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就我们的国家《美国，向左！》

“左派”与“右派”是我们最熟悉也最苦恼的概念。史学界追根溯源，说这一对术语产生于法国大革命期间，在1791年的制宪会议上，激进的革命派恰巧坐在议会左边的席位上，而温和的保守派恰巧坐在右边的席位上。所以，左翼比右翼革命，右派比左派保守。在我们的知识谱系里，这一对术语的政治引申义是与阶级性相关的，右派即资产阶级反动派，左派即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小开始灌输定型，脱口即出，爱憎分明。使事情复杂化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给原来的右派们平了反，把重大历史失误归结为“极左”。右派们刚解放，国门刚打开，恰巧涌进的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经济上的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于是流行了一些时候，摸着石头过大河，逮着耗子的是好猫。90年代，面对经济体制改革下的社会问题，站出来“新左派”，他们反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希望增加社会福利、要求更多的民主参与、支持更加自负的外交政策。从群众基础上说，新左似乎更占优势。而从理论进路上看，右边的精英们也并不好惹。下面是抄来的名单（不准向我扔砖头）：“构成新左派阵营的主要有：甘阳，汪晖，韩毓海，王彬彬，旷新年，崔之元，王绍光，许宝强，张旭东等；而构成自由主义阵营的则主要是刘军宁，朱学勤，徐友渔，汪丁丁，任剑涛，秦晖等。”世纪之交，两派理论界的捉对厮杀是常见场面，而在当前社会，即便是犄角旮旯里也能看见他们的追随者对掐的身影。其实呢，一个巴掌拍不响，左与右是在博弈中相反相成的，而且我总觉得这两只手若只是互搏实在是愚蠢，多少事从来急啊天地转还光阴迫。

抒情完毕，回到正题。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1931-2007）的这本书该是中国新左派们喜欢的，题目都那么左倾：《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此书源于罗蒂1997年所作的“威廉•Ｅ•麦西美国文明史系列讲座”，包括三讲，分别是“美国的民族自豪感：惠特曼与杜威”、“改良左派的衰落”和“文化左派”。199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时又补了1995年的两篇文章，“社会运动与政治活动”和“文学经典的启迪价值”。2006年三联出的这个中译本虽然有些翻译的硬伤（乔纳森指出把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草译成了救命稻草云云），但读起来还是很流畅的。特别是最后有张旭东的长篇书评，中国新左解读美国左派，让人放心。

我上过美国共产党的网站（http://www.cpusa.org/），感慨地发现大标语写着“为和平、平等、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战”，那党徽一半是镰刀、一半是齿轮，看着真眼熟。CPUSA的党部在纽约的一幢八层大楼里，据说主要是老人和孩子，合法而无害，对国内政治生活的影响微不足道。想美共1919年9月1日成立，最红火的时候有十万党员，如今的数字则是个谜，从1500到15000都有可能——名副其实的一点“星星之火”。不过，美共在一般美国人的心目中还是太左了。罗蒂说：“那些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那些坚信资本主义必然被推翻的人才是左派人士，其他任何人都不过是软弱无能的自由主义者和自欺欺人的资产阶级改良者。”显然，美共是他眼中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者”，而那些自由主义改良者才是真正的左派。他抱怨“要是没有极左思想泛滥，美国左派早就如日中天了。”

为了显示自己根正苗红，罗蒂特别说明了自己的身世，也就是吉特林所说的那种“戴红尿布的反共婴儿”（red-diaper anticommunist baby）。在红色的三十年代，罗蒂的父母一直是美国共产党的忠实同路人，后来因为发现美共受苏共的操纵而与美共分道扬镳，不过依然留在改良左派的阵营中。他的父亲曾因报道工人罢工被捕入狱，家中的许多亲友参与了罗斯福新政的法规制订。还在婴儿时期，罗蒂就被特里林等人“在膝盖上举上举下”，七岁时有幸在万圣节晚会上给约翰•杜威递上三明治。由于很早就听说过卡廷（Katyn）森林大屠杀，他对斯大林绝无好印象。后来罗蒂的父亲支持冷战，与他相关的一个组织接受美国中情局的津贴，这在罗蒂看来顺理成章——“一个人既可以是一个积极的反苏分子也可以是一个好左派”。

在罗蒂的视野里有两种美国左派，“一种是越战前杜威式的、实用主义的和有参与性的左派。另外一种则是代替前者位置的旁观性的左派”。前者是他父母那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改良左派”，在20世纪的前60年筚路蓝缕、戮力以求，通过日常政治参与以期建设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等级的公正国家，希望筑就一个充满希望的美国。在这个左派中，既有“自上而下的左派”也有“自下而上的左派”。前者是那些尽管自己衣食无忧、拥有金钱和权力、却为下层的命运而担忧的人，后者是那些缺吃少穿没钱没势为寻求社会平等而斗争的人。改良左派空前团结，他们坚信坚信***民主机构可以矫正广泛的不平等现象，坚信只要选举合适的政客上台，再制定相关的法律，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合作性的共和政体。可惜的是，越战使这个左派发生了分裂。60年代美国大学里的左派师生认为，越战和非洲裔美国人的处境表明美国是一个邪恶帝国，由于丧失了民族自豪感，认为美国不值得爱，他们声称他们无需对国家负责，应该只对人类负责，做文化世界主义者，提倡文化多元主义，因此，这个“新左派”又叫“文化左派”。

