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的力量《這就是，我想你的日子，我把它全部送給你》

不知從甚麼時候我迷上閱讀老地圖。

地圖無疑悅目﹐它們密集的文字和符號﹐一一被細心量度安放﹐透現出不同的慧黠與個性。舊東西提示一種龐大的遺失﹐和自己的微不足道。老地圖那種人手繪製的、不會大量發行的、勞神費力而成的特質深深吸引了我。

然後就很想動手製作自己的地圖。但卻一直沒有。

當時打算以大埔為對象畫地圖。因為我在那裡長大﹐在那裡﹐每逢颱風就下街踏水窪﹐在那裡喝熱麥精燙傷了舌頭﹐在那裡學畫畫﹐在那廣場原來我們小時候已經在對方家門前打轉﹐在那裡埋葬麻雀﹐在那裡送你回家。在那裡彷彿有一生之久。一直都不能對這個地方釋懷。十一歲時搬了家，到了十九歲﹐人事全非﹐竟然有種再也回不去的想法﹐明明只是相隔幾個車站。但即使不去了﹐仍死心不息﹐覺得每條街道每間店舖的意義還在時時刻刻更新變化﹐它們一天未塵埃落定﹐我便未能下手整理。

Marguerite Duras在《楊．安德烈亞．斯泰奈》中這樣談寫作：「要了解一個故事﹐非得等它寫出來之後﹐等促使作者寫它的狀況消失之後。尤其在書中他的過去﹐他的身體﹐你的面孔﹐你的嗓音變了樣兒之後﹐它變得無法挽回、不可避免之後﹐我還想說：它游離於書之外﹐被遠遠帶走﹐與它的作者分開﹐作者永遠失去它之後。」

那末我何時才會永遠失去我的大埔、和我當時的狀況﹐以至能夠繪畫這張地圖?

就在今年，即是三年之後，我終於明白到，我們完了。

後來就斷斷續續的思考、閱讀有關地圖的事情。

地圖所引申的權力與夢想

有說「圖」字是象形會意字。[1] 外面的邊界劃定了某個地理空間﹐其上為「人」﹐其下為「地」。也有解法為此字乃將「啚」字圍上框架﹐指描繪鄉間房屋耕地的圖畫。[2]

而地圖中的「人」﹐不但指居住地上的人們﹐也指每張地圖都必定有的作者﹐有作者即是無可避免地並非絕對客觀﹐都會有觀點和選擇﹐都會有「成見、偏見、殉私」[4] 。為了說服讀者﹐地圖只能盡量把作者隱去：「只有當作者不被察覺﹐地圖奮力要呈現的真實世界才能夠物質化。」[5] 因為「原封不動的自然的信息更為有力。」 [6]

從古時開始﹐地圖就一直與權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它「意味著一個權力如何合法化自身對地方的佔有。」[7] 例如統治者間贈受地圖就一般意味著土地的交割﹐日本幕府時代也為了隱藏實力而少畫了幾個藩鎮﹐總之﹐是為了「宣示對大地行使的擁有權、剝削權和解釋權。」 對一個***說﹐也是為方便其控制和管理。

另外﹐有些地圖渴望塑造大地﹐表達作者對世界的冀盼﹐不但扭曲了現實的土地﹐也把未必存在的土地例如伊甸園納進版圖。

只為表述﹐非關權力的地圖

我現在每次回到大埔的時候﹐都有些東西變了﹐商場裡的小店不斷關門﹐換來的是更亮麗的名店﹐火車站踏了多年的地磗給鑿碎換走﹐因為他們對「美化」有了一個計劃。令人沮喪的不但是指這些社會的拆毀和興建(這個反而還「可能」去反抗)﹐也指個人往事的一去不返。但兩者都是所謂必然的發展﹐到處都在發生﹐它們對大眾實在也沒甚麼重要歷史故事和價值。就在我想著能做些甚麼﹐去表述一種不苟同與失落感的時候﹐製作一張屬於自己的地圖的念頭就更強烈和迫切了。

