神甫和形形***的官僚政客和愤怒的父亲们。像迈克尔•萨德莱尔说的那样，这“不是个一般人能干得了的活儿”①。

特罗洛普在给正在尝试写小说的儿子写的一封私人便笺中告诉他说，他“还没有完全进入长篇写作的轨道。一个人不可能马上做到所有这些细节上的技巧”②。特罗洛普却是一次做到了所有这一切——细节技巧需要链接得合适，而整个复杂的结构中还要隐藏着某种我提到的道德阴影。

罗杰•卡伯里就是一个庞大的链接人物。近乎绝望地爱着赫塔，卡伯里家族的一家之主（这一点要么让人尊敬他，要么让人鄙视和利用他），拉格尔斯和克拉姆两家的地主，蒙塔古——他获胜的情敌——的密友，所有这些身份的确使他成为整个情节机制的中心人物。当然，像我已经说过的，他还是一种道德规范，一个真正的绅士，所谓绅士，按照《首相》中给出的狭义定义，就是“一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说谎的人”③。他代表着“我们”开始现在的生活以前的那种生活方式，那时候一个家庭可能像他那样，因为他们“忠实于他们的大片土地，他们的土地也会忠实于他们，安然度过内战的危险，经历改革、联邦***和革命”（第44页）而适度繁荣起来。罗杰•卡伯里在这方面依然保持着他的忠诚。然而，在这里，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个阴影出现了，特罗洛普就这样被引导走进了一种多重解释的语境，受益颇多，而他仅仅通过使用故事这样的事实就阐明了一个道德或讽刺的主题。因为当公平和合理不该相符是正确的时候，他对他们的理解就是不一致的，但是当他们应当一致时，他就会通过协调让它们适应那个别无选择只能改变的世界。

《如今世道》虽然无疑是关于颓废的，但也是关于变革的，而变革经常会和颓废密切相连。在特罗洛普自己的一生当中，英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惊人的速度变得更加富有。可是，虽然市场上还在进行着巨额贸易，国家却已经不易觉察地在走下坡路了。这是一个更适合投机商而不是绅士的世界，绅士们的道德观念在旧的社会体制中更容易得到表达，他们清楚地知道合适的车站，而列车员也会对他们礼貌得体。人们自然会去哀悼文明的逝去，无论它的根基是多么不公正，也会谴责取代它的野蛮暴行。如果特罗洛普对这些年来贫富之间的显著差异未发一言的话，那可能是因为他在表现它们时，那种差异的罪恶已经反映在了富人们的贪污受贿和愚妄无知中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这个标题几乎可以被用来描写在现代阶段的任何一个发达社会，也包括我们自己的。

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

吕静静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