新左不遗余力地鼓吹“革命”，于是与改良左派诀别。但是他们这个“革命”又不是从政治经济体制入手，而是从文化层面做文章，所以远离政治、辞别工会、无视国家，他们在学院里研究“差异政治学”、“身份政治学”、“认同政治学”，抛下马克思而拾起弗洛伊德，辞别社会学系转向文学系。在残余的改良左派关心劳资委员会、全民医疗保健计划、启蒙计划、日托计划的同时，文化左派们在阅读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他们似乎认为，“你的理论越抽象，就越能颠覆现有的秩序。你的概念工具越有气势、越新奇，你的批判就越激进。”罗蒂赞同哈罗德•布鲁姆的判断：许多有前途的年轻文学教师嘲讽一切，无所祈望；阐释一切，无所崇敬。他们把文学研究变成了“又一门沉闷的社会科学”，把文学系变成了封闭的学术死水。文学系变成文化研究系后，文化研究系的本意是从事一些迫切需要的政治研究，但最终可能只教会了学生如何用行话发泄不满情绪。

正因为文化左派的“不参与”，当右翼分子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失败而资本主义是唯一选择时，左派无言以对，因为一向以来，新左派的主要敌人不是一套经济方案，而是某种思想形式或思维方式——诸如“冷战意识形态”、“技术理性”、“男性中心主义”等等，罗蒂嘲笑说“文化左派每年都能提出新名词”。在新左派的弃权之下，右翼的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25%的上层阶级统治着75%的下层阶级，中产阶级岌岌可危。罗蒂建议，左派应该暂停理论研究，努力戒除将问题哲学化的习惯。左派还应该努力调动剩余的民族自豪感，塑造林肯和惠特曼心目中的美国，将社会公平取代个人自由作为国家的主要目标。左派应该重操旧业，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进行渐进式的改革。无论如何，左派必须行动起来，当积极的政治左派。

在《筑就我们的国家》中，罗蒂最引人争议的倒不一定是对那些大牌学者的批评（他们是文化左派最喜欢引用的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和詹姆逊），而是他对民族国家的态度。在他看来，在可预见的未来，尽管民族国家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单位，但它仍是社会福利的保证、社会正义的后盾，甚至是大众政治参与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唯一途径。罗蒂认为，整个20世纪，美国左派与右派的分界线就是左派认为要由国家来重新分配财富，目前在人民的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左派不能再持有超然的世界主义的旁观视角，而必须积极介入国家政治，因为人民的大部分痛苦都可以通过国家的***行为来治愈。这种介入是以重振国家自豪感为起点的，一言以蔽之，在任何时候，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知识分子都应该爱国。

罗蒂一再呼吁重回进步主义时期的左派理想：让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被另外一种信念取代，即美国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由人民管理的共和国、第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在这个国家中，人们的收入与财富公平分配，***不但保证机会均等，而且保证个人自由。倘若如此，美国的民主将是世界民主的样板，因此——至少在罗蒂自己看来身上——爱美国与爱世界并不冲突。

无疑，罗蒂这本书是得罪人的，他讥讽了保守的右派——他们以为美国现行资本主义已经足够好，又打击了文化左派——他们只发牢骚不下针砭，罗蒂是左右不讨好。这境遇与他在哲学界的“叛徒”身份有些类似，他自己坦言：“我的哲学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右派，那么我的政治学观点就在多大程度上冒犯了左派”。 重要的是，虽然美国的学院派以略微左倾为时髦，但是整个美国还是右派保守主义势力最为强劲，罗蒂这套充满理想主义的说辞虽然勇气可嘉、可还是有痴人说梦之嫌。对于中国的读者，此书是既有“启发性”也具“危险性”的，启发性在于罗蒂以“后形而上学思想”为基础的“希望”和“参与”精神，危险则在于如果不能理解其学说的语境毕竟还是自由主义的、有美国长久的民主传统的依托，而是简单搞些国家主义和爱国豪情的“搬运”，那可是真的麻烦了。简单说，美国的左右博弈是在自由主义的场子上，我们的左右博弈则是在社会主义的场子上，很大不同。

“人类先锋也许会迷路，也可能带领我们人类走过悬崖。”罗蒂如是说，我们也不妨这样看待罗蒂。