雖然如上所述﹐繪製地圖等同在該地宣示自己的權力﹐更甚之「它的內在驅動力是駕馭大地﹐甚至是塑造大地﹐取代大地成為真正發生人力交互作用的場域。」[8] 但我繪畫地圖﹐所表述的「不苟同與失落感」﹐只對應一種表達的慾望﹐並且深明對於現狀的徒勞無功﹐我無法改變大埔的現況與人際關係﹐也無法藉著繪畫地圖使自己能夠佔有這個地方。

那所有關於它的記憶﹐在我以內﹐已經無人爭奪﹐只是一具揹在背上的感情屍體。

對於我們這種獻身於某種特定觀點的人﹐無論流多少血汗去完成一張地圖能夠有的表述和推論﹐「對於其他人來講﹐這種做法沒有提供任何利益。」[9] 但重點是「我們每個人都有權談他的海岸線、他的山岳、他的沙漠﹐屬於某人者皆與他人不同。」 [10]

這種權力﹐我相信是與生俱來的﹐是每個人不需經過辯證和鬥爭也應該擁有。

現代官方地圖所吞吐的香港現況

說起地圖﹐大多數人[11] 立即想到的是密密麻麻的街道、指引行車方向的道路圖、氣象圖。在香港﹐其中一些最常出現地圖的地方就是車站和商場。它們在絕不多數的情況下都能發揮功用﹐滿足讀者期許。

而根據美國地質測量局[12] 的官方意見﹐繪製地圖時該選取甚麼﹐該依據的是：一、特徵的永久性 (permanence)；二、編纂信息的成本；三、地圖的易讀性 (legibility)。永久性即是：一、地產；二、具體的建築物；三、其他由測量局最終真正遵循的議程所更為支持的某項功能[13] 。這些定義，同樣可以套用在香港最被廣泛使用的地圖上，那都是心照不宣的準則，並因為「客觀」、「科學」的包裝，幾乎就變成現實本身。

上述最常出現的車站和商場地圖﹐涵蓋的主要是商業大廈、商場、品牌店舖、中小學、遊人去處﹐而由通用圖書有限公司出版的《香港街道地方指南》﹐年年增訂﹐所涵蓋的地理特徵雖然更多[14] ﹐但就覺得這些官方地圖﹐無論怎樣看﹐都好像少了一點甚麼。

官方地圖顯示的此而非彼——何為彼?

人的權力行使在地圖中﹐參與其中：「畢竟地圖並非標示位置﹐而是在某個位置創造所有權…」[15] 但人和地的關係不單單是一個管理和效力的關係﹐地理的紀錄並不是唯一﹐而更應該是「聯繫位置與人們的生活。」[16]

眼看著大埔的官方地圖﹐沒有把我們心裡最繾綣不去的記憶描繪出來﹐我們看不見人﹐看不見本該是最切膚入肉的故事痕跡。「明顯影響著我們生活的事件﹐越來越常發生在地理上不可見的部份。」[17] 如果該地沒甚麼可誇的歷史和現存商業價值﹐就更容易給忽略。一間對我們來說至關重要的店舖走了﹐一座建築物去了﹐這些都該是地上和心上的一道疤痕﹐但製圖員只按個刪除鍵﹐新的地圖印出來一切又看來圓好清潔﹐但我們知道有些東西是不會回來的了。

所以這種感覺是不言而喻的：「眼前除了千篇一律的模像(simulacrum)之外﹐我們已經沒法通過解讀地圖回到原初的故鄉。在秩序內我們迷失﹐因為我們除了預先設計的道路﹐哪裡也去不了。我走的﹐跟你走的﹐並無兩樣。縱使我們不甘心﹐故意選擇走殊途﹐終究也是同歸﹐於盡﹐在那完全可以設想和理解的地貌上。」[18]

但因為一張地圖無法包括整個世界﹐為了不犧牲易讀性﹐個人層面的考慮要擱到最低。官方地圖雖然運作並生效﹐而且使我們的生活更加便利﹐但它也同時局限了我們的城市想像﹐隱去了人的氣息。

