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岸《“人性其实比苏联更重要”》

1935年6月，第一届国际作家大会在巴黎召开的前几日，两位组织者，也是当时最具国际声誉的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和安德烈·马尔罗突然接到了苏联大使馆的通知，说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之一马克西姆·高尔基将无法出席大会。他们给出的理由是这位俄罗斯文学之父病倒了。这个消息让人震惊，也让两位法国作家感到沮丧，他们甚至觉得遭到了苏联的愚弄，因为少了这位当时最具国际声誉的作家，会议可能会丧失很多的价值和意义。当时的高尔基确实是病倒了，但也是“病”出有因，确切说，他被斯大林软禁了。“苏联人民很需要你，因此希望你留在自己的国家”，伟大的领袖代表了民意，而且如此善解人意的劝告他。可惜，远在巴黎的纪德和马尔罗不能理解这位领袖的深意，还不遗余力的为成立国际反法西斯作家组织殚精竭虑。经过他们与苏联大使馆的交涉，伟大领袖终于同意派来一向很擅长讲故事的艾萨克·巴别尔和具有“俄罗斯诗歌中的马拉美再加上阿波利奈尔”之称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前往法国参加会议。

国际作家会议此次的主题是保卫文化，主要是为了联合国际上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共同反对法西斯在文化上的侵略政策。这次会议邀请了许多国际上“有良知”的作家——我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个词汇，如果说用是否反法西斯作为良知尚存的标准的话，似乎还有更多作家需要邀请；但是如果把“良知”定义为是否倾向或者拥护共产主义和苏联的话，很多不合理的事情都能得到合理的解答了。正如美国学者赫伯特·洛特曼在《左岸：从人民阵线到冷战期间的作家、艺术家和政治》一书中所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会是互助宫之外乃至遥远的柏林和莫斯科激烈的政治斗争的缩影。”很多作家和艺术家被排斥在外，他们包括以布勒东为首的超现实主义者和托派，当然更不可能让保守主义作家参加。事实上，这个被排斥在外的名单会更长，“实际上这一团体（被排斥的作家）再加上蒙泰郎就可以组成一个栅栏之外的国际作家大会了”。至此，这次经过苏联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亲自授意组织的国际作家大会似乎变成了一个小团体聚会的闹剧了。在会上，很多不和谐的声音出现，让法国的作家们感到非常惊讶。尤其来自苏联的诗人，大会请他演讲当前的政治，他吞吞吐吐的说这些都是徒劳，还不如去乡间采花。后来谈到了他的诗歌，帕斯捷尔纳克说：“我明白这是一个作家们组织起来抵抗法西斯的会议。我只有一件事要说：别组织起来。组织是艺术的死亡。唯一重要的是个人的独立。”另外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来自《知识分子的背叛》的作者朱利安·班达，他认为根据西方的历史，阅读是一种休闲的活动，这样的文学不是大众的，大众的就不是文学。有人认为这是在批评苏联的无产阶级国家中没有文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亵渎，因此遭到了许多人的反驳。不过，根据纪德的说法，这次的大会整体还是很成功的，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终成立了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协会，总部设在巴黎，为“文化、反战、反法西斯和反对一切文明的威胁而奋斗”。而此时，在苏联，伟大领袖正悄悄的开始了他的大清洗运动。

关于上个世纪三十年的法国知识分子的“介入”神话，在近期的两本书中都有清晰透彻的描述：一本是以上提到的赫伯特·洛特曼的《左岸》，还有一本是法国作家丹·弗朗克书就的《自由派作家》。虽然关注的对象同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但是毋庸置疑，这是两本风格迥异的书。《左岸》注重的是学者型研究，史学的笔法，书写的是一部法国知识分子的“介入”史；而《自由派作家》更侧重于用小说的叙述方式，讲述那个年代中法国知识分子对政治、战争和马克思主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叙述轻松幽默，抖了很多作家们的八卦性趣闻，却无损我对这些过往历史尘埃中的人物的尊敬和亲近。法国知识分子是一个特异的群体，在二十世纪的前半页，他们是知识分子史上的主角，用“介入”的方式关心政治和文化。洛特曼总结那个时期的法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时曾说：“30年代参与政治的作家和艺术家跟他们的前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关心国际事务。”翻看以前的法国历史，产生过德雷福斯事件和左拉，但他们只是对本国的***的行为提出异议，而从三十年代开始，知识分子主要关心的是国际事务，在法国“就等于抵制法西斯的崛起、战争的危险、西班牙内战和意识形态冲突、保卫苏联或者攻击它的领导人”。这其实就是洛特曼总结出的法国知识分子的“左岸”精神，也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介入”精神。

但是法国知识分子对“介入”还是过于乐观了些，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帕斯捷尔纳克吞吞吐吐的原因，他们也不知道高尔基病倒的原因，他们对苏联的过于崇拜，导致了自我立场的丧失。就如后来的一位从苏联的恐怖屠杀中流亡在法国的作家所言，假如我们自己也有集中营，该如何抵抗法西斯呢？一向信仰共产主义的纪德在1936年参观苏联后终于意识到了这种不同：原来他们在巴黎遥望的苏联并不是那般模样。他内心的震惊无可言喻，苏联神话的破灭让他意识到了人性其实比苏联更重要，这种良知驱使着他写下了那本惊世骇俗之作《访苏归来》。知识分子的良心第一次在“介入”之外得到了更好的体现。

对法国知识分子的“介入”传统，或者说文人涉政传统，写过《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托克维尔有过精彩的论述，大意是，法国知识分子过分倾向把文学精神引入政治之中，过分追求雅致和新颖甚于真实，过分热衷于有趣的画面甚于实用，“最后仅凭印象而非理性作出决定的那种精神”，这就是法国知识分子的“介入”精神。介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介入之后的癫狂，容不得半点的异议之音。

思郁

2008-5-14书

《左岸：从人民阵线到冷战期间的作家、艺术家和政治》，【美】赫伯特·洛特曼著，薛巍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一版，定价：34.00元

《自由派作家》，【法】丹·弗朗克著，马振骋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2月第一版，定价：4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