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困境《并不止于儒家的文化困境》

这本自称是得益于许多边缘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尤其是心理学）的历史文论其实是具体地在中国语境下阐释了Galbraith在60年代就提出了的“传统智慧”的困境。这再次提示我在深入地做专门学问之前，还是要各个学科都广泛涉猎，对扩大眼界非常有好处。可惜现在学校的“通识教育”已经变成了凑学分的通选课教育了。这本书里引用的大量中国近代文献也倒是很有意思，值得看看。

读这本书的时候可以先读后记，作者非常有激情，这让我很喜欢。

以下是在一门叫做《商业社会与现代中国》的课上的课程报告，附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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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道图强——中日之间的两次社会转变

从大历史的观点看，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可以线性地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商业社会等社会形态，并且必然地朝向历史的前方前进。在所有推动历史前行的因素中，无论是环境、政治、经济、文化还是技术的，都无法回避人本身作为最关键参与者的存在。

正所谓“天下大势，皆系于人”。个体的思想和行为相互影响和作用，经由时间的积淀便形成了足以主导一个社会的风气。60年代的Galbraith将其称之为“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指出正是这些根深蒂固的成见在左右着社会的发展。个体和民族越是拥有强大的传统智慧，便越是难以逃脱僵化的思维定势，落伍于时代。西方现代文化之所以能够横扫一切文化形态，在当代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势如破竹，很大程度便是因为西方现代性的本质便是对西方古典的反叛，是“青年反对老年”的运动（列奥•斯特劳斯） 。这种对新事物和创造的崇拜感塑造了西方人面向“进步”和“未来”的头脑。

反观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东方国家都有着深厚的封建农业社会基础，并且深深地浸濡在讲究纲常伦理的儒家道德之中。当传统智慧遭到了外来文明的挑战和动摇，他们在此时表现出的不同态度和应对就奠定了两国在崭新的社会形态中不同的地位。

中日社会的第一次转型都开始于19世纪后期。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一举进入成熟工业社会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与中国历经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才艰难进入工业社会的百年沧桑，在此我们已无须赘言。从民众对外来信息的反应灵敏度来看，从两千多年的封建农耕社会中培育出来的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自主创造性和文化主导性，整个中国民族都一直沉浸在“天朝大国”的洋洋得意和封闭自满之中。1848年南中国海的一声炮响炸开了中国的国门却炸不开大多数中国人沉睡的心灵。“一群麻木的看客！”——鲁迅的怒吼真正戳中了当时中国人的死穴！在这样强大的惰性下，社会的变革极其缓慢而艰难。而日本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突出的移植模仿性。当他们见到了令人惊叹的西式武器、机械、制度乃至文化和社会风气，日本人一点没有沉溺在自己的旧梦，相反马上积极地投入到变革之中。通过报纸、教育、出版等文化传播方面数据的对比，我们自然地推证了两国第一次转型难易有别之由。

中日社会目前都处在第二次转型的准备期。仍然从Conventional Wisdom和民众对外来信息的反应灵敏度来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将在这一次转型中超越日本，成为商业社会中佼佼者。这主要是从两国文化深层的变化而言的。日本文明发源于海岛上农耕社会的村落，父家长制家族主义和封闭排他的岛国意识在其历史中从未断绝。为第一次转型日本采取了种种变革，却始终顽固地坚持着这种文化内核。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的肆虐及其在当代的抬头趋势、日本企业的集团化和内部等级化以及日本的家庭伦理无不体现着封闭的特质。商业社会的本质特征应该包括全球化、信息化、个性化这三个指标。日本文化的排外性、阶层均质化、纵向人际关系无不与商业社会的要求大相径庭。而中国的第一次转型从清朝起经历了三百多年，并在其中不同的阶段旧的社会关系都遭受了严重破坏。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从封建社会一跃进入社会主义，两种社会体制之间巨大的鸿沟极大地压缩了旧传统在新社会的立足。尤其经历了十年文革之后，当代中国与传统中国之间更出现了严重的文化断层。这种对过去的清算也许会让中国经历一段找不着根的危机，却也能让中国走得更远、更轻快。并且台湾的经验，香港的国际化背景，大陆的资源和市场，两岸三地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传统文化和国际视野有着不同的体悟，这对中国来说是无可比拟的宝贵财富。

从这些，我们坚信未来中国会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