官方地圖有它自己的功能﹐我們不該否定它﹐但卻不可以容許每一個個體對地方的詮釋給淘汰。我們務必要以自己的立場和方法去為自己珍愛的地方說故事。

現代地圖的製作與發行

現在地圖的製作大量依賴電腦﹐依據一種快照式的製圖方法。Tom Van Sant就利用人造衛星為製造地球的肖像圖(portrait map)。這種地圖的準確﹐不但使所有在此之前的地圖失色﹐亦標誌了一段繪圖學的歷史﹐「至少是永遠追尋更”寫實的”描繪地球方式的歷史。」[19]

至於香港的這些年來的地圖﹐幾於有電腦存檔﹐每年更新的時候﹐只需要沿用、增刪便成﹐可謂只需費一點吹灰之力。我願意說它是沒有傷痕的。所以每年都可以看到幾乎一樣的用色和圖例﹐年與年之間的差異並不張揚。

加上地圖配合打印發行﹐使它們非常便宜﹐而且垂手可得。而且﹐地圖更由紙張進入屏幕﹐讓駕車與網絡使用者可以隨時查閱。

古地圖的生成——身體力行的繪畫

古時的地圖沒有攝影與其他先進技術支撐﹐在考測的過程中﹐唯有身體力行﹐一步一步的走過去﹐與大地關係緊密。地圖上的每一個色塊﹐每條線﹐每個最細小的一點﹐都有人去親身走過﹐全都包含故事和歷險。在這種繪畫形式背後所潛藏的血汗和歷練使我生畏﹐我在想我畫大埔的時候﹐都一樣想要親身的去觀察﹐用最緩慢和最不科學的方法去紀錄大埔。如此這般﹐繪畫不再單是安坐﹐也有走出去的意味。

剛好大埔原名是「大步」﹐是因為古時當地森林茂密﹐居民走路要大步大步走﹐因而得名。維希留(Paul Virilio)也曾提示出徒步漫遊者與知識實在千絲萬縷﹐德語中的「經驗」(erfahrung)這個詞正是從「行」(fahren)演變而來的。

繪畫個人地圖的技法

既然地圖「無法切離美學」[20] ﹐所以在繪畫地圖的時候﹐不單把它作為一種工具性繪畫﹐也把它看為一張純粹的繪畫﹐這兩者之間不該有一間制肘與對立的關係﹐而該是互動的、互相啟發的。而且「不論我們用麥克筆或個人電腦﹐透過RAP工作小姐﹐或是探查我們”居住”的城市之核心地區﹐來制作這些地圖﹐都無關緊要…」[21] 所以所選用的物料與形式該是無拘無束的。

地圖這個媒介幫助我井然有序的管理好自己的私事。因為一張地圖本身就是符號的合成﹐藉著一個地理空間把不同的情感和議題都放進去﹐視覺上總是趨向平和內儉﹐但其力度卻是不減的：「沒有任何程度的主題壓縮﹐可以使地圖符號之間的對話靜默。地點把世界的模型塑造為各系統之間的交互作用﹐並且把它作為多重聲音的類比呈現在我們眼前﹐無論和諧或是噪音都清晰可辨。」[22]

就像古地圖和小孩子的地圖，它們是多麼自由﹐但它們同樣能夠發揮功用﹐「它涉及的是世間的可能性。」[23] 它們不單是一個地點的所在也是一個夢的所在。而一張私人的地圖﹐繪製技法越離經叛道﹐對主流官方地圖的反動力就越強﹐它可以一種非常文靜的姿勢作出補充﹐甚至控訴。

(這是一本Sara Fanelli仿小孩畫的地圖畫冊：http://www.douban.com/subject/1830306/)

地圖作為信箋

如果地圖是我的創作﹐那末它亦即是我給愛人的信箋。

我繼續創作﹐而一手所書的﹐照樣是到不了愛人手裡。繼續並不是因為有所冀盼。在寫一封信的意涵中﹐我已經沒甚麼可以保守和達到：

A letter (信，亦即我任何形式的創作) is a

written (以某種媒介、某種符號、某種姿態所保存的)

message (訊息——在最普遍的定義上，亦即訴說、溝通)

from one person (=me) to another (=thou). (從我到您)

