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灯《北岛的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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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之与作家一如牙医之与医生，而退一步抛开职业，旋转90°，单看国籍的差异，类比依然成立。所以北岛是中国的诗人，余华是中国的牙医，鲁迅是日本的预科医生。

在国外，牙医是倍儿有面子的工作，一年到头呵哧呵哧的忙活自然也是赚得盆满钵满，大抵少有成功的牙医改行当诗人、作家成功的先例，又或许是我孤陋寡闻。至于医生，性格孤僻、牛逼烘烘如豪斯者可以嗑着镇痛剂一只脚开着场地摩托车潇洒度日；谦和刚毅、有英雄情结如Jack者，可以褪去手术服，到夏威夷的荒岛上抱着漂亮的逃犯小妮子了此余生，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偏偏是到了中国，仙台医专的B等生周树人桑扛起笔变成了作家、用老虎钳子摆地摊拔牙的余华写起了小说、遑论医学院毕业的罗大佑戴着墨镜、抱着吉他在影子里摇来晃去。

不识趣的老外采访余华的时候问他如果一直做牙医是否能够赚到比现在更多的钱，怎么想怎么觉得他当时应该是尴尬的笑了，他说中国的牙医和国外不一样。隐喻的意义即在于揭示两相异之物的共通之处，以一直自鸣得意的方式。作如是观，中国的诗人自然也和国外大相径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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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文学几乎可以写就一部独立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相映成趣的是毗邻的中国的流亡文学甚至写不满文学史的一节，抛开编纂者的立场不论，即使是在国外飘零十数年的北岛的“流亡”本身也甚为可疑。

和“公共知识分子“一样，”流亡诗人“总是更接近主词的应有之义，阿赫玛托娃有言在先：“诗人是流浪的犹太人”。抛开繁琐的知识考古学，回到流亡本身—— 流亡至少意味着持不同政见，以及隐藏于其后的对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的反抗——就不难看出流亡者和诗人在精神层面的契合：不在外部世界流亡，就在心灵深处流亡。而流亡的边缘性在很大程度（立场和姿态）上保证了诗歌的力量和深度（在这一点上，”流亡文学“和大陆的”被封杀电影“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与此同时，流亡的label不可避免的给诗歌写作本身带来不同程度的异化（同样的异曲同工）。于是，不难看到北岛饱受诟病的“世界意象”基于如下事实：与地域性的流亡事实不同，北岛的诗歌写作在世界诗歌版图里呈现出了相反的运动轨迹——从异域出发的流亡必将直指世界中心。这也是他和俄罗斯流亡作家的最大不同，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地图上的坐标注定了北岛的流亡必将成为世界文学意义上的”返祖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北岛不应当受到指责，至少应当得到比偷师外国作家的先锋派们得到更多的宽容和谅解（50步和100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