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谈话录《和布罗茨基面对面》

【读品】罗豫/文

在一个文学艺术和思想学术日趋精英化的时代，谈话录无疑是大师的精神世界辉煌宫殿给读者们开启的一道侧门。出版于19世纪上半叶的《歌德谈话录》给这类文体树立了成功典范，之后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各领域的大师级人物于此越来越情有独钟：用“谈话录”三字检索豆瓣，博尔赫斯、伯林、达利、毕加索、贡布里希……一连串熟悉的名字跃入眼帘。

20世纪最伟大诗人之一的布罗茨基，其睿智、凝练、脱俗的诗歌和文论令人望尘莫及，四十几岁就拿到的诺贝尔奖章更使他的名字金光灿灿，在一些文青圈子里犹如大神一般。但正如他在谈论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时所言：“在现代社会中，诗人或被驱逐，或被承认。驱逐比较容易，亦即创造你将被驱逐的情势要容易得多。故而真正的承认要求理解，社会给予诗人的——例如弗罗斯特——仅仅是承认，却没有理解。”

布罗茨基被驱逐成为他最重要的文化标签，他的被承认或多或少得益于此，然而布罗茨基的读者依旧是小众。同弗罗斯特一样，被理解，是拥有过这类伟大诗人的时代对他们的亏欠。这本迟来的《布罗茨基谈话录》，不论对作家还是读者，都是重要的补偿。

而与布罗茨基对话的所罗门·沃尔科夫，是文化史研究者。谈话录中提到，他找名人对话，将内容编辑成书早已不是第一次，广博的知识背景和积极的对话姿态为读者了解布罗茨基做了相当的贡献。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沃尔科夫都属于艺术家后面的一个梯队，专事搬运、整理、消化、传播艺术家的思想，同时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时髦的文化定见。作为同样从俄国移居美国的犹太人，沃尔科夫对布罗茨基涉及政治的生活经历尤其感兴趣，屡次涉足敏感地带，开篇便向布罗茨基打听列宁格勒围困时的经历。布罗茨基并不避讳，在他口中，政治背景下的个人经历是切身而直观的。比如，布罗茨基大谈生活的可预见性，沃尔科夫屡次尝试，发现自己无法跟上，似乎失去了耐心，一个急转弯把话题转到政治上：

“在您的生活中没有这样多的可预见性形势，恰恰相反，在这个时代，有着不变的政治波浪拍溅声和曲折。特别是在斯大林时代，在普通知识分子的头上，牵挂着这种那种毁灭性的恫吓。您还记得你们家怎样讨论中央委会关于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的日丹诺夫决议吗？”

布罗茨基无奈道：

“对此我一无所知——那时我才六岁！在这个年龄我只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块白面包，我吃到嘴的第一个白面包。战争结束不久，我们住在妈妈的姐姐……家里，他们弄到了这个白面包。我站在凳子上吃掉了它，大伙儿盯着我。”

沃尔科夫的提问时时难以掩饰自己的期待。在那些论及个人经历的篇章中，如果说布罗茨基是“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那么沃尔科夫显然对“持不同政见的”这一形容词更感兴趣。布罗茨基回忆他早年的诗友埃夫吉尼·莱因对他说过的话——“倘若你在你写的诗上铺一张能够隐去全部形容词和动词的魔布，撤走这块布后，白纸上应该留下密密麻麻的名词”——已成为诗歌写作一大箴言。沃尔科夫终究不在艺术家梯队，他在该书《代序》中的最后一句话倒是歪打正着：

“细心的读者能够看出，与布罗茨基的每一次谈话，也都构成了一部剧作——都有着开局、潜在的冲突、高潮和结局。”二人每篇对话确实都有相当的戏剧性，只是沃尔科夫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剧中扮演的真正角色。

好在布罗茨基并没有被他牵着鼻子走，句段中时时闪现着思想的光辉。《布罗茨基谈话录》展现的不仅是布罗茨基对艺术、对几位自己十分喜欢的诗人的看法和他的“不同政见”，也展现了对此类事情的典型误读。就理解布罗茨基而言，似乎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书了。而谈话录体裁也再次表现出让人激动不已又郁闷之极的双重性：激动的是可以看到大师的临场发挥，郁闷的是要亲眼目睹大师的话语怎样在落地之前就被提问者做了一番幼稚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