這是一直以來我作品中不會改變的動機和核心﹐但漸漸的﹐您和我人明明還是那個人﹐我所寫的卻已根本達不到溝通的用途﹐您不再懂我﹐您不再讀我。您和我之間無法有一個到/向/往的關係。

但我發現﹐即使我失落了一個訊息(message)的溝通功能﹐即使創作(writing)的意象與詞彙耗盡﹐即使一份作品(letter)連具體形象也失去﹐即使您(thou)也矇糊不清﹐我卻始終能夠確定的﹐就是「從我而來」(from me)這個部份。因為失落﹐我僅餘這個。而我發現即使僅餘這個仍能繼續創作。原來這根本可以是創作的全部。

「從我而來」﹐即是有「我」﹐就能夠創作﹐並誠心真意﹐並毫無保留。

「我將一封又一封地寫信給依舊存活在值得追憶年代、四時永恆循環時光裡的我們。這是第一封﹐此後我將在您己消失的這個現世書寫終生﹐直到生命結束。」[24]

這番話給予我的支持從沒有間斷過。一封又一封﹐意思是不斷的創作。如果「我」才是生命的常態和必然﹐我願意稱這個曾經的「我們」為奇蹟。Jacques Bertin說﹐地圖「不是”畫”好就算了﹐而是要”建構與再建構”…」我相信這個可以對應「一封又一封」的意思。而且「空間認知﹐制作地圖的能力﹐以及他們實際的地圖成品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的失敗不能用來否認前者的存在。」[25] 即是一封信箋的無效﹐不能等同寫作本身的否定。

而「從我而來」的創作﹐它的歸處雖然是空無﹐正因為收件者的缺席﹐使它得以流放到「另一個我」手裡。「另一個我」就是那些「像我這樣的人」。「她一點一點地被顯示且發現﹐即使沒有幸福﹐人仍能生存：取消幸福的同時﹐她已遇見一大群人們﹐是她從前看不到的。」[26] 孜孜不倦地訴說著自身的由衷﹐送到另一個我手裡﹐我們至今都沒有放棄﹐為甚麼?

在結束之前﹐這些都已經足夠了。

註：

[1] 陳玉文：《誰把地圖變裝了》﹐台北：橡實文化﹐2007﹐p.12

[2] 海野一隆著、王妙發譯：《地圖的文化史》﹐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2p.26

[3] Denis Wood著、王志弘等譯：《地圖的力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p.34

[4] 同上 p.112

[5] 同上 p.149

[6] 董啟章：《地圖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p.28

[7] 同上 p.42

[8] 同上 p.42

[9] Denis Wood著、王志弘等譯：《地圖的力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p.110

[10] James Cowan著、王瑞香譯：《地圖師之夢：威尼斯修士筆記》﹐台北：雙月書屋有限公司﹐1998﹐p.183

[11] 為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地圖與多媒體研究主持人賴進貴先生進行的個人抽樣調查﹐原文見陳玉文：《誰把地圖變裝了》﹐台北：橡實文化﹐2007﹐p.2

[12] 詳見http://www.usgs.gov/

[13] Denis Wood著、王志弘等譯：《地圖的力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p.132

[14] 不贅言﹐詳見《香港街道地方指南》﹐香港：通用圖書有限公司出版﹐2008﹐p.6

[15] Denis Wood著、王志弘等譯：《地圖的力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p.31

[16] 同上 p.32

[17] 同上 p.311

[18] 董啟章：《地圖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p.53

[19] Denis Wood著、王志弘等譯：《地圖的力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p.99

[20] 同上p.212

[21] 同上p.309

[22] 同上p.225

[23] James Cowan著、王瑞香譯：《地圖師之夢：威尼斯修士筆記》﹐台北：雙月書屋有限公司﹐1998﹐p.29

[24] 大江健三郎著、劉慕沙譯：《致懷念的年代》﹐見《換取的孩子》﹐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p.172

[25] Denis Wood著、王志弘等譯：《地圖的力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p.50

[26] 摘自Clarice Lispector：《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